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汉墓发掘秘闻

作为“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满城汉墓的发掘,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近40年,但关于那发掘过程中的惊险和神秘,至今仍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确实,在“文革”烽烟正浓中进行如此重大的考古发掘,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即便发掘出珍贵的文物也时刻都有遭受毁灭的危险。不过,发掘被埋藏在坚硬岩石中长达2100多年的这座汉墓,虽然是在非常状态下的一个偶然发现,但它的发掘却非常成功。那么,在那种特别政治气候下,满城汉墓的发掘为何能够得以顺利进行呢?

国防施工出惊险

1968年5月,解放军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悄悄地开进了河北省满城县,他们将在县城西南一座海拔只有200余米的孤山上执行一项秘密的国防施工任务。

5月23日下午三时,当机电12班的战士们在一个距离山顶30米处朝东地带打眼放炮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因为这次放炮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许多碎石头。对于这一奇怪现象,战士们决定上前看个究竟。不料,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突然感到双脚还没站稳便失去了支撑,随即身体也随着刚刚崩起的碎土石渣猛然往下沉去,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整个人便已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里。黑咕隆咚的山洞中,伸手不见五指,彻骨的凉气袭人周身,特别是一股十分古怪而强烈的气味扑鼻而来,让人心生胆怯,毛骨悚然。好在这名战士倒也胆大,他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稍稍稳了稳心神后,便急忙朝透着微弱光亮的地方爬去。不一会儿,这名战士便看到班长正带领几名战士也爬进了洞里。

当他们打着手电走进洞里之后,才发现地上散落着许多凌乱而腐朽的木料,以及许多造型奇特而古怪的铁器、陶器和青铜器等,这些都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器物。好奇心促使他们顺着洞穴继续往里走去,没想到越往里面空间越大,而且地上散放着大大小小、样式古老而数不清的生活用具。这时,一个老兵说:“我们可能挖到古墓了!”经验丰富的班长应道:“对,这肯定是一座古墓,我们必须立即向上级报告。”战士们也随声附和并大声议论着。这时,班长又命令说:“我们必须保护好现场,不能向任何人泄露!”然后,他们选取几件自认为有代表性的器物爬出山洞,随后又将洞口重新封堵,并进行了巧妙的伪装。临离开山洞前,细心的班长还留下两名战士作为隐蔽哨,对洞口实行严密的监控和保护。一切安排停当后,班长才带领战士们返回连队,并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

班长的这一汇报,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一天后,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情况报告和战士们带回的几件文物,便摆放在了河北省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在战士们带回的四件文物中,除了三件镏金的器物底座外,还有一件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青铜器,这使省领导和省文物部门的专家们感到了这一事情的重大性。因为“中山”指的是中山国,而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中山国,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鲜虞中山国,另一个则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而且两个中山国的属地就在今日河北保定地界。不过,无论是属于哪一个中山国,至少说明这座古墓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无疑将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

周总理的特别批示

随即,河北省有关部门一面秘密派出考古专家郑绍宗、孙德海和政府工作人员张天夫、杜荣泉四人前往现场探察,一面向中央有关部门拍发加急电报进行汇报。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非常时期,任何的细小疏漏都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政治灾难,所以河北省有关领导不能不谨慎行事。

确实,据郑绍宗先生后来回忆说,他们在前往河北满城古墓现场的途中,由于当时社会情况较为复杂,几乎每走一段路就有人拦查,因为他们是乘着军车并在军队的护送下,才得以安全到达满城的。到达满城时已是傍晚时分,郑绍宗等人在暮色苍茫中发现,满城陵山像是一把硕大的太师椅,而古墓就坐落在“太师椅”的环抱之中,它背靠陵山,前倚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正所谓是中国古代帝王最为看重的一块风水宝地。

