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的西传

韩国济州岛西归浦徐福像

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华文化占有很显著、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很长的时期内居于领先水平，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座巍峨壮观、风光无限的高峰。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位置，首先在于其内在的创造动力和丰富内涵，以及在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一种民族文化，无论它曾经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先进、多么的伟大、多么的辉煌，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完全与外部世界相隔绝，不仅难以保持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生命力，也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因此，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更在于它的开放性，在于多方位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于中华文化在海外广泛而持久的传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四次高潮

在欧亚大陆，有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发源地，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但是，中华文化自从其初创期开始，就具有开放包容、积极开拓的品格，在自身成长的同时也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扩展，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交流和融合。

早期如神农、尧、舜南抚交趾、箕子走之朝鲜、周穆王西狩以及后来徐福东渡等故事，说明那时已有中国人把初创

期的中国文化向域外传播出去。张骞在西域时，发现当地人使用“蜀布”、“邛杖”，说明在此之前已有四川的物产通过印度传到了中亚一带。徐福东渡故事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传说秦始皇时，齐地方士徐福率数千童男女和百工，泛海东渡，最后到了日本，“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在那里定居下来，再没有回到中国。徐福给日本带去了五谷种子和先进的生产工具，还有一部分中国书籍。日本人对徐福带去的先进文明十分重视，有许多纪念徐福的遗迹，如在纪伊半岛的熊野浦，据传是徐福一行的登陆地点，有“徐福之丘”和“徐福宫”等纪念物。韩国济州岛的正房瀑布，据说是徐福途经的登陆地点之一，在那里建有一座“徐福文化展示馆”。当地的城市叫“西归浦”，也与徐福的故事有关。战国后期以及秦王朝建立时，中国多年战乱，有许多居民移民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给那里带去了先进的大陆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文化的发展。大概徐福就是这些移民的代表。

但是，比较广泛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还是从西汉时代开始的。从那时起，在历史上形成了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四次大的高潮。

汉代出现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第一次高潮。汉帝国疆域广大，中华文化的基本形式和格局已渐成熟，工艺学术全面繁荣，出现了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一时代，中华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广泛交流，播撒自己的辉煌于广大的地域，初步确立了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在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历史上，汉代的张骞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通使西域，寻找大月氏人建立反匈奴联盟。张骞西使历经13年，备受艰辛，虽然最后并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以抗匈奴的目的，但他实地考察了东西交通要道，了解了西域各国的实际情况，大大开拓了中国人的地理概念，成为中国官方“开拓通往西域道路的第一人”。历史学家方豪说:“张骞出使西域，号曰凿空，为中外关系史上空前大事。”张骞之“凿空”，意味着东西交通大干线“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丝绸之路”所指，是从中国的长安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欧洲和非洲的陆路大通道。这条交通大道犹如连接东方和西方的金丝带，从汉至明历1800余年，一直承担着中国与欧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职能。以丝绸为代表的丰饶的中华物产，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艺术民俗等等沿着这条大道不断地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

到唐代，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达到第二次高潮。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强盛、最发达的时代之一，中华文化也达到了一个兴隆昌盛、腾达壮丽的高峰。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交流，长安成为一个世界性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会融合的中心。各国庞大的外交使团出入长安，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象；与各国的贸易十分繁盛，以至于长安、洛阳等大城市里“胡商”云集；成千的外国留学生在长安国子监学习中国典籍和学术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濡染。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经指出:“唐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邻近的许多民族争相仿效，煞费苦心。人们不仅视中国为至高无上的军事强国，也将其看作是国家与文化最杰出的楷模。”博大精深的盛唐文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面貌，形成了“中华文化圈”的东亚文化秩序。“中华文化圈”包括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北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具有使用汉字、提倡儒学、流行中国化佛教、实行中国式典章制度以及应用中国科学技术等共同的文化因素。

1275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上都夏宫接见马可·波罗一家

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智慧

中华文化能够在世界各地广泛而持久地传播，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丰富性和先进性。中华民族以其勤劳和智慧，使中华文化的发展高潮迭起，辉煌灿烂，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华文化以其历史悠久，更主要的是以其丰富性、先进性和博大恢宏，在世界文化史上获得了持久的魅力。

