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专家12年绘制 揭秘广州地下的“藏宝图”

广州的地下到底藏着多少珍贵的文化遗存？这个问题令这座城市中的每个人感到好奇，但也几乎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建城2200多年，王权更迭，世象变幻，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广州的城市发展随着历史的大势起起落落，每一代人都在城市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不过这个令人感兴趣的谜题，却有一群极为专业而又孜孜不倦的人在试图破解：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们，便在努力绘制一张广州地下文物的分布图。最初的“考古地图”上，标出了22处“地下文物埋藏区域”。随着新世纪广州城市的迅速扩张，这张地图随之越画越大，时间跨度也越来越长。

今年，这张地图诞生整整12年。

应对基建未雨绸缪绘宝图

“按图索骥”准确度极高

绘制一张“考古地图”的设想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冯永驱介绍，当时广州市一批资深考古专家，以及文化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认为，广州将迎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基建时期，有必要未雨绸缪地对地下文物进行一次系统而全面的扫描，圈定一些文物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重点关注，以尽可能保证地下文物的安全。在这样的前提下，借鉴麦英豪等一大批考古人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城市考古的经验、线索和判断，考古工作者们圈定了22处“地下文物埋藏区域”，并且将之绘制成图。

出于文物安全的考虑，冯永驱并没有向记者透露这22处地点的详细位置。但是记者了解到，除了广州“传统城区”，即东起大东门，西至西门口，北到东风路，南到万福路一带的区域全部被绘入“考古地图”外，其余21处重点区域主要分布在广州“老四区”，以及一些近郊地区，如珠江以北的水荫路、淘金坑、黄花岗、动物园、横枝岗、桂花岗、沙河顶、龟岗、狮带岗，南岸的中大、客村、宝岗、白鹤洞等地，都被列进了“22处大名单”。

这张“考古地图”虽然是当年考古人们面对尚未翻开的“地书”绘制的蓝图，但经实践检验发现准确度极高。仅近十年来，广州就发掘了约2000处墓葬和遗址，勘探面积接近300万平方米，很大一部分都是“按图索骥”的成果，其中不乏入选全国考古年度十大发现的南越国宫署遗址等重大发现。

专家绘图靠的是经验和推理

遥感技术面对复杂地层变“近视眼”

实际上，在不进行开挖的情况下绘制一张地下文物的详细分布图，即使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也一样是一件极为困难的工程。冯永驱举了一个例子，近年有多家国内权威科研机构提出，利用已经相当成熟的遥感技术对广州地下文物进行探测，以摸清“家底”，结果数次试验的结果都不理想，甚至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这是因为，遥感技术在埋藏条件相对单一的情况下的确有不错的效果，但是面对广州这种发展了2000多年的现代化大都市里极度复杂，交错重叠的地层结构，“透视眼”就变成了“近视眼”。

那么在十多年前开始绘图时，专家们凭什么敢在地图上信心满满地画下22个圈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易西兵透露，这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考古人员数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和严谨、专业的学术推断。例如说，广州传统城区东部和东北部都属于山冈地貌，而且这些区域迟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仍有大片荒地，出城门步行大约只需要一二十分钟的路程。这种离城区路途不远、占据着山坡居高临下位置、而又南向珠江的岗地，是符合古人风水观念的“宝地”，往往大量聚集古代墓葬。珠江以南的地下文物集中分布点虽然较少，但客村、宝岗等片区也是不会受到水患困扰的山岗地形，适合作为埋葬的场所。又比如如今“河南”的很多区域，在不过两三百年前还是水域，自然难有人类活动，更谈不上有大规模的地下文物遗存，因而也就不大能列入名单范围。

还有一方面，则是来自分散在各地的基层文物工作者和文物爱好者提供的线索，例如因“南沙人”而闻名的番禺鹿颈村史前遗址，就是出自业余文物爱好者的“报料”。

考古人员巡城“行动指南”

最怕“藏宝图”变“盗宝图”

广州的考古发掘从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是当这张考古地图绘制成形之后，广州却并没有如很多人期待的那样迅速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为什么？

冯永驱解释，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要求，目前我国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对地下文物的发掘仍旧以“抢救性”为主，只有当基建项目可能影响到文物时，考古人员才动手。因此当初绘制这张地图的目的，并非是要拿出一张“挖宝图”，而是为了给未来的城市基建提供一系列参考坐标，以备在基建工程开始之前能够提前介入。考古所30多位考古人员平时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广州城巡查有无新动工的基建项目需要展开考古发掘，这张图就是他们的“行动指南”之一。

因此这幅已经绘制完成12年之久的广州“考古地图”的具体内容至今仍鲜为人知。冯永驱说，他们最怕的就是一不小心，让“考古地图”变成了“盗墓地图”。

近十年考古地图大扩容

先民早有“南下路线图”？

专家透露，“22处大名单”毕竟是10多年前的产物，已经远不能涵盖广州地下文物考古今日的范围。近十来年，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广州考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明显加强，其时又正逢广州城市的大拓展期。原有的城区概念被大大突破，增城、从化、花都、萝岗、番禺、南沙这些当年的“边缘地带”，迅速成为广州都市的“内核”，考古人员们的视野也相应变得更广，覆盖了整个广州市7400平方公里的面积。冯永驱表示，这种“远郊突围”，发现了一系列新石器时期和先秦的文化遗存，虽然数量还不算多，但是却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对于研究广州的文化面貌，与周边的交流等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研究室主任张强禄曾经参与“南沙人”的发掘，又是小谷围“大学城”和官洲“生物岛”的地下考古发掘主持人。他表示，官洲岛已经清理出来的汉代墓葬就有60座，大学城当时也发掘了149座墓葬，其中不少墓葬的规格都相当高，不逊于广州城区。但是对于古人在这些地区的活动，存世资料却非常少。再比如广州先秦遗址多集中在北部山冈丘陵地带，而城区中的遗迹时间则相对靠后，是否说明在任嚣、赵佗等人南下之前，先民们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南下路线图”？

过去很多人认为广州的新城区不如老城区遗产丰富，但仍在萝岗地区进行考古发掘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丁巍却并不认同。根据他的发现，萝岗地区的古人遗迹不但数量大，而且年代早，其中商时期墓葬的发现甚至填补了广州地区考古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