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海派收藏文化的历史特征

海派收藏文化，是当今中国民间收藏舞台上的一面灿烂旗帜；也是上海城市文化品格的重要组成内涵；更是解读海派文化的一个窗口。

近年来，随着民间收藏的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人士对海派收藏文化表现出热情的关注与研究。本文试图就海派收藏文化的历史特征，对海派收藏进行探索性阐述，为海派收藏文化的研究抛砖引玉，乞望方家指正。

一、文化背景与历史环境

海派收藏，究竟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文化背景与历史环境中发端并形成的，它又如何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而形成一种海派属性的文化，值得我们来探讨。

1843年的冬天，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上海打开了对外开埠的大门，1845年以后，英、法、美三国次第在上海老城厢北面建立了租界，从此上海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此邦自互币以来，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骎骎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之。来游之人，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这就是当时的上海历史环境，一个处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点的商埠，改写了绵延数千年的固守自闭的城市发展模式。在这样大潮汹涌的历史环境下，它使上海的本土文化迅速发生了骤变，一方面是欧美的洋文化抢滩上海，另一方面，国内其它区域文化也浩浩荡荡地进驻上海，近的有吴越文化、徽文化，中的有齐鲁文化、闽文化，远的有粤文化、楚湘文化、京津文化。这些不同背景的文化，在开埠后的上海，很快地融化成一体，演绎出一种新颖的文化，显示出它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这便是海派文化的渊源。

清同、光时期，有一位因避太平天国战火而旅居沪上的杭州人葛元煦，他在上海生活了十五年后，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以一个文人墨客的感触写下了一部叫《沪游杂记》的著作。这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写真集，应该说是当时上海滩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研究上海历史的一本著作，本文前面引用的那段记述，就是出自这本书中。在《沪游杂记》中，有着颇多的关于古玩、书画、工艺品、收藏品的记载，可让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例如在第二卷中，编列了“书画家”、“笺扇”、“照相”、“油画”、“拍卖”、“百虫挂屏”、“玻璃器皿”、“古玩”、“藤器”、“雕翎扇”等条目，其中既有传统的“书画家”、“古玩”，也有外来的“照相”、“油画”、“玻璃器皿”，还有传统的载体外来工艺的“百虫挂屏”。例如他在“油画”条目中写道：“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由此可见，当时的上海已成为东西文化并存共荣的大商埠。

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与历史环境中，海派收藏文化迈开了它的前进步伐。

二、传承精萃与西风浸育

海派收藏，是独树一帜的收藏文化，绵亘百余年。海派收藏，从它诞生之日起，在理性地传承华夏民族文化精萃的同时，最早接受来自西方的收藏文化，从而达到了完美的中西合璧。

自上海开埠后，最早出现的收藏家群体，大多来自上海周边的江、浙、皖、赣的州府，例如苏州、常州、扬州、绍兴、湖州、宁波、徽州、南昌、芜湖、江宁等。这些州府地属富饶的江南地区，又是传统儒学深厚的区域。那些来自异地客籍人士，不少本身就是富甲一方的名门士族，他们离乡背井来到这个开放的热土，有的是为避战乱，有的是为图发展，更有的是慕名来享受物质生活当寓公的。这些来亦匆匆的各色人士，带来了金钱，也带来了细软，这细软就是珠宝、书画、古玩。清末有竹枝词写道：“寻常巷陌藏珍宝，半壁江山在申城。”其所描写的就是上海滩最早出现的民间收藏盛况。这些藏家所珍藏的无疑都是中华民族最最传统的古玩艺术品，也留下了一个个在近代收藏史上名彪史册的收藏家，例如书画收藏家庞来臣、藏书家瞿启甲、古玩收藏家袁寒云、青铜器收藏家李荫轩、甲骨收藏家刘晦晦、钱币收藏家丁福保、文物收藏家卢芹斋、吴启泰等。这些藏家的旧藏，不少在今天可在国家博物馆见到身影，它们见证了海派收藏传承民族精萃的功绩。

