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发现的划时代意义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994中国安阳甲骨文发现９５周年国际学术纪念会概述

说明：1994年中国安阳甲骨文发现９５周年国际学术纪念会是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发起的一次重要学术会议，现特找来这篇文章介绍该会概况。

殷墟甲骨文自１８９９年被王懿荣发现后，至今已经９５周年了。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发现，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和河南省安阳市旅游局共同发起，安阳市殷墟博物苑、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市书法协会、安阳市殷商文化研究所、安阳市甲骨文摹刻研究所承办的“’９４中国安阳甲骨文发现９５周年国际学术纪念会”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６日至１９日在古都安阳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的近６０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３５篇。

本次纪念会围绕甲骨文发现的划时代意义、甲骨文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甲骨学和殷商史、考古学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讨论，下面对此做一简要概述。

杨升南研究员在其《开辟中国学术新纪元的重大发现》一文中认为甲骨文的发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古史和古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中国古文明研究的新时代。主要表现在：１．确定了商朝历史是我国的信史，推动了夏商周三代的研究。２．促进了近代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３．推动了对古文献的整理，增加了古文献的可信度。４．推动了古文字学的发展。５．推动了甲骨文书法艺术的发展。王宇信研究员的《殷墟科学发掘把金石学研究纳入了考古学的轨道》认为，１９２８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开始的殷墟发掘，是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并使旧式的甲骨学研究和传统的金石学从此结束并走上了与考古学相结合的道路。董作宾先生利用地层关系对甲骨文进行分期断代；郭沫若同志运用考古学知识对铜器的断代研究都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王家俊和郭胜强副教授的《殷墟甲骨文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通过甲骨文在中国文字史上的地位，甲骨文对后世书法、契刻艺术以及后世文学艺术和典章制度影响的分析，认为殷人实是中国文明的奠基者，商代的殷墟文化是一个灿烂的文化，殷墟所在地安阳是一部完整的东方社会发展史和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实物教材。常耀华副研究员在其《子组卜辞的研究及其材料》一文中，把甲骨文中的子组卜辞研究以１９４９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并以字体为分类的基本标准对子组卜辞的概念、范畴重新给予了界定，同时还将全部材料编成来源表，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子组卜辞提供了便利条件。范毓周教授的《甲骨文所见商代彗星记事考辨》以其在甲骨文中发现的有关彗星记事的卜辞为据，论证其为商代比较可信的彗星记事刻辞，并认为这些刻辞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彗星记录，比古代巴比伦的彗星记录约早５～６个世纪。郑慧生副教授的《谥法产生于商代周祭祀谱说》一文认为，商人以日干名先祖，为了避开重复，商王日干名前加上一些区别字如大、中、小等。自武丁王以来，大、中、小三类的区别字已经用尽，由于周祭排祀谱的需要，当时的人用先王一生的重要事迹作为区别字。如武丁善武，文丁善文，康丁之世太康。这些以一生事迹为区别字的祭名，就是后世谥法的正式开始。孟祥鲁教授的《甲骨刻辞有韵文说》以及杜爱英讲师的《补证》都认为甲骨刻辞颇多韵文作品，《合》１４２９５片甲骨刻辞就是殷王于元旦元辰举行祈祷盛典的纪实。作者还根据这些刻辞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文章对汉字的形成、陶器刻文有韵文等问题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宋新潮副研究员在《殷墟文化中北方民族文化因素》一文中，就殷墟出土的铜镜与北方地区出土的铜镜进行了比较，认为殷墟铜镜从铸造工艺上看与同时期殷墟出土的青铜礼器和兵器相比显得粗糙，纹饰上也有明显的差别，但与商文化范围以外的甘肃、青海、内蒙古以及陕北、辽西等地所发现的古镜在形式和纹饰风格上非常近似或完全相同，由此推测中国铜镜最初的发明和使用者乃甘青地区的古代民族，其后在甘青地区以及与其自然环境相同的长城一线地区流行，商代晚期由于商王朝与北部和西北边陲的古代民族密切往来和接触，铜镜随之传入中原地区。杨锡璋和刘一曼研究员的《八十年代以来殷墟发现的主要收获》一文，重点介绍了８０年代以来对殷墟面积、范围和全局的再认识，宫殿区防卫濠的勘探，小屯东北宫殿遗址的发掘，西北冈、后冈大墓的发掘，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发现，郭家庄Ｍ１６０墓的发掘以及新发现的车马坑等考古新成果，为了解和更深入研究殷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申斌教授的《隐伏基址和墓葬的地震勘查》一文，运用浅层地震勘查方法原理，即折射波和反射波返回地面的时间、接收点以及震源的距离关系所作出的时距曲线来确定覆盖的厚度，基址、遗址、墓葬的分布和产状要素及构造形态。作者还专门在殷墟博物苑门前古宫殿基址上面做了两条浅层地震探测剖面的实验，推断的夯土基址空间分布情况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证明浅层地震测法所探测的资料是可以满足考古工作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