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江书画收藏看收藏与风格创作的关系

中国书画收藏的历史由来已久，有许多收藏家见诸史册，亦留下不少收藏佳话。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艺术品买卖和收藏也如火如荼地活跃起来，中国书画更被誉为收藏投资领域的“软黄金”。收藏作为一种艺术市场行为，既受经济发展规律的支配，亦回避不了艺术生产规律的左右，此外，它还对风格创作的取向产生着微妙而长远的影响。我们试图通过分析浙江现当代书画收藏与风格创作的关系来一窥其中究竟。

一

浙江人杰地灵，文化蕴藉，历来便是文人骚客聚居之地，有悠久而深厚的中国书画传统，从古至今艺术品民间收藏活跃，也不乏慧眼独具的收藏巨子，如嘉兴项元汴，湖州庞莱臣、张葱玉等，皆以收藏宏富、目光如炬盛名远播。

传统意义上的收藏，以贵族化、政教性为主，藏家藏品的精神属性突出，经济因素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新兴的收藏家却不同。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民营经济在资本市场崛起，浙江地区的宁波、慈溪、台州、椒江、黄岩、温州、义乌、绍兴、杭州等民营企业发展迅疾。浙江省在2005年左右，民营企业GDP已占全省总量的三分之二。年出口产值在50万美元以上的民营企业已超过3000家。年产值10亿到50亿的民营企业群落有91个，年产值50亿到100亿的民营企业群落有13个，年产值100亿以上的民营企业群落有4个。这些企业家以雄厚资本参与到艺术品收藏市场，成为大陆最重要的买家和收藏家。业内甚至称他们为“浙江兵团”，直指他们出手果断、所向披靡的气势。 江浙企业家投资中国艺术品已被一些专家称之为有别于发达的民营经济的另一种“江浙现象”。甚至有人认为，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中国艺术品投资热潮，江浙人是“罪魁祸首”，可见其影响之大。浙江民间收藏的文物，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超过了浙江省博物馆，就能充分说明问题。以陆汉振、徐其民为代表的许多民营企业家甚至办起陈列室、博物馆，其藏品之丰、档次之高，令人惊叹。这些民营企业家颇有些类似于近代海派藏市中的富商大贾，他们的加入，不仅改变了传统收藏的主体格局，也促进了艺术品收藏从单纯学术追求向经济投资行为的转变。

浙江民营资本涌入收藏市场的原因正如众多分析家所指出的，一是浙江的艺术传统和文化底蕴深厚，使得浙江民营企业家投资收藏文化艺术的意识较强。长期艺术氛围的滋养，培育了浙江人的艺术修养和文化质素，在中国艺术品藏市中形成独具的江南情结。而这种爱好和发自内心的喜欢，使浙江现当代的书画收藏的学术色彩较之其他地区要浓厚得多；二是外部的推因。浙江省在2000年提出文化大省建设纲要，规范和促进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便是其中重要的一块内容，这为书画收藏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投资的目的。书画作为艺术品，不仅没有折旧，而且价值会与时俱增。而企业购买其他“固定资产”，其价值却会因折旧而与时递减，加上购藏书画可冲减税收，因此书画便成为精明的民营企业家选择藏品时的首选。加上近几年房产和股票市场的不景气，使艺术品成了“绩优股”。同时藉由艺术品收藏还可以提高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但是当资金链发生困难或藏市不被看好之际，藏品往往被抛出，也正说明了这种投资的目的；四是礼品市场的存在推动了民营企业的购藏风。中国书画有一个不容回避的庞大的礼品市场。 对于浙江民营企业而言，更是有打通各种关系的现实考量，因此，可以说礼品市场有力支撑了浙江书画购藏的发展。特殊的人文环境、收藏传统以及现实需求，使浙江的资本新贵在完成原始的财富积累之后，开始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方面的投资和追求，书画艺术品正是其中最为便捷，最富投资价值，也最风雅的途径。

二

从收藏对象看，浙江的书画收藏者追捧的多为浙江本土的现当代书画家。这除了所谓的乡土情结，以及这些投资者大多并非专业藏家，在不具备非常专业和全面的收藏知识下只能以购买现当代名家的作品解决“真伪”问题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浙江书画作品的整体创作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有很强的品牌效应的缘故。杭州书画拍卖市场近些年持续火爆，即源于浙江书画家的出色表现。参与拍卖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多数。企业家的大规模加盟，使得浙江书画家的作品行情持续飚升。

