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科技保护亟待驶进高速路

钦湘

文物面临科学保护新课题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来中国访问的外国政要一般要去三个城市：北京、上海、西安。到北京除了商谈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大事外，还要登临举世无双的雄伟长城，而到西安主要就是感受中国的文化了。众所周知，秦始皇兵马俑被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踏上中国国土的第一站就是西安。不难看出，文物是沟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

然而，我们却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艳丽丝织品颜色日渐暗淡、天安门前的汉白玉石狮的身躯一天天在萎缩、惊世骇俗的十几万吴简依然泡在水里、秦兵马俑身上色彩斑斓的服饰色泽瞬间即逝。显而易见，如何用科技手段保护好文物，撑起沟通世界的这座彩虹桥是何等重要。

不容置疑，在我国广大文物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文物科技保护已有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的国策下，文物保护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日渐增多，并取得初步成果。如敦煌和美国盖蒂研究所合作，在固沙防沙、壁画保护等方面很有成效；陕西和德国合作，在秦始皇兵马俑彩绘保护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和过去相比，文物的科技保护设施、实验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各地重大的考古项目也开始邀请科技保护专家参与指导，一批批文物科技保护博士、硕士逐步充实到文物保护行业中，高科技手段、先进仪器的使用，使文物科技保护得到了飞跃，已有100多个项目被国家科技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评为科技成果一、二、三等奖及其它奖项。其中，“九五”期间，文物科技保护领域有10项成果被列入全国重点科技项目。

文物保护科学是一门新兴的，横跨文、理、工等多门学科的边缘科学，也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内容多，涉及面广。由于学科建制历史较短，特别是在中国，文物保护最早是以工匠的形式在博物馆从事一些修复工作而出现的，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陆续在大学中开设文物保护专业。后来虽然一些专家、学者将自然科学等其它领域的一些科学分析方法、技术移植到了文物界，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形成了适应文物保护研究的体系，但跟经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文物科技保护研究中的很多问题尚在起步阶段。

文物科技保护举步艰难

机构不健全，没有传达文物科技政策、信息的畅通渠道　中国文物研究所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全国最高结构，在地方上，除了上海、陕西、南京博物院，敦煌、湖北省博物馆等几个文物大省或重要文博单位有一些专职的科技保护研究力量外，绝大部分的省市和文博单位没有专职文物保护的科研机构，从事文物科技研究的人员也寥寥无几。国家文物局原来也没有文物科技保护机构，1997成立了科技教育处，争取到科技部的一些经费，开展了一些科技活动。

从事科技保护的人员少，没有形成一支强有力的科技保护队伍　据1998年有关部门调查统计，文物系统文物保护人才奇缺，仅有几百人，队伍发展十分缓慢。一是没有一所文物保护学院，开设文物科技保护专业的大学也不多，仅北京大学、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2000年经教育部批准)等有限的几所大学开设有此专业。墨西哥、印度、埃及、泰国、波兰，都有文物保护学院，设置二三十个专业，文物保护的学生一批批地培养出来。从文物保护学院出来的大学毕业生还要花两年时间取得文物修复技术证书后才能上岗。中国作为文物大国，远远不如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二是由于经济效应，学理工科的大学毕业生都不太愿意进文博系统。三是一些文博单位的用人制度往往将人拒之于门外，或者即使进来了，由于学科之间不能沟通、待遇低，不能解决必要的工作环境、生活待遇，优秀人才不愿意进来。据悉，最近两年，国家文物局和北大文博学院联合办了两个文物科技保护班，力图加强这方面的力量。

文物科技保护意识不强，没有应有的地位　主要表现之一：在国家高教的学科分类里，文物保存科学被归到了考古学；在高校没有“文物保存科学”课程；在敦煌、故宫、历博等文博单位都把科技保护叫科技部，实际上还没有把保护科学当作一门学科来认识。文物系统在管理、规章制度的系统性、教育、学术活动、媒体宣传等等方面，大量的是考古、博物馆和文物市场的内容，保护科学少得可怜。文物系统的研究系列，也是考古的多，搞文物保护科学的少。

