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河南博物院尘封历史

日前，为期半年的河南博物院陈列调整基本结束，西翼楼的《佛教造像艺术》和《世俗石刻艺术》两个展览合并为一，东翼楼的《中原丰碑》陈列迁于西翼楼。今后，东翼楼展厅将举办临时展览，而《逐鹿中原——两周中原列国文物瑰宝展》则是河南博物院调整后向社会推出的第一台“大戏”，“大戏”的主角是“文王崛起，武王克商”，主线是轰轰烈烈的西周、东周八百年伟业。

适逢河南博物院建院75周年，会聚晋、冀、鄂、皖、豫五省文物精粹，再现两周时代中原列国缤纷文化，当为今日民族文化之创新提供一份借鉴，几许启迪。

其实，河南博物院就是在借鉴与启迪中诞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齐康踏遍河南的名胜古迹，在登封古观星台找到了天地间飘荡的超然灵感，设计出傲然坐落于郑州农业路的河南博物院——“紫荆山的馆舍毕竟是‘大跃进’年代突击兴建专门用于展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展览馆，其建筑规模、内部设施等都不适应博物馆的要求。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主体建筑严重下沉，墙体破裂，屋顶漏雨，虽多次整修，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确保文物安全，许多稀世珍品只好放在库房里收藏起来，代之而展的是惟妙惟肖的复制品。而根据有关规定，凡展出的复制品都必须注明，观者一看便知其‘假’……”河南博物院研究员周到说到此处，不胜唏嘘。

在此背景下，1991年，国家有关部门与河南省决定共同投资在郑州建设一座国家级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但上世纪90年代初正逢全国基本建设高潮，各设计单位“活”满为“患”，别说招标，就连委托设计，都没人愿意承担。

正当河南博物院一筹莫展之际，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东南大学教授齐康却出人意料地表示愿意承担河南博物院的方案设计，不过他希望基础施工的设计能由河南地方设计单位承担。

齐康院士的代表作有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他之所以愿意把河南博物院的活儿揽下来，是出于报恩之心。齐先生是我国建筑界的老前辈杨庭宝的弟子，杨庭宝与梁思成齐名，在建筑界向有“南杨北梁”之誉，而杨庭宝就是我们河南南阳人。杨庭宝与梁思成均毕业于美国宾大建筑学院，他于1926年设计的天津中原公司大楼（今多伦道与和平路口的百货大楼），被盛赞为“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建筑奇迹”，至今仍是天津市的城标。

为设计河南博物院，齐院士思索用什么样的建筑形式才能充分体现中原文化的特点，怎样才能把中原文化的特点与现代风格完美地结合起来。

当他置身登封古观星台时，顿感如此宏伟的建筑，如此博大的气势，不正是他在苦苦寻觅的中原之气吗？在这种浩浩黄河与悠悠文化结合而生成的中原之气的激发下，齐先生挥笔绘就了凝聚中原霸气的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主体展馆呈金字塔形，整体建筑共有九座，采取中国传统建筑中心对称布局，有九鼎定中原的寓意。它具有东西南北四正向的定位，其四角由四根斜梁互撑，可为四维，整体而论，构成四面八方，体现出易经八卦的特质；金字塔顶，指向北中天，象征中原乃地心天中；金字塔形主体展馆与灵宝黄帝陵、郑州商代小双桥遗址中的祭坛十分相像。河南博物院融民族风格、地方特点、时代神韵于一体，成就了不可争夺的中原之气。

“再也不怕文物被盗了，这样的设计，就是江洋大盗进得来，也休想出去。在向公众开放前，我们专家组试过，你这厢刚拿出香烟想抽，那边广播就吆喝你了，你无论藏在哪个角落，都休想逃过电子眼的监视。”周到说。

“对职工抽烟的惩罚，河南博物院也许创造了个河南之最。”丁福利副院长说，“这儿没有警告、罚款这一说，只要发现抽烟，立即开除。”