进入墓洞后,专家们都不由地惊呆了。他们首先走进的是长达30米的南耳室,其中除了摆放几辆战车和供国王乘坐的安车外,还发现有十几具陪葬马匹的骨头,而所有马匹的身上都配有金光闪闪的马具。郑绍宗拾起来仔细看后,惊喜地对大家说:“从工艺上看,可能是汉代的器物,这简直是无价之宝!”(对于郑绍宗的这种推测,几天后郭沫若根据他们的情况报告,特别是器物上那“中山内府”的铭文予以确认。同时,郭老还明确指出这应该是西汉景帝时所立中山国内府所藏器物,从而断定这是一座汉代古墓。)听到专家这样解说,人们又兴奋地走进了北耳室,顿时一股诱人的陈年酒香扑鼻而来,面对地上摆放着约有数百件大酒缸和彩绘酒壶,以及石磨盘和许多陶罐等器物时,人们不得不相信这里应该是一个大酒房。而由于陶缸表面有许多很小的石钟乳,据此专家进一步推测说,这种钟乳石的形成应该在千年以上,也就是说这座古墓至少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在高达7米的中间大厅里,人们看到了琳琅满目的青铜器、漆器和医疗器具,特别是地面上一根长约两寸的金针,不仅熠熠生辉,而且工艺也十分精巧,这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通过细致的察看,人们还发现了在中室西南处有一个尚未打开的后室,想来那应该是墓主的棺椁所在地了。

了解了古墓的基本情况后,专家们连夜赶回并向省领导作了汇报。随后,河北省又奉中央之命派专人前往北京,通过中央办公厅直接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汇报。对于河北满城发现巨大汉墓这一情况,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十分重视。1968年6月1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当天下午到达北京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间隙,在二楼休息厅里向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说:河北满城县发现了一座很大的古墓,这件事十分重大,由你们负责办理,并请尽快拿个意见给我。郭老听到这个消息,也感到很兴奋,第二天便给总理写了封信:

总理、伯达同志:

关于满城县发现古墓事,我和考古所同志们商谈后,初步拟定三位同志(名单见附件)前往了解情况并作进一步的发掘计划。请指示,并通知满城负责单位,以便前往联系。

又据考古所的同志们反映,河北省文化局原有工作队,在保定市,文革前有二三十人,现况不明。如该工作队今尚存在,似可就近调往工作,并此附闻。

专此,顺致

革命的敬礼

郭沫若一九六八.六.十九

三天后的一个中午,郭老便收到了周总理批示“同意”而退回的那封原信。同时,还附有一封总理写给时任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和副政委陈先瑞的亲笔信。周总理在信中写道:满城古墓的发掘清理工作全部由北京军区根据郭老的意见办理。对于周总理的指示,郑维山没有丝毫的懈怠,于6月24日郑重宣布:考古队由保定到满城的车辆及其他物资保障全部由军队负责,军队将对考古安全工作给予最强有力的保护。此外,军事施工工程完全服从于考古发掘工作的需要。

军事警戒下的神秘发掘

为了确保这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考古人员和出土文物的安全,考古工作队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管会和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联合组成。一切准备就绪,考古工作队于1968年6月27日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开始进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的陵山“军事禁区”。于是,20世纪中国一次极为重大的考古发掘活动,在当地驻军极其森严的军事警戒下开始了。

参加这次考古发掘的,除了最先到达现场勘察的河北省文管会的郑绍宗和孙德海等专家外,还有当地驻军文化干事张祖流率领的20余名战士。当然,中国科学院也派出了精兵强将,那就是郭沫若院长亲自点名的王仲殊、卢兆荫和张子明三人。为了保护这些专家在考古发掘中的生命安全,在考古队从当时部队打通的那个洞口进入古墓之前,张祖流就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那就是由一名排长率领三名战士走在最前面进行探路,中间则是考古队专家,而跟在后面的除了应急的军医和防化兵外,还有几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担负着护卫任务。

考古队员从洞口一进入古墓,就强烈地感觉到一阵阵阴冷而夹杂着腐烂气味的湿气扑面而来,而头顶上也不时地滴落下冰冷砸人的水滴。队员们沿着墓道小心翼翼地蹒跚前行,这不仅是为了防范不可预知的危险,还担心碰坏满地皆是的古董文物。在不知不觉中,队员们感觉到墓穴是越来越深,且空间也是越来越大,这不由使考古队员们大为惊讶和赞叹,因为他们都不曾见过如此巨大的崖墓。突然,队员们被一片闪动的亮光所吸引,走近跟前仔细观看,那竟是一组摆放得有些凌乱的金银器皿。虽然摆放凌乱,但其数量品种之多,令人眼花缭乱,而精湛巧妙的工艺,更让人叹为观止。穿过中心甬道,队员们来到了北耳房,那里面除了摆放着十几个高大的酒缸外,还有无数个小陶罐类的酒具。

