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改变不好玩的纪念品

“在中国很多的博物馆中你都会看到这样一个情形，所谓的纪念品专柜中，摆放着许多与博物馆根本毫无关系的纪念品，例如从小商品市场‘走’出来但身价翻了四五倍的溜溜球；几乎所有旅游景点旁的小店里都可以买到的手链、编织钥匙链等等。” 北京文博交流馆“博物馆文化创意纪念品开发小组”组长王丹告诉《北京科技报》。

王丹说，这些年来，关于博物馆的抱怨几乎千篇一律，“展览很精彩，但却买不到可心、有特色纪念品”。很多博物馆销售的纪念品，要么就是低档的小商品；要么就是令人咂舌的高档仿真工艺品，前者实在有损博物馆的门面；后者脱离生活、缺乏实用性，因此也鲜有人问津。

2007年7月，北京市政府从文化创意产业经费中拨出100万元专款，委托王丹所在的小组开发各大博物馆的特色纪念品，而由于这个小组原本就位于智化寺中，因此这里就成了首批展品面世的陈列场所。

走进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胡同5号的智化寺，一如往常的幽静。在寺内一座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一边陈列着由“博物馆文化创意纪念品开发小组”历时两年时间为各大博物馆设计的18类181种纪念品，一边是设计师们的日常办公区。

从上午到中午，商店中的客流十分稀少，其中有两个60多岁的妇女，顺路走进来只匆匆看了一眼就出去了。作为这些产品设计师之一的周海荣说，智化寺的客流量本身不大，而且这个产品售卖部是临时成立的，并没有进行特意的广告宣传，因此商店从6月11日开张至今，销售情况基本和原来一样低迷，一个多月的时间大概只卖出了几样产品，但相比较从前而言，驻足观望的人要比以往有所增加。

“这里原本是智化寺的一间茶室，现在临时改造成纪念品商店。”王丹说，这些大大小小的纪念品，价格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最贵的要数为自然博物馆设计的双鱼图案的金饰，售价为4800元，最便宜的是印有古建图案的书签，只卖1元钱。

“中国人对博物馆纪念品的认识，还存在很多误区。”王丹说，在这个临时纪念品商店开张之前，智化寺中只有一个玻璃柜台售卖一些佛教的书籍以及佛教音乐的DVD。“国外很多博物馆的纪念品其实非常大众化，在贴近参观者购买需求的同时，也能与他们的心理或情感发生共鸣。”

几年前，王丹在英国的一家博物馆看到一个拼图形式的纪念品，感触良多。这盒拼图售价仅为一英镑，拼图完成后的图案是3只中国陶瓷花瓶，而在拼图的背面，你会看到这样一段话：“这3只花瓶于去年，被一个因为鞋带没有系紧的游客撞掉并全部打碎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将它们全部修复起来了。”同时，拼图背面还一一印载了花瓶拼接的实际过程以及当时的现场修复照片。“这盒拼图是那家博物馆最受欢迎的纪念品之一，因为这个故事很多游客都争相购买，同时它也是博物馆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提醒游人要小心展品。”王丹说，眼下国内博物馆中缺乏的并不是“拼图”这种产品形式，而是缺乏一盒有故事的拼图，有文化的拼图。“因此此次开发的产品，最首要的目标并不是拓展出前所有未的产品形式，而是注重考虑如何在其中融入不同博物馆的文化与期望表达的内涵。”

“拥有故事和文化，是很多博物馆纪念品成功的前提。”王丹说，香港在这方面也具备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同样是一个书签，在香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这个书签是用博物馆在修复某个古殿时所剩下的木料制成的，小小的商品立刻会变得很诱人。”于是，在此次的设计中，王丹也借鉴了类似的方法。例如一根印有智化寺旋子彩绘的铅笔，“旋子彩绘是智化寺里用于勾画梁的一种图案，在清朝时十分常见，而把它设计在铅笔上可谓恰如其分。铅笔本身就是一个柱体，跟房梁非常接近，能让购买者看到铅笔就联想到古建筑物的彩绘形式，而且方便携带。”

“虽然此次一共设计了18类181种纪念品，但是这些纪念品目前都称不上‘产品’，仅仅是我们改良传统纪念品的一次积极尝试。”王丹说，一个博物馆的“纪念品”如果要上升到“产品”，至少要达到上千种类的规模才可以，而针对同一个主题的纪念品，也应该拥有多种不同的商品形式。例如大英博物馆以揭开了古埃及文字奥秘的“罗塞塔石碑”为主题的纪念品有20多种，包括雨伞、镇纸、鼠标垫等，售价也从几十元至700元人民币不等。“而目前我们设计的产品，很难实现这种系列标准。”王丹说，以智化寺用于演奏佛乐的九银锣为例，“最起码要做成桌旗、杯垫、靠垫、收纳袋等各种形式的纪念品，只有这样，‘九银锣’这个题材才会引发游客的关注与购买兴趣，单纯而零散的商品，缺乏主题，更谈不上文化内涵，销路自然成问题。然而我们有限的经费并不是只为智化寺一处进行研发的，因此最后关于‘九银锣’系列的计划被放弃了。”

当所有的纪念品被研发并制作出来以后，出路却成了王丹最大的难题。王丹说，这次北京市政府拨发的100万元，主要是用于纪念品的创意补助、样品楷模、样品制作，但并没有相关后期的批量投产费用。“现在这家商店中售卖的实际都是我们研发出来的样品，而我们只负责研发，并不负责具体的产品推广。因此这些东西至今几乎没有走进它们原本的博物馆，像等待领养的孩子一样，目前只有首都博物馆一家主动联系我们，打算拿样品回去试卖一下。”

王丹也曾经打算，自己联系生产厂家进行小批量生产，然后适当投放各大博物馆进行一下市场检测。然而要找到一家愿意低价接受小批量订单的厂家，实在难如登天。“原本成本两三元的产品，因为订单小，他们开价都在六七元，而且我们还要额外负担后期的包装费，这样最后只能卖到15元左右，太不现实了。” 王丹说。现在摆放在智化寺的这些样品，如果售完后没有政府资金进行新的货源补给，那么可能只能期待几家感兴趣的博物馆集资进行联合生产。”

然而博物馆本身并不是盈利机构，加之目前实行的免门票制度，使资金周转变成很多博物馆面临的一个难题。于是许多博物馆经营者纷纷选择了风险小、见效快的场地出租、转手承包、代销等方式，使售卖的纪念品没有个性、缺乏创意。

王丹建议，可以参考国外成功的模式。英国尽管有国家财政补贴，但博物馆的门票收入一直是博物馆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从博物馆实行免票以后，英国政府对博物馆售卖各种纪念品的收益，予以税收减免，于是激励博物馆想尽各种办法来制造不同的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