从艺术史角度看，浙江书画有着悠久深厚的文脉传统。山川峻秀、处处入画的地理环境，涵养了自强图新的艺术气质和雅逸劲健的艺术品味。不管是明代的“浙派”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浙派人物画”，都体现了浙江书画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的人文品质。现在也有专家把解放以来活跃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画坛上的画家称为“新浙派” ，并进一步划分成以黄宾虹、潘天寿、吴茀之、陆俨少、陆抑非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顾生岳、卢坤峰、舒传曦、童中焘、孔仲起、曾宓、吴山明、刘国辉、卓鹤君、姜宝林、何水法、闵学林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以陈向迅、张伟民、尉晓榕、何加林、顾震岩、林海钟、张伟平、卢勇等为代表的第三代。

解放以后，新浙派书画之所以文脉清晰，传承有绪，而且人才涌现皆呈“集团化”趋势，甚至在“全盘西化”等时期严重被质疑、被排斥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发展与成就，重要原因即在于有美术学院机制的保护和培育。

以成立于1928年的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为起始，中国美院书画教学在几代教师的精心建构下，成为目前中国最富实力的中国书画系科。以黄宾虹、潘天寿、陆俨少等为代表的20世纪中国书画大家，奠定了浙江画坛和学院教学的基本格局。上述几代书画家，大多即是其中的重要师资和学生。相较于其他美术院校，中国美院书画教学的主要教学特点在于：坚持传统笔墨特色，始终强调在传统基础上的创造，由此形成的教学体系也最为成熟和完整。比如分科教学，对传统书画造形体系的研究和实践，对传统文化修养的重视等，尤其对传统笔墨的理解、认识和运用，可以说是最到位的。同时，浙江书画从不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勇于吸纳异种艺术的语言，融合创造。当这些学术追求以一种谨严有序的教学体系确定下来后，保证了当老一辈传统型画家相继故去，全国范围内传统式微之时，中国美院却依然能够自信地行进在传统出新的正轨上。第一代画家所坚守的传统出新路线，在第二代第三代画家身上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和优势，这正是鲜明的教育特色和强大的教学体系所带来的直接硕果。

当传统师传徒受的书画教育被纳入到近代教育体制后，直接保证了中国传统书画在失去了旧有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下，仍能在学院教育中得以承传和发扬，所以，学院中的书画家因为有相对固定的创作时间和创作环境，以及高远的学术要求而成果迭出，自然成为学术权威的象征。学院（或画院）又为书画家提供了生活和职业诉求的基本保障，这样在市场大潮来临之际，“院内”书画家的创作心态就比“院外”要平稳得多。因为对“院内”书画家而言，他们清楚他们的真正评价标准在于学术而非市场。先学术后市场，这也正是浙江藏市区别于北京、上海等地区的重要特点。

第一代书画家是新浙派的奠基人，第二三代基本都是按照师承、毕业或出道先后排定。如今，第二代已多数退休，第三代直值壮年，第四代也开始慢慢形成，后备力量强大。有了学术、传承和原创的保证， 浙江书画家的收藏行情持续升温当在情理之中。

三

浙江现当代书画作为收藏界宠儿的地位已不容置疑，这个地位首先是由他们的学术价值赋予的。但是，从现当代艺术史研究的角度，我们仍然关心处于初级阶段的藏市和艺术品经济对书画创作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表面上，很多书画家自信于自己面对市场腐蚀的“定力”，殊不知，改变尽在微妙中。艺术的最高成就也许并不一定依赖资本经济而产生，但艺术经济却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帮助形成对于某一种风格的广泛兴趣及舆论基础，因此艺术经济在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绝不能被忽视或过低估计。

当代书画作品市场的成熟实际上是在近些年，1996年后，虽然曾有拍卖公司提出来搞当代书画独立专场拍卖，但市场规模太小，行情波及的面不大。浙江书画的第二代人物，他们的风格基本成熟于当代书画市场勃兴之前，艺术成就在市场繁荣前已经基本定位，因此买方市场（收藏家）的喜好对他们的风格特点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在藏市面前，他们基本都能坚持自己既定的学术道路。其中，有些画风偏写意的画家市场较为红火，而工笔或创作性较强的画家因为产量不多而市场相对较小。但是从实践取向看，第二代画家针对艺术市场，基本形成了创作作品与市场作品两种风格。创作作品以探索性、实验性、严谨性为特征。市场作品则在题材和面貌上雷同较多，如人物的仕女、文人雅士等题材，以大众化和通俗性为主，笔法以水墨写意为多。这类风格雷同、技术含量相对低的市场作品多了以后，使造假变得容易和泛滥起来。有些造假者专门模仿某一画家的风格，使很多不太懂行的藏家上当。