当然,对于有经验的考古专家们来说,他们知道这些都是墓主人的随葬品。那么,存放墓主棺椁的后室在哪呢?对此,考古队长王仲殊果断地说:“从中间找。”果然,当队员们穿过中间大厅后,终于在最里面的石壁上找到了一堵石门。这堵石门不仅被黏土牢牢封死,而且外表还伪装成黛青色石壁,简直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队员们经过紧急磋商后,认为这堵石门后极有可能就是存放墓主棺椁的古墓核心之地———后室。

专家们经过一番细致勘察后,终于发现在石门的上门楣与石洞之间有一个极不起眼的细小缝隙,便认定这里可能是进入后室的通道。于是,几名带着钢钎、铁锤的战士来到了石门前,在专家们的指点下,有经验的班长终于选定了下钎的最佳点,而随着铁锤撞击钢钎的叮当声响,石门终于露出了一个仅能容纳一个人进出的长三角形小洞。就在门洞被凿通的那一瞬间,一股强烈的气味喷涌而出,队员们急忙戴上携带的防化兵专用的防毒面具,以免有毒气体致人伤亡。待到毒气散尽之后,专家们决定进入后室探察究竟,而到底由谁首先进入这个莫测之地呢?

对此,考古队的专家和负责护卫的解放军官兵发生了分歧。首先,专业考古队员们心里明白,封建帝王为了防止有人盗墓,往往在墓室最后一道石门里安装有置人死亡的暗器机关,所以主张由他们派人进入。而解放军的干部战士则认为,要躲避暗器伤人他们比专业考古队员更具有经验,说着几名战士便争先恐后地要往洞里钻。正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张祖流将预先挑选好的两名精干士兵领到了石门洞前,并在他们的肩膀上拍了拍,然后两名战士便精神抖擞地先后爬进了石门洞里。目送着两名战士进洞,大家都不由地屏住了呼吸,把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不一会儿,当两名战士安然无恙爬出洞口时,大家又都欢呼起来,纷纷迎上前去。当然,墓室里的情况也真相大白:这正是陵墓的核心———后室。

两名战士探察后,又有三名发掘人员进洞详细勘察,从而得知后室石门不仅用巨大条石从里面顶住,而且石门内外也都用黏土封死,中间是由数十厘米厚的铁水浇铸而成。在考古专家和领队干部们的指挥下,战士们先是将石门内外的黏土剥离去除后,发现这石门竟是由整块汉白玉石制作而成。石门虽然显露了出来,但并不能被轻易地打开,因为石门里面还被一根巨大的条石横闩住了,而当战士们再次爬进石门里撤掉条石后,石门依然是纹丝不动,这让战士们大为诧异。这时,一位考古专家指出,在石门的某个部位肯定安置有一个门闩之类的东西。果然,人们经过一番仔细查寻后,发现在石门内的中下方对着门缝正中的地面上,有一个顺东西方向的石槽,而石槽内安装有一个长方形铜质带轴的暗闩,而当考古人员把这个暗闩按下去之后,外面的人再用力往里一推,巨大而笨重的石门竟灵便自如地被打开了。就在石门被打开的那一瞬间,还没等队员们打开聚光灯,室内就闪射出一束束金黄色的光亮。一阵短暂的窒息过后,队员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惊喜和激动,由衷的赞叹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因为大家的心里都明白,这至少是一座还没有被盗掘过的古墓。

古墓的内里结构既然搞清楚了,接下来就是细致而艰辛的文物发掘和清理工作了。清理古墓内遗物的顺序,基本上是按照河北省考古专家郑绍宗等人第一次进入古墓的顺序,即前室、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的顺序进行的。鉴于后室所埋藏的文物最珍贵、最重要也最丰富,特别是人们最为看重的那副完整的金缕玉衣也是在后室中所发现,现就从后室发掘金缕玉衣的情况作一介绍。