在上海滩收藏家们矢志不逾地传承精萃时，由于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特殊的地理、经济、社会的条件，西风渐入，洋收藏品率全国之先登陆上海滩。清光绪五年（1879）六月十三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一则广告：“收买信封老人头：工部局书信馆人头每百个价二角；海关人头每百个价二角；东洋人头每百个价三角。如送至今泰兴洋行内哈立斯收藏即可付价。他国之信封人头亦可收买。”广告中的“人头”，即指邮票，因当时中国人还不知有“邮票”一词。尽管登广告征购邮票的是外国人，但此系最早见于中国报刊的集邮资料，它像打开一丝窗户，让西风吹进了神州。1912年，在沪外侨成立了“上海邮票会”，一个名叫李辉堂的中国邮商参加该会，并担任最早的中国籍理事。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集邮组织。1922年8月，为与上海的外国人邮票会分庭抗礼，一批中国集邮者在沪成立了“神州邮票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有影响的集邮组织，首批会员22人，也是中国最早的集邮家群体。1925年7月，“神州邮票研究会”正式改名“中华邮票会”，其主要发起人便是“邮王”周今觉。

我们已经从上述的史料中看到，上海是中国集邮的发祥之地，这是近代西风浸育的结果。同时，它更是海派收藏文化中与传统收藏并列的源流之一。正因为集邮活动出现，在世界范围内，触发了税票、火花、烟标、酒标的收藏，因为它们具备了某种共性因素，这也是民间收藏的规律。从“文革”后期过来的收藏家，大多走过从邮票起步的历程，就是有力的佐证。

“邮票”是舶来品，集邮是外来文化。这种西方收藏文化的涌入，在“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滩，没有受到抵触，相反，与我们传统的收藏文化交融成一体，并衍生成一种新的收藏文化理念。这样的历史演变，只能发生在上海。

三、古玩受捧与现玩受宠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社会发生骤变，以大运河漕运为代表的内河文化走向了衰退，与之同时海派文化在悄然兴起。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埠后的上海港被推上了时代潮流的前沿，成为“五方杂居”的大码头，从而也拉开了中国民间收藏半壁江山的序幕。

新生的上海滩冲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弥漫着自由自在气息，追求开放理念成为一种时髦。新思潮、新事物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不拘一格的上海人接受新潮的热情，更激起了这座新生城市的无限活力，塑造了前所未有的人气文脉。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周边区域的艺术家纷纷来到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原本风格各异的画家，为适应市场的需求，走到了一起，并形成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区域画派——海上画派，代表画家有赵之谦、虚谷、任伯年、吴昌硕、蒲华等。他们迎合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锐意求进，大胆革新，创造出清新活泼的画风，为收藏家们提供了让人们眼目一新的“现玩”。海上画派的崛起，开创了上海滩现玩受宠之先河，也塑造了上海民间收藏的人文底蕴。

随着社会的繁荣发展，上海人对现玩的热情，从书画辐射至更广泛的艺术领域。景德镇的“珠山八友”瓷板画的发祥与走红，是在上海滩形成的。玲珑剔透的浙江青田石雕，从上海滩走向了欧洲。精美入微的沈寿苏绣作品耶稣像在获得世博会金奖前，主要的追捧者在上海。当代紫砂泰斗顾景舟，1942年来上海就应聘标准陶瓷公司，月薪有100银元。100银元是什么概念？当时一个银行工作的白领月薪才10银元，如果当时没有旺盛的“现玩”市场，顾景舟能有如此丰厚的报酬吗？后来，顾景舟又通过老城隍庙“铁画轩”老板戴相民，结识了一批沪上著名书画家，如江寒汀、吴湖帆、来楚生、谢稚柳等。江寒汀非常器重顾景舟的紫砂壶，顾景舟于1948年为江精心制作了一把石瓢壶，并请吴湖帆作画题书，一面为竹叶，另一面书题：“寒生绿罇上，影入翠屏中。寒汀兄属，吴倩并题。”当代紫砂大师徐秀堂在他的《紫砂泰斗顾景舟》一书中，记载下这段上海民间收藏的佳话。顾氏紫砂壶在沪上受宠并非只有他一个，民国时期在上海滩上行俏的紫砂艺术家有一个灿烂的群体，例如俞国良、冯桂林、蒋燕亭、裴石民、程寿珍、王寅春、朱可心等。当时上海滩有诸多专营紫砂的商户，出名的有铁画轩、吴德盛、陈鼎和、利永、葛德和等。