表现之二：宏观保护(防止人为丢失，人为毁坏)重于微观保护(防止文物本身自然的毁坏)。对造成文物丢失，人为毁损的单位或个人严加追究(当然，这是非常必要的)，而任文物自然毁损甚至消失就没有责任。文物保护就像一个人，平时要抗衰老、要养颜，有病时要治疗，大病急病要及时抢救，只有这样才能延续它的生命。而现在文物保护的情况不是这样，文物到了博物馆的库房，保管员只管不要丢。只要不丢，自然毁坏是没有责任的。省一级的不说，这种现象在县一级博物馆非常普遍。以致于一些珍贵文物出土若干年后坏得不成样子，令人心痛。考古人员、管理人员的脑子里没有科学保护的概念，以为文物进了博物馆就万事大吉。岂不知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除了看摊、守摊外，更重要的是对它进行有效的科学维护，尽量延缓它的生命，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

表现之三：不少人认为文物保护是一门技术，并不认为是一门科学。同时还存在一劳永逸的思想，以为一种材料研究成功后，就成了万能，不管什么质地的文物都能使。一旦对某件文物做了保护，这件文物随便怎么放，它就应该是好的。实际上，同样的思路、同样的方法，在不同的地区、不同材料的文物上，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不一样。如果没有科学的存放环境，将加速文物的蜕变。

表现之四：好心办坏事。文物的科技保护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好的愿望如果没有专业化的指导往往会事与愿违。河北沧州铁狮子的保护就是典型的一例，由于起步时方法和材料的错误，多年来越保越坏。甚至有些人还认为只要搬一台仪器，添置一点设备，就是科技保护了，因而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个别单位倾其所有，购置昂贵的仪器设备，结果由于没有人员会使用仪器，不了解仪器的性能，导致仪器成了摆设。　　

困难重重 原因何在

从1997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向国家争取了馆藏的一、二级文物和出土的重要文物的科技保护专项资金，国家从1997年以来共拨款860多万元，分轻重缓急，对一些急需抢救的文物分别地给予资助，如长沙的走马楼竹简，前后投入了100多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国家拨了专项经费，按有关规定，地方上应拨付相应的配套资金。事实上，某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工程，不仅地方的配套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国家拨出的专款也被挪作他用，以致于工程或不能按时动工，或进行到中途不得不停下来。

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本应是同一目标的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但目前我们缺乏科学管理，考古与保护脱节的问题相当突出。在中国的考古现场很难见到保护人员的身影，考古人员本身只管发掘、提取资料信息，对文物遗址是否造成破坏并不十分在意。在国外，考古发掘队的队长是考古专业人员，副队长是文物保护专业人员，考古与发掘是紧密结合的。所有学考古的大学生，文物科技保护是必修课。而且，不仅要学理论，各类文物还要亲手做一做。

在我国，保护是文物部门的事，而依托文物获取经济利益的旅游部门，没有永续利用持久发展的眼光，或者说受局部利益的驱使，不愿如此，没有保护计划，没有保护措施，甚至肆意破坏。现代科技运用到古代文物保护中不是刚性移接。不同质地、不同类别的文物，其保护修复各不相同，并不是谁都能做，只有经过培训获得上岗资质的才能胜任。这个问题虽然有专家呼吁，有关方面已关注多年，但凭资质上岗的制度还难以推行。甚至在某些地方、某些单位，文物保护工作在由没有经过任何培训、毫无经验的临时工担任。

再有就是研究与利用脱节。由于管理不规范，信息渠道不畅，或者是要价太高，以致于一方面许多地方迫切需要保护技术而不得，另一方面浸透着文物科技工作者心血和汗水的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在文物保护的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充分发挥科技成果的作用。

完全正确理解文物的科学保护还需要一个过程，除了政府和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外，还需要得到公众、社会的理解。我们欣喜地发现，科学保护文物的意识越来越广泛地被社会接受，越来越多的考古工程已有保护规划，考古现场有保护人员。最近，科技部在缩减100多个项目的情况下，将文物保护研究课题纳入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对文物科技保护工作的重视。我们期待文物科技保护的步伐更快、更稳。　　

《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26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