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摹古造假法之：相对克隆成品的辨识

一位书画作者成为一代大师之前，同样需要经历从小蝌蚪到青蛙的蜕变过程。摹古练习自然是学习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功课，成名之后大师用过的练习本就如同姚明穿过的球衣一样令人追捧。有追捧就有市场，市场就如同一块肥肉，在造假这件事上，只要有肥肉出现，不用声张，一群苍蝇自然会蜂拥而至。于是大师们临摹古人的习作也成了造假者们开动脑筋的对象。

从今天起，我要给大家讲一种骗性十足的书画“摹古”赝造术。为了能详尽、深刻地揭示它，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令那些造假者兴奋并将计就计的三种现象：一是随着艺术市场的持续升温及书画收藏人数的骤增，书画名家受到普遍的追捧。那些大师级名家，在许多人心目中俨然已被神化，哪怕是平时鉴赏眼光并不低的人如今只要目光一触及某名家的“大名”就似乎立刻会“盲”然几分，有同行在场时或许更甚。这种由热衷、崇拜、期待、获利包括风险意识招致的“晕”场效应，现在在每个收藏人身上几乎多多少少都存在。二是艺术市场上流通的名家书画作品，必有早、中、晚期之分，有一种名家早期研习艺术时期留下的摹仿前辈名家经典手迹的摹仿性习作，是以“忠实”、“再现”他人笔墨为特点，它不具有当局名家个人典型的艺术风格，与通常的鉴定标准差异较大，而社会上却有不少人很热衷于收藏这类书画。三是个别书画名家到了中晚年创作的成熟期依然有“崇古”癖好，他们把摹仿前辈某名家某作品像的程度如何，视作是自己“创作”能力高的体现。

有上述这三种特定情境，便应运而生出“定单式”的书画“摹古”造假手法了。请注意，这里的“摹古”二字是加引号的，表明其实质多数皆是“谎说、假托或诈称”，少数则是克隆自原来就已客观存在的某件母本。

经初步梳理，“摹古”造假计有“相对克隆”、“绝对克隆”、“改款”与“仿制”四种类型的具体操作法，今天我们先说说其中的“相对克隆”成品。

“摹古”造假中的“相对克隆”非常省事儿，造假者不必煞费苦心地研究某名家一生的创作风格，细节，毕竟这不是名家的正规作品，谁都有可能在临习别人作品时走样，不是吗？因此，造假者只要发现某书画名家曾经在某一时期作过一些摹古类型的某些作品，这些就都会进入造假者的视野。之后，他们会专门针对该名家的具体情况来实施作伪。举例说：书画名家张大千、谢稚柳、于非闇、陆俨少和陆抑非等名家早年均临摹过不少宋、元、明、清存世的经典花鸟画作品，那么若作伪者想造他们的假，就只要去“相对克隆”某件古代花鸟画作品，然后署上诸如“某年某月张大千临某本”之类的款字，或连同原作的题款也可一并克隆下来。总之仅增加一些摹古意思的题字，便就完成了一件“摹古”伪作。以此不算复杂的手法只要凭想象就能做出许许多多的赝品，不仅造假的操作空间大，而且如果真的被质疑时，他们辩解误导他人的理由也会很充分：那是名家们早期的习作嘛，即使和被摹仿的母本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别那也是再正常不过了呀！

此件署名张大千的图（1）成品在拍卖行现身过数次，其母本图（2）也系我们很熟悉的一幅清代画家八大山人的作品《瓶菊图》。论图（1）成品，它笔墨浮浅，缺失严谨度，像是一位初学者作的临摹品，无论如何与擅长摹古甚至骗过多位鉴定大家眼睛的张氏手迹是“对”不上号的。根据画面迹象判断，这一定是某作伪者先临摹了八大山人真迹《瓶菊图》，然后再在画上伪造出一个像是张大千“摹古”的款识。

看罢图（1）和图（2）似乎能让我们明白一个基本道理：辨识“摹古”型的“相对克隆”成品，既要认真审视当局作品的笔墨与造型，又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该名家早年的书画临习习惯。当“双管齐下”地做辨识，就是“对症下药”的最佳鉴定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