上海的收藏家并非一味追尚现玩，更多的则是古、现并举，兼容并收。以吴湖帆为例，他可称得上是海上藏界一巨  ，其斋名有“梅景书屋”与“四欧堂”，均来自他的收藏，前者源于宋刻《梅花喜神谱》与米芾《多景楼诗帖》，后者出自所藏欧阳洵《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等四件碑帖，这中间每一件都是国宝级的藏品。一身傲气的吴湖帆好古而不薄今，他还有个“二十四斋堂”的斋号，便来自于他的现玩收藏。这位大收藏家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收藏当时丹青名家的作品，他们是沈剑知、吴华源、郑午昌、吴待秋、冯超然、陈小蝶、张大千、樊少云、刘海粟、应野平、陆俨少、唐云、谢稚柳等24位画家，前后二十年，共两长卷。吴氏玩出了名堂，也玩出了海派收藏家的风采。

文化是积累后沉淀下来的精华，海派收藏文化就是由一代代收藏家，用一种新颖的多元的视角与理念而沉淀起来的再认识，在接受前人遗存的同时，更多的是为后人留下文化。这就是海派收藏旺盛的生命力。

四、无雅无俗与大雅大俗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规模的移民城市，在其衍生发展的文脉中，所形成的开放性思维，决定她独特的审美理念与情趣。而在收藏领域中体现出来的雅俗观，曾引领着时代新潮流。

无雅无俗是精明的上海人收藏雅俗观的特征。所谓无雅无俗，即指所有的收藏对象，只要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就不存在高低、雅俗之分，清末明初时，集邮被传统人士嗤之以鼻为小儿科时，是上海人举起了集邮的旗帜，并使之走向了民众。在上海滩践行无雅无俗的先驱，是那些义无反顾的文化人。大家知道，名医丁福保（1874—1952）是被誉为近代集币界的泰斗人物，其子丁惠康（1904—1979），自幼受父亲的薰陶，一生从事医学工作，创办上海虹桥疗养院，被宋庆龄聘为中国福利会顾问。同时，丁惠康亦继承了父亲的收藏爱好。丁氏早在1939年春，联合刘海粟等收藏家，在上海孤岛发起“中国历史书画展”。他又致力于古陶瓷收藏，曾汇编成《华瓷》一书，收录晋至清珍瓷90件，由大收藏家叶恭绰作序。除书画、陶瓷外，他还热衷于文物收藏。某次，为收藏文物曾卖掉四十幢里弄房屋。正是这么一位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收藏家，他流传后世的收藏业绩，不是传统的“雅”藏，而是其“俗”藏。丁氏的“俗”藏是台湾高山族文化“专题”，大多为土巴溜秋的民俗器物。1948年春，丁惠康在沪上南昌路法文协会举办“台湾高山族文化展览会，”翌年10月，丁氏应北京清华大学邀请，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会后即将全部展品五百余种捐赠给国家，现存中央民族学院。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为此向他颁发奖状，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聘其为顾问。丁惠康用自己的实践诠释了收藏品无雅无俗的内涵

在海派收藏家的跟中，雅俗是玩出来的，“雅”藏，如是沾满铜臭味，也会俗不可耐。而“俗”藏，同样能雅玩，所谓大俗淋漓即为雅。此类事例，举不胜举也。如海上画派巨擘任伯年收藏贺年卡，篆刻名家丁辅之收藏手杖。又如玩火花的钱化佛、朱其石、梅兰芳、胡适。他们将别人弃之远避的玩意捡起来，积少成多，堆沙成塔，玩出了别有一番天地的情趣，“俗”藏雅玩，大俗大雅矣。如果说上述事例还不能论证海派收藏的大雅大俗观，即再举康有为例证。1898年10月19日，康离开香港去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环球流亡生活，在他“经三十国，行六十万里”的同时，留心中国流落海外的艺术品，觅得唐宋元明清各代书画数百幅以及其它文物，回国后藏于上海辛家花园寓所，后又迁至愚园路游存庐。有意思的是，这位传统文化的卫道士，随同他的大量书画文物藏品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大量的明信片。原来康氏每游一地，必购有当地景物的明信片，并在其上手书地名或作记录，以作珍藏，要知道，如此收集明信片，当时的国人是前所未闻的，而康有为玩得有滋有味，玩出大雅大俗的风度。

