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背后的故事

名碑失踪成千古之谜

碑林名碑中曾有过一些“匆匆过客”，一段时间曾有记载，后来便不知去向，至今不知归宿何处。为什么碑林没能留住它们，至今仍是一个谜。

米芾《天马赋》为《关中金石记》所录，标之为宋元奉三年米芾行书，注明为明代人摹刻。同为毕沅所著的《关中胜迹图志》卷六《国子监》条下述及当时碑林，所列碑目中也有此碑。另外乾隆本的《西安府志·金石志》（毕沅监修）、嘉庆本的《咸宁县志·金石志》也都录有此碑，均说在碑林，此后便无人再提及此碑。民国三年（1914年）的“碑林碑目表”及后来的《陕西金石志》等数种碑目均未著录。

张旭的《草书心经》最早见于《碑刻拔萃》，其《唐草心经》碑目下写明张旭，此前碑林中有明成化年间知府孙仁从百塔寺移来的《草书心经》，《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对这两种草书“心经”都录，其“心经、肚痛帖、千文断碑”条下注“均张旭草书，无年月”，并称“右三石均在西安碑林”。张旭的《草书心经》最晚见于民国三年（1914年）《碑林碑目表》，但此后便下落不明了。

清乾隆年间的《雍州金石记》著录了最早入藏碑林的两方唐墓志，以后也下落不明。《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著录的碑林中隋唐墓志12种，到了民国三年的《碑林碑目表》中，只剩下10种，现在仅存9种。路远的《西安碑林史》分析说，这些失踪的珍贵碑石“很可能都是被那些有金石之癖的权势者窃为己有”了。如《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所录的12种隋唐墓志之一的《李郴夫人宇文氏墓志》，就是被曾任陕西巡抚的端方离任时带走的。

于右任为西安碑林捐碑最多

1937年西安碑林整修工程竣工时，于右任曾题写“西京碑林”的匾额，悬于碑林大门之上。于右任一生酷爱金石，留心搜集古代碑刻，尤其对清末民初洛阳地区出土的各代墓志情有独钟，他与同样酷爱金石的原陕西省靖国军副总司令张钫曾有默契，凡得北朝墓志，归于右任；凡得唐代墓志，归张钫。后来张钫搜集到唐墓志千余方，运回故乡河南新安县铁炉镇其私宅“蛰庐”建成“千唐志斋”。于右任搜集到200余方北朝墓志。这些墓志中有七对夫妇的墓志，于右任便以“鸳鸯七志”为其斋名，其藏石便称“鸳鸯七志斋藏石”。这批墓志绝大部分出土于洛阳邙山，是他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陆续收集的。起初他曾想将其运到陕西，因当时铁路尚未通至西安，便先运到北平，保存在西直门内菊儿胡同一座旧王府的后院内。1935年，平津受日军威胁，于右任委托杨虎城设法将藏石运回西安保存。这年冬天，杨虎城派马文彦赴北平，将这批墓志用火车运回西安。1936年又将从南京、洛阳收集的另一批碑石运回西安捐归公有。1938年3月，这两批共387块碑石运入碑林安置，正好弥补了碑林唐以前的碑刻很少的缺项。抗战时期为躲避日军空袭，“鸳鸯七志斋藏石”291块被埋藏于碑林院内，1947年秋天全部挖出陈列于展室。

14块明清古碑仍埋藏于地下

碑林所在地为孔庙，拥有37种与西安碑林、文庙及府县三学历史有关的记事碑文，其中至今仍立于碑林者19种，1953年由陕西省博物馆掩埋于碑林院内的石碑有14通，基本上都是明代以后重修文庙和府县三学的记事碑。据碑林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陈财经介绍，这批碑石就埋藏在石刻艺术室门前的草坪下面，它们年代不算很久，比起其他名碑来说文物价值要差一些，埋藏于地下更有利于保护。另外，在大院三座石门里的两侧碑亭旁边也埋藏着几通碑石。

碑林里总共有多少碑石？馆长高峡介绍，碑石总数为3500余块，展出的仅1087方，只是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堆积在库房里，没地方陈列。其中包括柳公权书写的楷书名碑“大唐元观钟楼铭”，1986年在西安出土后，一直未能对外陈列，虽属国宝级文物，只能躺在库房里。库房不仅潮湿、保管条件差，面积也很有限，有些石刻只好堆放在院子里或走廊下，风吹雨淋，极容易风化，对保护文物相当不利。

前不久从华县征集了200方墓志，也存在库房里没地方陈列。馆里正筹备在馆东侧新建一座大型石刻陈列室，到时候可以展出一部分墓志，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随后，笔者到东院库房周围实地查看，果然库房外面到处摆放着石碑、雕像、石棺等大量文物。什么时候它们才能找到理想的归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