一切都在追求完美。《河南古代文化之光》基本陈列本来是想从史前一直延续到明清的，但专家说“虎头蛇尾”，所以这个陈列到宋元戛然而止。

“博物馆是幸存下来的文物的最后归宿”。而一座真正的博物馆往往要历经百年积淀，没有一定量的馆藏，没有著名的镇馆之宝，从传统角度看，不能称之为博物馆，可以说“上百年才可能造就一座真正的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经70多年的积累，馆藏文物达10多万件，文物精品多多，如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新石器彩陶、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在河南博物院的展品中，有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用鹤鸟肢骨所制的骨笛，长20厘米、口径1厘米，一侧钻有7个形音孔，每孔间距基本相等，其中在6孔与7孔之间靠近7孔处另钻一调音小孔。贾湖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古代音乐史。

但谁能吹响8000年前的贾湖骨笛？难道它被发掘出土，再次和世人见面的方式，就应该是静静地躺在玻璃柜的灯光下，连同它飘逝的音乐，永远沉睡不醒？

“把古乐复活，让现代人和古代对话。”作为文物陈列与博物馆功能的一种延伸与探索，2000年河南博物院研究员李宏等策划组建了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艺术团。

经过探索，音色明亮、古朴，有着原始风格的古乐之声已经从贾湖骨笛“散入”现代人的耳鼓。“它有两个八度的音域，并且音域内半音阶齐全。这意味着贾湖骨笛不仅能够演奏中原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的乐曲。”李宏说，“这种实践，让我们清楚了贾湖骨笛在音乐文化中所具有的意义。贾湖骨笛已经具备七音阶甚至变化音级，而与之同时期的其他旋律乐器却处于三声以内的音域范围，而七音阶的产生，无疑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我们的实践，强烈冲击了曾经认定的传统音乐以五声为主干的观点，也让我们折服于史前先民那不可思议的创造力！”

不只是复活了贾湖骨笛，现在复活的音乐文物还有打击乐器（编钟、鼓）、吹管乐器（埙、石排箫）、丝弦乐器（瑟、筝）等，它们保持了传统音乐中“八音”的奇特配置，并从古代乐谱中整理编配了有着浓厚中原特色的古曲，演奏人员的服饰和发型也来源于出土的文物。“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科学严肃的课题，每一步探索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种复原都连接着久远的历史文化背景。”李宏说。

在音乐文物复原与研究的基础上，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艺术团将有形文化遗产与无形文化遗产融会在一起，用传统文化因素创造出一个“逝去的存在”，它的这种形象化、立体化的博物馆陈列形式，“在全国开了先河”。

如今的河南博物院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但辉煌的背后却有着75年的艰辛跋涉。明天我们将把目光投向开封，回眸河南博物院由简陋走向现代、由初创走向辉煌的历程。

20世纪30年代，河南博物馆就曾得到这样的赞誉：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从价值而论，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但这“第二之位置”犹如流星在空中闪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南博物馆的文物大都被运至重庆保存，1949年这批文物又大都被国民党政府运往台湾，而河南博物馆存留于开封的铜器、铁器，在日本占领开封后，又大都下落不明。

历经如此浩劫，至解放前夕，河南博物馆已元气大伤，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文物大馆，几乎走到了名存实亡的边缘。

开封三胜街似乎并不是一条“与时俱进”着的街道，许是“历史的负担”——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馆曾几易其名，本文一般情况下采用现名河南博物院，有时也用河南博物馆等）在三胜街曾经有过的辉煌把它压迫得难以跟上时代的脚步。

在开封这个把东京梦华、都市喧嚣、小城故事与乡镇风貌“烩”在一块儿的奇特城市，三胜街体现的乡镇色彩浓厚得难以化开。“三胜街就在前面，不能行车，你只好走着去找三胜街上的河南博物馆（旧址）了。”出租车司机用手指指三胜街的方向，对记者说。

站在2003年春夏之交的时间坐标上，记者很难想象眼前这充斥着菜摊子、小卖部等的三胜街，就是旧照片上那干净而宽敞，栏杆把门、石狮子把门、军人把门，唯恐生出什么是非来的河南博物院的所在。