古墓的后室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石屋,南边还有一个侧室,而在后室北侧巨大的石棺床上,当考古人员除去表层朽木灰烬等杂物时,偶然发现了几块散落的玉片。于是,几名考古队员加快了清理工作的速度,可谁也没有想到,一件用金丝和闪亮青玉片连缀而成类似铠甲状的葬服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见状,人们都不由地“哎呀”一声,表示出异乎寻常的兴奋和惊喜,因为当时参加古墓发掘的考古人员,即便是从事考古工作多年的专业者,也不曾见过如此奢华的葬服。另外,虽然在《史记》和《汉书》中有关于汉代帝王、诸侯死后穿用金、银缕玉衣入葬的文字记载,但人们并不曾亲眼见到过实物。当然,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许从有关文物报道中得知,旧中国考古人员曾在邯郸王郎村发掘一座西汉古墓中出土过玉片,但当时解释为《墨子·节葬篇》中“含珠鳞施”的意思,与如今出土“金缕玉衣”葬服的意义截然不同。特别是古墓中出土如此完整的“金缕玉衣”,这不仅是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次,也必将引起世界考古学家们的震惊。

“金缕玉衣”被发现之初,由于后室房顶坍塌而将玉衣压成了扁平状,所以并没有发现成形的尸体骨骼,这使当时的一些考古队员对玉衣内是否有尸体产生了怀疑。那么,这位高贵的墓主尸体到底在哪呢?(对于这个问题,即便后来郭沫若院长上山时也不曾解释清楚,直到后来考古人员在室内整理玉衣时才明白,原来墓主尸骨已经腐烂成粉末。)不过,即便当时没有发现墓主的尸体,但专家们依然可以初步断定这是第一代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墓。原来,专家们根据“金缕玉衣”葬服规格,以及一件青铜器上刻有“中山内府铜钫一,卅四年”字样的铭文,得知西汉中山十世国王中仅有第一代靖王刘胜在位时间超过30年,而初步断定满城古墓应为西汉第一代中山国国王刘胜之墓。

郭沫若上山点新墓

1968年7月20日晚上,当75岁高龄的郭沫若在北京得知满城古墓发掘出“金缕玉衣”的消息后,兴奋地要求中央能安排他前往发掘现场予以证实。第二天,当中国科学院向中央办公厅请示时,中央对于郭老想到“文革”重灾区保定满城古墓的想法十分重视,不仅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批准,周恩来总理也亲自予以安排,并指示有关部门说:郭老可以去,但要加强警卫工作,绝对保证安全。于是,7月22日在北京军区副政委黄振棠的陪同及军队的严密护送下,郭老终于穿过“文革”烽烟滚滚的北京和保定,车辆直接驶向了满城古墓的发掘现场。当然,对于郭老获准将来到满城古墓考察的消息,考古队和当地驻军也都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不仅将古墓内诸多重要文物留存原地,等待郭老考察、鉴别和确认,而且在安全保卫方面更是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从满城县城到古墓现场的沿途都进行了军事警戒,真可谓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7月22日上午10时许,当郭老携夫人于立群和女儿及陪同人员的车队行驶到满城陵山南侧脚下后,又换乘了一辆军队吉普车向山上驶去。当见到在洞口迎接他的队员时,郭老不仅与他们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还送给每人一枚上面刻有“攀登科学高峰”字样的毛主席像章,亲切地对大家说:“这次发掘非常辛苦,但结果非常重大,谢谢大家!”随后,郭老一行10余人在考古队专家的陪同下,依然从南耳室打通的那个洞口进入古墓。

慢步行走在古墓中,郭老兴致极高,一件件地观看已经清理出来的诸多精美文物,详细地向大家询问发掘情况,并不时地与考古队员们讨论着相关问题。当郭老走进古墓的核心后室,对满地文物特别是“金缕玉衣”进行仔细查看后,竟然旁若无人兴奋地呼喊起来:“这是刘胜的墓!这是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的墓穴!”然而,当有人告诉郭老说,后室只有已经腐烂的棺椁,并没有发现墓主的尸骨时,郭老表示不可思议,他认为这是无法解释的。后来,郭老回到北京后又专门打电话提醒考古队的王仲殊等人说,应该注意在玉衣下面是否还有一层墓穴,而当考古队细致勘察后并没有在玉衣下面有任何发现时,郭老则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那么,墓主的尸骨究竟会埋在哪呢?