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智慧，突出表现在丰饶的物产上。海外各民族首先是通过那些体现着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物质产品来知道和认识中国文化的。说到中国古代的产品，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丝绸。“丝绸之路”的命名正反映了丝绸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上的重要性。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到秦汉时代丝绸生产已经遍及全国，同时也是最早大宗出口的货物，甚至远销到罗马帝国。罗马城中有专门出售中国丝绸的市场，贵族们不惜重金购买丝绸，锦衣绣服成为富家时尚，元老院的议员们都以能穿丝袍为荣。据说著名的罗马统治者凯撒曾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引起轰动，被认为奢侈至极；埃及艳后克利奥巴特拉也曾身穿华丽的绸衣出席宴会，魅力四射。在许多当时的以及后世的历史学家看来，华贵的中国丝绸的风行，大大助长了罗马帝国的奢侈之风。甚至有人极而言之，由于大宗进口中国丝绸而造成大量金银外流，是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原因。在中国丝绸大量外传很久以后，中国的养蚕和缫丝以及织造技术也逐步传到国外，对许多民族的服饰变化和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之一，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瓷器是一种综合表现中华文化的特殊物质形态，是多种文化形式的物质载体，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精神意蕴和艺术意境，体现着中国人对美的感受、趣味和创意。在西方人的眼里，瓷器就是中国的代名词，译成“china”；或者称中国为“瓷器之国”。大约从唐代开始，瓷器就已经销往国外。从南宋到明代中期，即从12世纪到15世纪，是外销瓷最繁盛的时期。瓷器大量外销，传播到世界各地，给各国人民提供了一种便利的生活用具，也向他们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风采。中国瓷器在各国都受到热烈欢迎。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有一座托普卡帕宫，以收藏中国瓷器著名，其藏品之精美和丰富，堪称中国古瓷的一大宝库。从16世纪开始，在欧洲各国出现了追捧中国瓷器的热潮，把购买、收集中国瓷器视之为去“寻找黄金”。许多王公贵族都以拥有和收藏中国瓷器为荣耀。例如在奥地利的美泉宫，就有两间客厅的四壁都是用中国瓷器装饰的；在魏玛的歌德故居，有一个大陈列柜，专门展示歌德当年收藏的中国瓷器。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丹麦等国纷纷建立东方贸易公司，派出大型商船，来中国进行瓷器贸易。据比较保守的估计，在18世纪，专为欧洲烧制的“中国外销瓷”，至少在6000万件以上。中国的制瓷技术也陆续传播到海外，朝鲜、日本、波斯、埃及以及欧洲都学会了中国的制瓷技术，烧造出各种仿中国瓷器。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如天文、地学、数学、生物学、化学、医药学、冶金技术、建筑技术等，这些领域的成果都曾陆续传播到海外。英国著名学者R·G·坦普尔曾说:“为工业革命打下基础的欧洲革命，只是输入中国的思想和发明以后才开始的”。“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并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其意义远远超出其自身的技术领域，对文化的传承、人类征服世界能力的提高，对世界历史的演变，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作为西方文明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受到“四大发明”的刺激和推动，并以此为物质前提的。马克思曾对这些伟大发明的世界历史意义论述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古代中国人不仅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科技文化，而且在哲学、艺术、政治文化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和物质文化、科技文化一样，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在向海外传播的过程中给其他民族的文化带去了中国的智慧。实际上，以上所说的传播到海外的几项文化成果，只是择其要者，述其大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几乎中华民族创造的所有文化成就，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艺术，从宗教到民俗等等，都或多或少、或远或近传播到海外，对世界各民族文化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影响。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概括地说，主要有这样几点:

(1)丰富了各民族文化的内容；

(2)为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借鉴和参照，在有的情况下甚至是提供了文化的理想模式；

(3)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激励、刺激、开发、推动作用，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刺激动力；

(4)启发了各民族进行文化创造的灵感和智慧；

(5)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参与世界性的文化交流，获得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

西沙光华礁1号沉船遗址表面散落的陶瓷器皿

郑和下西洋海船复原图。

丝绸之路的由来

用“丝绸之路”（Silk Road）来形容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文明交流，最早出自德