正因为“无雅无俗”与“大雅大俗”的风范传承，铸就了海派收藏的兼容并收、共繁共荣的优良传统，玩出了民间收藏的真谛。当“文革”结束后，上海的民间收藏再次兴起，迅速成为“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势，形成了群众性热潮，涌现出上海滩最早的一批收藏明星，也是当今全国民间收藏最早出现的群体。例如已故烟标收藏家朱大先，这位解放后曾六次被评为全国劳模的老先进，业余时间酷爱收藏中外烟标，藏品近5万枚，又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个人收藏展，引为轰动。又例如著名钟表收藏家王安坚，生前致力于古董钟表的收藏，并于1984年率先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座家庭博物馆，影响深远。再例如算具收藏家陈宝定，在收藏算具的同时，发出了创立民间收藏学的呼声，引起了国内藏界的关注。如果说，民间藏界人士是这样，那么海上文人又如何呢？文人也同样如此。请看：杜宣收藏烟斗、峻青收藏奇石、程十发收藏照相机、陈巨来收藏打火机、郑逸梅收藏名片、陆春龄收藏笛子。这些在收藏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独特审美理念与情趣，折射出了海派收藏文化的雅俗观。

无雅无俗，大雅大俗，雅俗共赏。这是海派收藏文化的魅力所在。

五、人弃我藏与标新立异

人弃我藏与标新立异，是海派收藏文化创新意识的特征之一，在现代民间收藏的发展过程中，海上民间收藏家们以此创新意识，开拓出一片灿烂的天地。

海派收藏的人弃我藏与标新立异，肇始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一位奇人——钱化佛（1884-1964）。钱氏江苏常州人，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早年闯荡上海滩，是位文明戏与京剧的名伶，还当过电影演员，主演过《春宵曲》等影片。他又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先生，成为一员革命党人，辛亥革命时，曾参加联军先锋队，攻打南京，荣立战功，受到中山先生的褒扬。上海光复后，钱氏脱离军界，在演戏的同时，又以丹青为业，以画佛而名声雀起。钱氏的兴趣起于何时，今已无从考证，他的遗作《三十年来之上海》一书记载着他的收藏活动，据郑逸梅先生说，该书撰写于1946年，原载于《新夜报》与《今报》，以此上溯三十年，亦即1916年左右。钱氏在《三十年来之上海》中的“火柴盒之集藏”一文中，开头即写：“人弃我取，这是鄙人唯一的宗旨，所以鄙人好比是个拾荒者，越是无价值的东西，越是要集藏起来，自以为寓价值于无价值之中。因为有价值和无价值，没有一定的标准，我以为有价值，便算有价值了。”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钱化佛开创了火花、烟标、请柬、戏单收藏之先河。他甚至收藏起报丧的讣闻与日寇的布告，可谓标新立异得出奇。钱氏居然举办过一次讣闻展览，让惊讶的世人刮目相看，展品中居然有孙中山、哈同、黄楚九、史量才等人的讣闻。

当时，敢于向世俗挑战的钱化佛，在上海滩上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一个以文人雅士为核心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大名鼎鼎的国学巨擘胡适之与京剧大师梅兰芳，均喜爱收藏火花。当年梅大师出访日本与苏联时，还为钱化佛带回了大量的异国火花盒贴。有“补白大王”之称的郑逸梅先生，也是一位标新立异的收藏家，他在《我之“博爱”》的文章中写道：“名片也是我收藏品之一。”在其藏品中，最大的名片比16开杂志还大，最小的如同邮票大小。冯孙眉先生也是民国时期上海滩收藏香烟牌子的风云人物，他还在宁波会馆所办的宁波公报任《卷烟画片》专栏主编，介绍香烟牌子知识，推广他的收藏经验。跻身于这种人弃我藏与标新立异的行列中的人，还有名医丁福保、作家周瘦鹃、画家朱其石，甚至象沈钧儒这样的“七君子”人物，亦有此奇癖，津津乐道于山野荒漠上的顽石。