对于这一问题,虽然在当时的发掘现场没能得到解决,但为了保证“金缕玉衣”的完整性,考古队员采取原封不动的方法将“金缕玉衣”整体迁出古墓,又原样运送到北京进行室内整理修复时,专家们终于解开了这一谜题。原来,墓主人的尸骨就藏在玉衣之内,只不过由于地下水和石灰岩溶解的作用,尸骨已经变成了灰褐色的粉末状,只在头颅内尚残留有一部分牙齿的珐琅外壳。不过,仅此专家们便可以肯定地说,尸骨在玉衣内已经腐朽,只留下痕迹而已。

在古墓内近两个小时的查看中,郭老还对中室的排水沟兴趣盎然,他沿沟缓缓走到2米多深的渗水井旁,仔细地观察了这一设计科学而实用的渗水井,认为2000多年前的古人能够设计出如此科学的排水系统,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郭老依依不舍地走出古墓后,当王仲殊等人向他汇报说古墓北面山势地貌特征也很奇特时,这再次引起了郭老的兴趣。于是,郭老对刘胜墓地的方位、地形和周围环境做了长时间的观察后,又信步向北走出了100多米,然后以十分肯定的口吻对考古队员说:“这里应该是刘胜妻子的墓地!”考古队员们大惑不解,于是郭老便向大家解说汉代有“同坟异葬”的习俗,并建议考古队作好准备,将在此继续发掘第二座汉墓。听完郭老如此解释,考古队员们都感到十分惊奇和振奋。

惊天秘密再发现

7月22日晚,郭老回到北京后便给周总理写了一份关于满城汉墓的考察情况报告,并建议由原班人马立即发掘刘胜妻子之墓。1968年8月3日,周总理批示说:“可以按照郭老的设想去做。”同时,总理还在批复中写道:“(此件)再送郑维山、陈先瑞两同志办。郑维山、陈先瑞同志即与郭老洽办。”8月8日,按照郭老的意见,中国科学院、北京军区、河北省委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并对发掘第二座汉墓的设想提出了12条备忘录。于是,四天后刚刚休整了10天的考古队员们又一次开赴满城陵山,从而打响了发掘清理第二座汉墓的战斗。

8月13日下午,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第二座汉墓的发掘正式开始了。不过,能否成功顺利地发掘第二座汉墓,考古人员的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虽然郭老点明了墓地所在,但要想准确地找到墓道口则并非易事。为了使发掘工作事半功倍,考古专家们对第二座汉墓所在地进行了细致的踏勘,终于在距离第一座汉墓墓道口平行往北120米处一片被人工翻动过的乱石堆中发现了一个缺口。于是,专家们认定这里应该就是墓道所在,随即发掘便从这里开始。当然,担负发掘任务中最艰巨、最繁重的开凿岩石、清理现场的,依然是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官兵。这次发掘,官兵们全部采用钢钎和掘进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作业,目的是为了避免古墓遭到任何人为的毁坏。首先,官兵们按照考古专家的指点开凿出了一条南北向的探沟,然后开始清除探沟里的黄土层,大约1米厚的黄土层被清除后,露出了带有明显人工痕迹的碎石层,这更坚定了发掘人员的信心。终于,经过一天的艰苦发掘,官兵们又清除了大约1.5至2米厚的碎石层,从而发掘出了墓门上方人工开凿的券顶口。这一发现不仅使大家再次对郭老渊博的学识表示钦佩,也使考古队员信心倍增。随后,挖掘继续向西推进,并于当天下午4时许挖出了封堵岩洞门口的卧砖,至此第二座汉墓的墓门全部暴露,又一个惊天秘密显露出来。当然,考古队员在兴奋的同时,没有忘记将喜讯告诉郭老,而当一位专家专程从满城返回北京,将郭老关于第二座汉墓的设想得以证实的消息报告给郭老时,郭老也感到十分高兴,并立即向周总理和毛主席做了汇报。