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所著的《中国》一书。由于这个命名贴切写实而又富有诗意，很快得到学术界认可，并风靡世界。那么，古代中国人的西方世界在哪里？从西汉张骞奉汉武帝派遣，三通“西域”（帕米尔高原东西），到东汉时期的官方使节甘英出使大秦（古代罗马帝国）；从唐初著名高僧玄奘西游印度，满载佛教经典而归，到明朝初年郑和七下“西洋”，遍访马六甲、波斯湾、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中华民族的先人，前赴后继，开辟了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中华文明。

最初，“丝绸之路”只是指从中国长安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的陆路通道。其后，又有了绿洲道、沙漠道、草原道、吐蕃道、海上道等等提法。“丝绸之路”的含义被不断扩大，被人们看作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到今天，“丝绸之路”几乎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的西传

有人说中西文化交流，在古代主要是从东往西，是由于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话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我国古代的许多重要物质文化，诸如丝绸、瓷器、茶叶以及许多重大工艺与发明，诸如造纸术、印刷术、罗盘与火药等，都是从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的。

中国外销的商品以丝绸最为著名。传说养蚕与缫丝技术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中亚的贵族葬墓里，就已发现了中国的丝织品。据说公元前53年，古罗马执政官、“三头政治”之一的克拉苏追击安息人的军队到了两河流域。酣战之际，安息人突然展开鲜艳夺目、令人眼花缭乱的军旗，使罗马人军心大扰，结果遭到了惨败。这就是著名的卡尔莱战役，那些鲜艳的彩旗就是用丝绸制成的。有学者认为，一些著名的古希腊雕像身上透明柔软的服饰，也是中国丝绸制成的。中国的丝绸在罗马世界很快流行开来。据记载，凯撒大帝和被称为埃及艳后的克里奥帕特拉都喜欢穿中国的丝绸。一次凯撒大帝穿着中国丝袍出现在剧院，光彩照人，引起全场的惊羡。开始丝绸的价格很贵，每磅要黄金12两。后来销售日增，以至平民百姓也纷纷穿起丝绸。著名地理博物学家普林尼曾抱怨说，罗马每年至少有一亿罗马金币在与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丝绸与珠宝生意中丧失。

两汉时中国文化的西传逐渐扩展，除丝绸外，还有冶铁技术、打井技术。中国在商代已使用陨铁制造兵器，春秋时代开始人工冶铁。汉代，中国出现了低硅灰口铁、快炼铁渗碳钢、铸铁脱碳及生铁炒钢等新工艺、新技术。中国的铁制品沿着丝绸之路传入西方，在汉匈战争中逃亡到西域地区的士卒曾将铸铁技术传给大宛和安息的工匠。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人从中国学得了铸铁新技术，然后再传入俄国。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外贸易中，钢铁成为受西域欢迎的商品，安息人就曾努力获取中国的钢铁兵器，使之渐渐流入罗马帝国。

中国在西汉时期发明了造纸术，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中国纸张的西传非常早，敦煌及甘肃西部都发现过汉代的原始纸。可以肯定，至少在七世纪时，中国纸已在撒马尔罕等地广为使用，在印度则不晚于八世纪。造纸术传入中亚通常被认为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大约是公元751年前后）。唐朝的造纸工匠最先在撒马尔罕造纸，这里从此成为中国境外的造纸中心，在整个中世纪都名震欧洲。794年在大食首都巴格达也办起了纸厂，并聘中国技师进行指导。此后，造纸厂相继出现在也门、大马士革等阿拉伯城市。九世纪末，中国造纸术传入埃及，不久便淘汰了当地的纸草。12世纪，造纸术从北非传到西班牙与法国，德国的纽伦堡也于1391年建造了第一家造纸厂。纸的发明与西传对促进欧洲近代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印刷术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具体地说是在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上半叶。现在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书是敦煌发现的现藏大英博物馆的《金刚般若婆罗密经》，上面标明的印刷年代是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即公元868年。雕版印刷术很早就传到了韩国与日本，人们现在还能见到公元八世纪韩国与日本的佛教印刷品。但是，雕版印刷术西传的过程则要晚得多。1880年人们在埃及发掘出的阿拉伯文印刷品，其年代被推断在唐末至元末间。据推测，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很可能是在宋元之际，通过蒙古人的西征或其他契机传到了中亚、西亚，进而传到北非与欧洲。14世纪初伊利汗国宰相、史家拉施德丁在《史集》中记录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是宋代毕昇在1041—1049年间发明的。毕昇用胶泥刻字制板印书，王桢在1313年创制了木活字，他还提到元初已有人造锡活字。由于蒙元时代中西交往的频繁，很可能14世纪末活字印刷方法已传到欧洲。活字印刷特别是金属活字印刷在欧洲发扬光大后又于15世纪传回中国。