行走在三胜街上，费了好大工夫，记者才打听到“新貌换旧颜”的河南博物院的旧址——门前是卖瓜子和水果的地摊，进了院子，穿过泥泞的黄土路，记者看到原来的河南博物院展厅已经被分割成一个个小的空间，改造成为家属院，而在这儿见缝插针地盖起的歪歪斜斜的平房，更渲染着它的零乱，很像一个不怎么样的都市村庄。

“博物馆被分成了家属区和办公区两部分，这儿也就是博物院展厅部分，住的是开封市文化系统的部分职工，而博物院文物仓库被开封市豫剧团占着，要进去看的话，得绕道后街。”住在这里的刘先生说。

记者绕了一圈，始知开封河南博物馆的“宏大规模”——虽不及现今位于郑州农业路上的河南博物院，但与郑州紫荆山的河南省博物馆旧址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开封市豫剧团看门的，是一个正在洗衣服的老人，而看门的一条黄狗，很不友好地狂吠着，极力想挣脱枷锁扑向记者。说明来意后，老人说：“团里的人都下乡演出了，里面没人，你要进去看就去看吧！”

昔日的文物仓库是今日开封市豫剧团的办公与排演之所，看起来是个很美的欧式建筑，高高大大的，但却受了中国四合院建筑的影响，有个很大的天井。几乎所有的屋内都空荡荡的，看不到任何东西。楼道内的地板是木质的，踩上去咯吱之声连绵不绝。

在连绵不绝的咯吱声中，河南博物院研究员李宏说：“要谈河南博物院，得先说新郑的郑公大墓，‘先有郑公大墓，后有河南博物院’，1927年创办河南博物院的目的，就是安顿1923年在新郑出土的郑公大墓的青铜器。”

看来话还得从新郑县绅李锐发现郑公大墓说起。

1923年8月的一天，火辣辣的日头照在新郑县绅李锐的菜园里（今新郑市豫剧团所在地），但煎烤的，不只是豆角、黄瓜，还有他的心。

在菜园里转悠了一圈，也“汗滴禾下土”了一把的李锐，很快就静下心来：天不下雨，只好雇人打井灌溉。

这位县绅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脚下，恬然安睡着2000多年前的郑国之王；他的打井决定，轰然打开的是河南省博物馆事业的大门。

8月25日，李锐雇人打井，掘地三丈，偶得古铜器四件，次日又得数十件，他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取其中一件大型铜鼎和两件中型铜鼎售与许昌的“文物贩子”张庆麟，得800余金。

这事立马就传到了新郑知事姚廷锦的耳朵里，姚劝李停止挖掘，李不从——看来，强龙难压地头蛇。

9月1日，驻守郑州的北洋陆军第14师师长靳云鹗巡防至新郑，闻其事，告知李锐“应该归于公家”，李欣然从命，将其所得20余件宝物交出运往郑州保存。

之后，靳云鹗以原价购回张庆麟所买3鼎，又命人在此挖掘数日，共得器100多件。

新郑铜器的出土，引起全国的广泛关注。1923年9月23日，北洋政府国务院派“教育部部员高丕基、历史博物馆馆员裘善元前往调查采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致电靳云鹗称：“窃以为与其供之于一省，何若供之于全国？与其陈列之于仅供玩赏之机关，何若陈之于万国学者得共研究之学府？”

在此次争夺新郑铜器的收藏中，河南更占有地利与人和的优势。据不完全统计，吴佩孚在9月5日至20日之间，先后5次函令靳云鹗“所有新郑县先后掘出之古物，应悉数运送汴垣，妥为保存”。

9月19日，河南省督理张福来、省长张凤台联名致电靳云鹗：“豫省为吾华古代文化中心，此种古物有历史上重要价值。敬祈饬属筹设河南历史博物馆……”9月21日，河南省议会致函靳云鹗：“闻台座以出地所在，应归河南保存，公道主张，至深钦感，肃此鸣谢。”至此，新郑古物才终归河南古物保存所（即今河南博物院之前身）收藏。