钱化佛、郑逸梅之流的收藏，换成今天的时髦词眼，即所谓的“另类收藏”。为什么历史上的“另类收藏”会发端于上海滩，并形成一种文化气候，这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

纵观历史，我们知道，海派收藏源于海派文化的大环境，当上海开埠后西方文化浸入这个海港商埠后，传统理念的束缚迅速瓦解，追求个性，开拓创新，就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元素，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人们的开放思维在传承祖先的遗训同时，加快了对新生事物的探索与追求。现有的文化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于他们的精神需求。于是乎，有了海派绘画、海派京剧、海派服饰、海派饮食与海派建筑。海派收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下，脱颖而出，而社会表现出的极大的宽容性，又使这种新生事物有了较为良好的生存环境。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文革”结束后，上海滩的民间收藏能在销声匿迹多年后率先在国内崛起，热衷于收藏的人，追循着钱化佛、郑逸梅的足迹，并演绎着中国收藏半壁江山的风采，这是海派文化的必然趋势。

六、治学研究与著书立作

海派收藏，具有治学研究与著书立作的好传统。

在海派收藏中，不论是古玩还是现玩，特定的历史、地理、经济及人文环境，都促使那些孜孜不倦的收藏家们，沉着气静下来，对所收藏的物品进行潜心的研究与探讨，在经过长年累月的治学研究基础上，又将研究的成果著书立作，为中国的民间收藏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又字梅轩，号畴隐居士，近代著名的杏林人士，曾创办上海虹桥疗养院。同时，丁氏又是一位名垂青史的大名鼎鼎的海派收藏家，在古籍、钱币与甲骨上，多有建树，其中尤以钱币搜藏最为杰出，民国时被古泉界尊为领袖人物。1936年2月23日，中国古泉学会在上海成立，丁被推为会长。此公非常注重治学与研究，经多年的努力，他将自己收藏的古钱及大量的古泉史料，选出六千余枚拓片，按辞典编序篡编了一部《古钱大辞典》。开创了民间钱币收藏的新领域，这是一部公认的集币界必备的工具书，至今仍具有它的权威性。与丁福保有同工同曲之美谈的，是沪上另一位邮票大藏家马任全所为，马公1956年捐献国家“红印花加盖小字一元旧票”，至今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马氏上世纪30年代始集邮，被公认为国邮的权威，得赖于他1947年出版的《马氏国邮图鉴》，这是中国邮票最早最具权威的工具书。

海派收藏家的治学研究与著书立作有不少不仅对民间收藏，更对我国的文博事业作出过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海派收藏引为自豪的历史。

陈梦家(1911—1966)，这位与罗振玉为同乡又与汪庆正为好友的海派收藏家，原是一员新月诗人，师从诗人徐志摩，其16岁时，即以一首《一朵野花》之诗，名噪文坛。后来，陈氏转攻古文学，同时又迷上了明代家具的收藏。1985年，当代家具研究泰斗王世襄著录的《明式家具珍赏》在香港出版，其中有38幅彩版，就是陈梦家的旧藏。解放初期，陈氏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以后，由于其在文物研究上的成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工作环境的变化，使他的著书立作走上了“井喷”程度，1954年完成了洋洋70余万言的《殷墟卜辞综述》，紧接着完成了另一部巨著《西周铜器断代》。1956年，陈氏又汇编了《中国铜器综录》。原来会更有作为的陈梦家，遇到了多难的1957年。陈梦家的成就在海派收藏史上，并非孤证。现在，文博考古界都公认郭深沫若为当代甲骨学的权威人士之一。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奠定郭氏甲骨学权威地位的扛鼎之作《殷契萃编》，其成功来自于一位海派大藏家，此人便是上海小校经阁主人刘晦之(1879—1962)。刘氏以藏书闻名，他不仅重收藏，更注重研究和著述，胡邦彦《记刘晦之先生》，一文说：“先生著述甚多，予得见者有《尚书传笺》、《礼记注疏》，用力尤多者为《说文切韵》。”但作为一位收藏家，更难能可贵的是，1936年时，刘获知东渡日本的郭沫若研究甲骨缺乏资料而痛苦不堪时，刘晦之毅然将自己整理编撰的20册《书契丛编》，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到日本，转交给郭沫若。刘氏在谱写中国当代文博一段佳话的同时，也折射出海派藏家的学识风采。

