顾恺之最浪漫的画卷

汉代朝廷豢养宫廷画工，称之为“尚方画工”；不能进入宫廷的民间画工，作画于各州、县厅堂墓室。汉代皇帝“创置密阁，以聚图画”，旨在以绘画“表功颂德”，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即大清朝。汉朝皇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画工的任务之一，就是提供宫女们的画像，皇帝按照所画“召幸之”。许多宫女都向画工行贿，希望将自己描绘得更美些。一则民间传说流传甚广：有一位汉代著名的宫廷画工叫毛延寿，他在宫女画像时，遇见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美人之一王昭君，王昭君未向毛延寿行贿，以至皇帝不仅没有召见她，还将她作为礼物送给前来请求和亲的匈奴的单于。王昭君临行前，皇帝才亲睹其面，发觉王昭君原来“貌为后宫第一”，十分悔恨，追查责任，宫廷画工毛延寿难辞其咎，遂弃用他（也有一种说法是将他处以死刑）。

从这件事看，汉代时，绘画充其量仍只是个谋生的职业，画工的社会地位相当卑贱，即便进了宫廷被封为“尚方画工”，仍仅充当一种御用工具，身份并未因此得到更大的提升。到了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化发生着巨变，其中两个现象最值得关注：一是佛教及其艺术形式的传入；二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异常活跃。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混乱、分裂、动荡的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发展、进入鼎盛阶段的时期。大量佛教石窟的开凿、大批寺庙的建立，使绘画的功能得到极大的扩展和发扬，画工也多了一项新“业务”。政局的动荡使得当时更多的文人选择全身避祸，他们钟情于将佛教原理与清谈玄学合一，作为避世生活的精神寄托。在这个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千古流名的文人，比如，嵇康（224－263年），能诗会画，擅长音乐和棋术；被后世尊称为“书圣”的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以绘画著名、同时也是文人的画家有曹不兴、曹仲达、戴逵、顾恺之、陆探微等人，他们的真迹大多未能留存下来。而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顾恺之在当时的画坛已享有极高的声誉，其画作是他同时代以及后世画家崇敬、摹仿的对象，以致今天的人们可以通过唐代画家的摹本，大致了解顾恺之作品的面貌。

顾恺之（346－407年），江苏无锡人。传说他为人“痴黠各半”，“好谐谑”，“好矜夸”，却又“率直通脱”，正体现了魏晋风度。他出生高贵，曾做过无须承担责任的官员，实际上只是在位高权重者的门下充当“清客”。早年的顾恺之并不耻于与画工为伍，似乎从开始便超脱政治抱负，将人生意义寄托于绘事，二十岁左右已承担佛教寺庙的壁画，成为远近闻名的丹青高手。顾恺之的画迹，见诸唐、宋两朝的官方记载中，但留存至今的仅有四幅，全部为后人摹本，即便如此，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绘画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现存顾恺之的画作，以《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最为著名。

《女史箴图》是顾恺之根据西晋文人张华（232－300年）撰写的《女史箴》创作的，这是一部标榜儒家伦理思想的文章，通过抨击西晋惠帝朝（290－306年）贾后南风的不检点行为，劝诫有身份的贵妇遵守“妇德”。顾恺之参照《女史箴》的故事情节，为皇帝、皇后、贵妃等人物的描绘提供叙事场景和舞台。唐摹《女史箴图》现存九段，每段均题写《女史箴》原文，绘画技法古朴，笔墨秀润，以如诗的语言，展开故事情节，通过人物的动作神态，描述其精神状态和人格。《女史箴图》现有传世摹本两件，一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传为唐代的摹本；另一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宋代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