吴佩孚亲派顾问穆佐庭，会同靳云鹗尽数将新郑古物押运至开封，省垣开封“阖城悬旗结彩，表示欢迎，男女塞途，颂扬盛德”，河南省督理张福来、省长张凤台决定将其保存在“地点极度严肃”的“文庙内学生图书馆”，由河南古物保存所所长何日章专门负责，并称将“筹款另建博物馆什袭珍藏，局势必须宽敞”。

1927年6月，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决定将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并入河南大学，7月，河南博物院在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地盘上终于树起了自己的旗帜。

河南博物馆甫一开放，观者空巷塞途，日最高接待人数近4万，1928年全年观众75万余人。

郑公大墓之前，因偶然发现而挖掘的古墓，所得古物几乎都流失欧美、日本等地，留在国内的寥寥无几，其“精者多隐藏售出，而粗者始归公家”是很普遍的。有学者著文指出，郑公大墓的器物基本上得以集中保存……在那个时代尚属首次。在开封的河南古物保存所，因而成为著名的博物馆。

1923年，中国考古学虽尚未诞生，但郑公大墓还是同考古学沾了一些边的，因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曾经到过墓葬现场。时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李济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袁复礼在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的资助下，一道赶到新郑，但大墓挖掘业已完毕，李只在坑内采集了一些人骨。因有盗匪扰乱的消息，他们被迫离去。随后，李研究这些人骨，撰成《新郑的骨》一文，以英文在国外发表。

1929年，李济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团再次来到河南，在安阳主持殷墟发掘。10月21日，河南博物馆馆长何日章自开封赶到安阳，说“奉了上头的命令，要进行殷墟发掘的”。何日章的手下人对跟随李济发掘的董作宾说：“你们赶快收摊儿回家，这是河南的地盘儿，你们外省人怎么能到这儿来挖宝呢？”董作宾答：“我们是中央研究院派来的。任何人不得乱来！”“中央研究院？谁代表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已经给冯玉祥将军写了信，让部队保护我们呢！”“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小屯在我们河南境内。我还知道河南督军韩复榘有令，要挖宝，我们自己来！”

董作宾一行挡也挡不住，眼看就要兵刃相见，这下惊动了安阳的县长。这县长一看情况不妙，只得站在双方之间，左说右劝，不敢偏袒。董作宾一行仗着有中央研究院作后盾，加之对殷墟考古负责的精神，自然是一步也不相让。何日章依仗自己是河南人，又有韩督军的手令，也是越说越上劲。当时，董作宾住在安阳十一中学，何日章也带人住进了十一中学。争执双方相持不下，只好各自给上司发了电报，争取支持。

第二天，李济与董作宾匆匆赶回北京，紧急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傅斯年来河南进行调解，事后还风趣地说：“为了这件事，我把鼻子都碰瘪了。”考古组的负责人李济也说：“这件事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也就做不下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也呈请国民政府，并奉当局的命令，打电报给河南省政府，请求保护中央研究院的发掘工作。

双方最后达成了几条协议，矛盾才平息下来。

而事件的起因，据说是“中央研究院不遵协定，潜运（古物）出（河南）境”。按照先前商定的协议，所发掘的古物应暂存在安阳的一所中学，而据该校校长说，中央研究院把掘出器物潜运出了河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开始的考古发掘，标志着我国近代考古的正式开始。而河南省政府派河南博物馆馆长何日章组织的一支发掘队，也于1929年在小屯发掘两月有余。

1929年底，部分殷墟文物运至开封，大大丰富了河南博物馆的收藏。考古学家关百益从馆藏殷墟文物、新郑铜器等入手，研究考证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陆续撰成《殷墟器物存真》、《殷墟文字存真》、《新郑古器图考》等著述。

1930年底，关百益接任馆长。之后，河南博物院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还是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更上层楼。