欧洲人用作导航的罗盘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虽然中国人对磁石指南性的认识，在战国《韩非子》、东汉王充《论衡》中已有记载，但将它用于航海导航，大约是在11世纪末。北宋末年朱彧的《萍州可谈》是世界上最早记载此事的著作，书中谈那些往来广州的舟师们懂地理，在海上航行时，“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甚至推测在九、十世纪的中国可能就已经在航海中应用指南针了。为了便于在航海中确定方位，人们将它置于圆盘内，圆盘上划分刻度，于是发明了罗盘。至于它是怎样传到欧洲的，目前还是一个谜。从阿拉伯文献提供的材料可知，在13世纪初，阿拉伯海员已经使用罗盘，1230年成书的波斯佚文集《故事大全》中记载了一个用指南鱼探寻航道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指南鱼与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水浮针法有类似之处。1281年，阿拉伯人的《商人宝鉴》问世，书中说从埃及亚历山大城到印度洋的水手都懂得将磁针安置在浮于水面的木片上，用来辨别航向，又提及用磁铁制成鱼形投入海中，以指南针的头尾指示南北。显然，这些方面都显示出他们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丝绸之路:中西文化的双赢格局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其实早在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已经长期存在。否则，张骞就不会在月氏（阿富汗北部）的市面上发现邛杖和蜀布。但是，官方中西交流渠道开通之后，中国历代政府为维护这条东西文化与经济交流的大动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据《史记》记载，汉代派往各国的官方使者，“相望于道”。出使西域的团队大者数百，少者亦有百余人，所带汉地丝绸物品比博望侯（张骞以功被封为博望侯）时还多。这样的使团，每年多的要派十几个，少的也有五、六个。使者们携带大批丝绸物品出境，又从远方带回各种珍奇物品，形成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汉代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在河西地区设置了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在西域地区则设置西域校尉进行管理。唐太宗曾经力排众议，在今天的吐鲁番地区设置西州，加强管理，为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及中西文化的和平交流提供了保障。

值得指出的是，和平的文化交流，从来都会创造一种互动的双赢格局。以中国外销丝绸瓷器为例，就出现了一种中外文化双向互动的现象。考古发现了许多带有异域装饰图案的中国丝绸织品和瓷器制品，有一部分是作为外来的新的“胡风”时尚供应中国本土市场，更多的是作为外销商品，迎合西方买主而生产的。中国外销丝绸中最典型的异域图案是萨珊式联珠对兽对鸟纹，如吐鲁番阿斯塔那东晋升平十一年（367）墓出土的一双手工编织履，履面上有对狮纹，并织有“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的汉字，明显是专为外销而生产的。阿斯塔那所出的6世纪中叶以后的织锦中，汉锦纹饰几乎趋于消失，被联珠、对禽、对兽纹所取代，如18号隋墓出土的一件对驼纹织锦织有汉字“胡王”，更说明它是中国制的萨姗式图案外销品。这些采用异域图案的外销丝织品，除了极少部分可能在吐鲁番生产，绝大多数应产自内地，特别是当时丝织业最发达的四川地区。如阿斯塔那发现的一件龙纹绮上留有墨笔题记，说明是唐景云元年（710）“双流县”（今四川成都近郊）织造。外销织物中除联珠、对兽、对禽纹图案外，还有莲花、忍冬、迦陵频迦（双手合十或持花作供养状的人面鸟形象）图案，大概是专为外销中亚佛教地区而制。瓷器在唐中后期成为另一大宗外销品，当时的中国工匠已经懂得用西亚的式样和装饰图案烧制瓷器以广开国外销路，如唐代长沙窑，宋元外销瓷器以及明永乐、宣德之间的仿西亚金银器外型的瓷器都是典型例子。这一时期外销商品采用异域图案的做法，同18世纪中期以后南方沿海地区为扩大欧洲市场而仿制欧式图案的瓷器和绘画一样，虽说主要是供外销，但异域风格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中国本土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