当代的海派收藏，继承了治学研究与著书立作的好传统，并演绎出新的篇章。自上世纪80年代海派收藏再次崛起时，一大批海派收藏家，在收藏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灿若群星的收藏著作群体，并在国内收藏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家文物局等单位举行的“20世纪具有影响的100本图书”选目中，有一本《中国收藏与鉴赏》，该书1993年10月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当代收藏的第一部大型图书，该书就是由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与海派收藏家合作的结晶，这本大型图书见证了当代海派收藏著书立作的风貌。

从治学研究到著书立作，海派收藏文化树立了自己的形象。

七、结社开拓与团队精神

上海自十九世纪60年代开埠后，迅速成为我国最大的移民城市。至廿世纪20年代，上海以其独特的魅力，登上了“东方巴黎”的宝座，万商云集，五方杂居，传统色彩与异国情调相交融，从而孕育出崭新的社会风貌与意识形态。这种有别于世代相袭的社会风貌与意识形态，打破了传统的模式，走出各自为政的小圈圈，迈向了社会共荣的大舞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上海的民间组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会馆、会所、同乡会、行业协会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海派收藏也正是在这时，开拓了我国民间收藏组织的历史，成为全国民间收藏的旗帜。

最早在上海滩出现的民间收藏组织，是集邮组织，1912年，就在孙中山于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在上海的外侨就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邮票会”(shang hai Philatelic Society)。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集邮组织，也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民间收藏组织。成立时会员仅8人，会长为拉奇，会所设在上海开利饭店。我国第一代集邮者李辉堂、周公觉、陈复祥、张庚伯等人为该组织成员。1922年8月，为与外国邮票会分庭抗礼，上海的集邮者在沪成立了“神州邮票研究会”，陈棣村为会长，叶颂蕃为副会长，首批会员22人，主要成员有张承惠、李辉堂、陈复祥等人。尽管这个社团数月后即解体，但它却是我国最早的集邮组织。1925年7月11日，上海的集邮者又酝酿成立了民国时间影响最大的集邮组织——“中华邮票会”，其主要发起者就是著名的“邮王”周今觉(1879一949)，同年10月1日创刊《邮乘》会刊。中华邮票会是神州邮票研究会的继续，在它成立的翌年，著名的“新光邮票研究会”才在杭州诞生。

在早期的民间收藏活动影响中，除了邮票外，就数钱币。钱币最早的收藏组织也在上海。1926年，著名的古钱收藏家张叔训(1899—1948)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集币组织——古泉学社，并出学术刊物《古泉杂志》。该社成员不少系当时的社会名流，如罗振玉、董康、宝熙、袁克文、陈敬弟、丁福保等。虽说这个集币组织只生存一年的时间，但对全国的钱币收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十午后，即1936年2月23日，一个更大规模的集币组织在上海诞生，它就是“中国古泉学会”。会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历代古钱大辞典》的编篡者丁福保(1974—1952)，叶恭绰与张叔训担任副会长。到了1940年，著名集币家罗伯昭来沪发起创办了“中国泉币学社”，丁福保再次出任会长，这个组织后来发展到全国，成为一个拥有近200个社友的全国性泉币组织，同时也是解放前历时最长的集币组织。云集了当时国内集币最强势的人物，他们是丁福保、罗伯昭、郑家相、王荫嘉、张纲伯、蔡季襄、戴葆庭、张叔训、张季量、杨成麒、陈仁涛、孙鼎、马定祥等。

据有关资料显示，最早的火花集藏社团也诞生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什么这些民间收藏组织最早都问世于黄浦江之畔?因为是这座城市的包容性与创新性，冲破了传统的束缚，适应了这些社团走向更广阔社会的追求。那些我国最早民间收藏组织的发起人与创办人，清一色都不是上海土籍，而是来自异省他地的客籍人士，他们为什么不能在故里施展身手，而在上海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就是海派丈化的魅力所在。在这种城市文脉的沿袭下，当民间收藏在“文革”结束后再度崛起时，中国最早的省市级法人收藏组织——上海市收藏协会便应运而生（当时叫“上海收藏欣赏联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