1934年、1935年，先后征集来的大量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又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13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都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这个时期，博物馆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的九柄玉如意等；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河南博物馆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河南博物馆选送部分精品至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引起轰动，被誉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自价值论，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其展示的反映商周时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青铜器物，更是震惊了世界。

就在河南博物院阔步前行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为确保国宝安全，使之免遭日寇劫掠，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经河南省政府同意，河南博物馆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其中含新郑郑公大墓、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等地出土的铜器34箱，运至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内，国民政府外交部函照法国驻武汉总领事，请其对暂存租界的河南古物加以保护。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亦无安全保障，几经商议，河南省政府再次决定，将存放于汉口的文物辗转运往重庆，“撤退途中，频遭日本飞机轰炸，一路险象环生，着实为一次险恶之旅”。至重庆，中央大学租借磁器口之校舍给河南博物馆，以存放河南古物。中央大学校长罗家纶向河南博物馆声明，河南存渝古物“将与本校财产同等看待”。抗战期间，河南存渝古物由河南博物馆张克明等监守。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不久内战烽烟又起，河南存渝古物一直没有机会回归河南。重庆解放后，河南存渝古物皆由人民解放军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封存，贴有封条的包装箱，至今仍保存于河南博物院。

但这些只是河南存渝古物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河南存渝古物已于重庆被攻克前两日被国民政府抢运到台湾。由于解放军迅速抵渝，封锁飞机场，才使得运送第二批河南古物的飞机未能起飞。而被抢运到台湾的河南古物，商得在台豫籍人士的同意，悉数转藏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成为该馆开馆之基，镇馆之宝。“国立历史博物馆”的自我介绍是——“位于南海学园荷花畔的历史博物馆，为大台北地区除‘故宫博物院’之外，一座以收藏、展示中原文物为主的公立博物馆；收藏近5万件文物，以接收的自河南博物馆迁台文物及日本战后归还的古物为主。若以时间划分，上至殷商下至民国，前后跨越3000多年；由地域分野，以黄河流域汉文化区出土的古物为主，台湾早期文物居次，其他地方的宗教、民俗器物也有；从材质区别，包括铜器、玉器、陶器、瓷器、书画、中国文字史料、工艺品、古钱币、宗教文物和民俗文物等十大类，其中以古钱币的藏量最丰，河南出土的青铜器和唐三彩最珍贵难得。”

1993年，台湾成立河南古物清查小组，1997年清查工作结束后，出版了《河南省运台古物图录》及《甲骨文专集》。

1950年，河南代表会同文化部代表共赴重庆，接收河南存渝古物。文化部代表挑取新郑、辉县出土的青铜器51件调往北京。这些文物后分别为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至此，新郑铜器分散为三地四家收藏——河南博物院、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

1994年，深圳市博物馆与河南省文物局联络，请文物局援助部分文物充实其藏品。在预选的文物中，有新郑新出青铜器窖藏中的部分青铜器。曾经受同出器物离散之苦的河南博物院，不忍心再看到新出土的成批文物再次被人为分散，乃从已经离散的新郑铜器中选出与预选器物近似的铜器两件，调往深圳市博物馆。

至此，轰然撞开河南省博物馆事业大门、并凝聚了那么多人心血才得以留存河南的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已分散在两岸四地五个博物馆中，各博物馆所收藏的数目分别为：河南博物院56件、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21件、北京故宫博物院18件、中国历史博物馆5件、深圳市博物馆2件。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其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等下落不明。

至解放前夕，历经浩劫的河南博物馆已元气大伤，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文物大馆，几乎走到了名存实亡的边缘。

开封沦陷后，把河南博物馆推上中国博物馆“第二之位置”，因替河南博物馆揪心而舍不得离开河南博物馆的关百益，20世纪60年代被打成“汉奸”，理由是他不该在日本占领下的河南博物馆工作。