在二号墓的后室里,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一套比一号墓保存还要完整的“金缕玉衣”,而且还有装殓玉衣尸骨的镶玉漆棺。由于这种棺椁形制在以前发掘所有西汉贵族墓葬中都不曾发现,所以清理起来十分费事费时。在清理的过程中,考古专家们不仅对棺上镶嵌不同形状的玉片一一作了记录,而且在清理完镶玉漆棺上玉片后,在对“金缕玉衣”进行清理时,也有别于清理一号墓中“金缕玉衣”的方法,因为二号墓后室里的“金缕玉衣”既有用金丝进行编缀的,也有用丝织品粘贴的部分,而清理这一部分自然要更加细心。另外,在清理“金缕玉衣”时,考古人员发现了玉衣内有死者的脊骨、肋骨和盆骨,以及牙齿的珐琅外壳,这为后来揭开一号墓墓主尸骨之谜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启示。当然,考古人员在二号墓后室里还发现了“长信宫灯”、朱雀铜灯和朱雀衔环杯等一大批珍贵文物,特别是在墓主的贴身随葬品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窦绾”铜质印章,这为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同时,这枚印章不仅从另一方面佐证了一号墓墓主刘胜的身份,也印证了郭老关于二号墓墓主为刘胜之妻的推测。

经过20多天的辛苦努力,二号墓的发掘工作在9月17日全部完成。至此,历时111天的满城汉墓发掘工作也宣告结束。

震撼世界的贡献

满城汉墓的发掘一直是在极为严格的保密和军事警戒下进行的,当时并不为人们所共知。在满城汉墓发掘期间,除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仲殊、卢兆荫、张连喜、杜玉生、杨锡璋、刘震伟、屈如忠、段鹏齐、戴彤心、王岩、张子明、白荣金、姜言忠和郭义孚,以及原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的郑绍宗、孙德海等16位考古专家外,还有原河北省政府的张天夫和杜荣泉两名工作人员,当然也有驻保定满城部队的几十名官兵。而对外,人们只知道在满城陵山上正进行着一项极为秘密的国防军事工程。后来,虽然北京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电视台录制片厂先后赶赴陵山汉墓发掘现场,但他们的任务只是遵照上级指示,秘密拍摄有关电视纪录片和彩色资料片,绝对不能对外予以任何方式的报道。那么,对满城汉墓发掘工作为什么要如此保密呢?这除了当时国内非常的政治气候外,还因为西方一些国家对新生共和国依然怀有敌意。如果发掘工作一旦出现纰漏或失败了,那所引起的国际关注,将会直接影响到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建立起来的声誉。而如今,满城汉墓的发掘不仅获得了圆满成功,而且还出土了诸多珍贵文物堪称是绝代风华,这应该是展示中国悠久而灿烂的古文明,以及新中国日益增强国力的大好时机。

于是,197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顺应国际文化交流和国内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展览中,从满城汉墓出土的包括“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等诸多珍贵文物得以首次与首都人民见面,从而立即引起了新闻媒体和世界人民的密切关注。满城两座汉墓共出土文物10633件。其中,具有极高和较高文物价值的就达4000余件,尤其以“金缕玉衣”、“长信宫灯”和“错金博山炉”等为国内外所罕见,不仅其品位极高,而且它们的考古价值也是极为珍贵的。而所有这些出土文物,都为研究西汉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科学技术,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所以,当时也就难怪中国著名考古大师夏鼐先生专门撰文指出:“建国以来我国文物考古的成就主要有三: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二、河北满城汉墓。三、广东南粤王墓。而尤以满城汉墓出土文物最多、精美文物最多而著称。在数以千计的汉墓中,惟满城为岩墓。”是的,由于满城汉墓深埋在岩石中长达2100多年,且从未遭受任何盗掘,所以成为中国发掘汉墓中文物品种最多、保存最完好、价值最高的一座古墓。当然,它的成功发掘和科学保护也必将永载世界考古学的史册。

《纵横》2006年第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