20世纪80年代，关百益得以平反昭雪。

1953年，依据中央精神，元气大伤的河南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博物馆。

2003年的春夏之交，记者在开封市三胜街河南博物馆旧址，还能依稀看到那锈迹斑斑的铁牌上残留的“河南地志博物馆”字样。

历经浩劫，几乎名存实亡的河南博物院是怎样起死回生的？明日请看《风雷激荡紫荆山》。

1961年，河南博物院在河南省省会从开封迁至郑州的数年后也迁入郑州，结束了它的“开封时代”。

河南博物院似乎很善于“借壳上市”。

在开封，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7年6月并入河南大学，7月，河南博物馆就借其“壳”亮出自己的大旗；在郑州，1958年由各单位捐资在紫荆山兴建的用于展示“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河南展览馆，因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而展览难以为继，于1961年“禅让”给有着厚重历史的河南博物馆。河南博物馆也因此而在河南省省会从开封迁入郑州的数年后，结束了它的“开封时代”。但自此的20多年中，河南博物馆也多了想“省”也省不下去的“省”字，更名为“河南省博物馆”，直到1998年迁至郑州市农业路更名为“河南博物院”，而成为国家级博物馆。

展示“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河南展览馆本身就是一项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有些乡下不识字的农民到郑州，常把河南省博物馆当成省委的‘衙门’。”河南博物院原群工部负责人张美荣说：“我只有不厌其烦地对农民兄弟讲，这儿不是省委，是河南省博物馆，但有的人就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并反问我：‘除了省委，谁能有这么好的门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紫荆山附近可不像现在这般热闹，那时河南省博物馆与黄河展览馆“隔花（紫荆山百货大楼的地盘在当时是个荷花池）相望”，附近更没有什么大楼，更别说立交桥了。张美荣说：“晚上加班后，我都不敢回家，家里的人要打着手电筒来接我，其实我家离博物馆很近，就在纬一路原河南日报社对面的省委统战部家属院，但河南饭店段的花园路及河南日报段的纬一路那时黑灯瞎火的，晚上没有一个人，挺吓人的。”

河南省博物馆继承了河南展览馆的家业，也继承了展览的“毛病”。那时基本陈列不多，临时配合形势的展览很多，“经常加班，干到晚上12点，发盒7分钱的饼干就让人高兴得不得了！”张美荣说，“杨水才展览、焦裕禄展览、林县红旗渠展览等，我们都搞过。”

打击地富反坏右及犯罪分子的公安展览最吸引人。有次搞公安展览，省公安厅的杨科长在博物馆负责协调布展，他对博物馆的人说：“我在这儿，你们的文物保险了！”但就在公安展览撤展的当天晚上，一个淮阳县的盗贼伸出了黑手。

这个盗贼在当天下午看完公安展览后，从博物馆南二楼上边没有完全封死的楼道口下滑至锁着的一楼楼梯间。晚上，他打破玻璃，偷了5件文物后，掰开一楼南面窗子的铁栅栏，这时天已经快亮了。那时博物馆一楼南侧是块苹果园子，从博物馆逃出来的这个盗贼，在这儿迷路了，找不到大门，他就瞎转，结果转到了家属院。早起的人见到这个背着麻袋的人瞎转，以为他是偷鸡的（那时有人在院子里喂鸡），就叫来保卫科的人，把他交给了派出所，而他背的那个麻袋，则暂时放在了博物馆的传达室。

博物馆的一位丁姓家属出去买早餐，在传达室和人唠嗑时，无意间用脚踢了麻袋，叮当响，打开一看，是文物！

后来，这个盗贼被判处死刑。

博物馆开始没有保卫科，不管男女，只要是60岁以下的，都得轮流值夜班，一晚上5角钱，不让谁值班，谁还不乐意呐。

但“盗不单行”，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夜晚，一群来自南方的大盗进入了博物馆。报警系统响后，值班员围着博物馆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转到大门南侧时，忽然有人指着南二楼的窗子大喊：“坏了！你看窗子的钢筋被扭到两边（后来知道，大盗们进去之后，把钢筋复原到原来的位置，走后自然就不管那么多了）。”

这次丢的是比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莲鹤方壶稍小一些的双龙方壶，是解放后出土的，和莲鹤方壶的出土地点一样——都是新郑。后来，案子是破了，还毙了人，是湖北监利的，但双龙方壶已被香港的阿毛买走，而阿毛到底是谁，没有查出来，双龙方壶至今下落不明。

丢失的，我们感慨万千；但得到的，同样值得我们回味——

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高楼与小院杂陈的张寨南街愈发显得狭窄、短小。说是街道，其实它更像个胡同儿，虽然距西南面的郑州市百货大楼也就几百米，但看上去还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村庄。

在这条南北走向的街道上，就是正午，太阳能够照到的地方也不是很多。街道的北头有那么三四十平方米的空地，杜老汉和几个老人聚在那儿聊天。

谈起29年前这儿挖出“宝贝（铜鼎）”的事儿，有的老人说他们只是听说过这事儿，但杜老汉说了个八九不离十：“是俩香炉的事吧？满身都是绿锈！挖防空洞挖出来的，我去看了，好吓人，怕是死人的，赶紧跑出来了。”

杜老汉说铜鼎是香炉儿，也是没错的。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鼎类祭器应用面越来越广，并逐渐流行于社会，进入寺庙，以及民间重大的祭祀活动中。这类鼎，又成为供奉神灵和祖先的“香炉”，其中以明代的“宣德炉”（铜鼎）最为有名。而在寺院里，用铜鼎作香炉就更为普遍了。

而杨育彬研究员说起发现铜鼎情况，就像讲昨天发生的事儿似的。那是1974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下着小雨，有人跑到河南省博物馆，说群众在杜岭街、张寨南街附近挖防空洞，挖出了文物，“我们去了好几个人，到那儿后，发现了一对大的铜方鼎，其中一个铜方鼎中间还放了一个铜尊。这两个方鼎非常重要，一个高1米、一个高86厘米，就是到现在，它们还是我国商代早期最大的铜方鼎！这个发现证明，郑州商城应该属于王都一级的，因为这一定是商王用的东西。”

“我们要把发现的位置在图上表现出来，但防空洞挖得很深，这地方距地表将近6米，我们不知道这两个鼎在地面上的位置。大伙说，咱们就按防空洞的进口来测，结果测来测去就找不着，因为上面还有房子和其他东西，最后没有办法了，就用探铲钻，平常钻探都是往下面打，这次是从下往上打，打到地面上后，发现其在一家住户的大衣柜的底下。郑州可以说遍地都是文物，说不定你的房子底下，或者你的床底下、你的大衣柜底下就保存着很重要的文物！”杨育彬说。

“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杜岭铜鼎的发现，对20多年后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认定郑州乃商代开国之君成汤都亳之地，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杨对于这一结论持谨慎的保留意见。

20世纪60年代，为配合“河南古代历史陈列”，河南博物院研究员许顺湛、周到及河南日报社文艺处原处长、《志愿军英雄传·黄继光》的作者余昂在河南日报上开了个《中州古人》栏目，招来横祸，被打成“河南三家村”，而陈列则被诬为“歌颂帝王将相”，周到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戴着1.4米高的大帽子游街，上写“河南小吴晗”、“漏网大右派”，而红卫兵把许顺湛抓起来，问他：“是不是反党？”许答：“不是！”一顿皮带抽打，再问：“是不是？”许答：“是！”红卫兵又问：“为什么是了？”许答：“你打我了！”

就连焦裕禄、岳飞、陈胜吴广等展览也被查封，理由是焦裕禄谁都救济，宣扬的是“人性论”；岳飞忠于皇帝，12道金牌说召回就召回了；宣扬陈胜吴广起义，则是趁自然灾害煽动农民起义。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占尽地利的河南博物院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还是恢复了元气，其收藏的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器瓷器，享誉世界。

河南博物院之紫荆山时代承上启下，功勋卓著。2003年5月16日，这块风雷激荡过的热土虽然转手商家进行新的开发，但人们不会忘记河南省博物馆事业在这片土地上走过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