第三第四代画家已深处市场漩涡中，甚至第四代画家就成长于艺术品市场的大潮中，他们对于收藏市场的抵御力可能没有第二代书画家那么有力、从容，但是因为有扎实的求学和研究背景，在市场冲击面前，总体上仍能保持清醒，找寻自己的学术定位，确立自己的艺术风格，这也是浙江书画家受到藏家青睐的重要原因。在21世纪初，就有人预言浙江中青年一代画家的作品是“成长股”，是中国书画艺术品市场中的沃土，果不其然，在几年时间，他们的作品价位就连翻几倍。但是为了谋生和博名，迎合市场改变风格的亦不乏见。比如有其他地域的画家调到浙江后，风格马上会朝强调笔线墨韵的特点转变，传统面貌更为浓郁。有的学生求学时的风格非常具有探索性、实验性，而一旦进入市场谋生后，都会转向水墨洇润的带有浙派流行特色的风格。

浙派之所以为浙派，的确是有一种总体风格取向的，如山水画重视水墨性能的发挥，以及笔墨的修练与表现，作品意象新颖，个性突出，具有湿润秀丽的江南特色。人物画笔墨酣畅，水份饱满，浓淡枯湿，清新朗润。花鸟画重写意精神，重寓兴传统，借物抒情，意境悠远。这是地域、习性、人文环境综合作用下所生成的风格取向。藏家对浙派绘画的推崇，正在于这些既具有传统笔墨情韵又兼顾现代审美情趣的艺术特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浙派风格一旦被提炼，被市场追捧后，不免形成某种相近的面目，这在第三四代画家风格中尤为明显。这里面既有教学体系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收藏市场对其的规约和局限，因为藏市普遍比较认可浙派充满文人意趣的水墨为上的审美取向。有专家曾指出浙派风格的一些弊病，如风格唯美化、题材小品化、定型化等 ，同样地，这些弊病固然有风格相互影响的关系（这其中的师生承继关系需好好反思），但更不能忽视市场这双无形的手对它们的强化作用，其结果可能就是市场性作品最后成为了创作作品的主要面貌。

对此，风格卓著的画家还是有清醒认识的，象吴山明先生曾说自己这些年来所做的唯一事情便是突破原浙派人物画，使个人风格得以强化和完善，拉开与自己前辈及同辈的距离。这种风格意识也深刻影响着后辈青年画家，他们大多也是实力派画家，在风格追求上你追我赶，虽然有一个整体的面貌，但每个人都还是自觉地追求自己的独特个性。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风格探索是否成功，优劣好坏，是有待时间和历史检验的，故此，在藏市之中，一些风格之外的附加值便成为了决定现实行情的节点，比如学历、职位、职称。中国美院从2000年开始招收中国画实践类博士，四年学习下来，风格不见得有多大变化，但“身价”却不一样了。如前所述，中国画市场的基础部分是建立在礼品市场基础之上的，价值的形成及交换规律往往取决于某一画家艺术之外的东西，名声、学历、职位、职称……而艺术成就，还未真正成为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尺。浙江书画界藏龙卧虎，有很多“院外”画家，创作水平不见得差，但由于无法侪身现行的“估价体系”，所以在市场上没有多大作为。象这类画家的价值就需要具有艺术史功底的藏家的慧眼。

一些艺术市场中的常见弊端和毒瘤，如画家的短视，没有理想，急功近利，热衷于排名与炒作等等，在浙江藏市虽没有那么严重，但也不乏见。市场大潮对书画家的创作态度和创作心态都会产生潜在的伤害，不规范、无序的市场对创作的腐蚀更甚。一些原本潜心创作的严肃画家，在市场面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浮躁心态或浮躁之作。在书画购藏火爆的情况下，书画家即使不断提升自己的画价，也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不少画家无法静心创作，完成“任务”的手段只能是复制和批量生产。2006年春拍时，不少名家作品流拍就证明了礼品画、应酬画、商品画对创作的腐蚀。一些专攻工笔画的画家，也要经常画些写意作品推向市场，以改善生活。那些艺术探索性较强、曲高和寡的画家，有时亦只能追随一些流行性画风，以适应市场。好在现在书画的价格远远高于一般职业的收入，所以不太会出现“海派”时期卖画不足以糊口的窘境 ，但现在藏市对艺术创作的负面影响较之近代上海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后遗症恐怕需要更长久的时间才会显现。

四

如果藏市一路飚红，大多数书画家可能还会在飘飘然中不思进取，不求突破。但是，2005年时，中国书画藏市在经历第二个高峰后进入一个拐点。2005年春拍，占到艺术品市场80％份额的中国书画在连续三年出现“井喷”行情到达一个新的制高点后，于下半年起成交率下降，最低只有62％，很多画家的作品有价无市，整个书画市场进入“理性调整”期。2006年春拍时节之初，藏家依然延续了冷静观望的态度。

2008年股市的持续低迷，也冲击着书画的藏市。根据雅昌艺术网统计编制的书画行情指数，各类书画作品价格在2007年年底到达高峰后均大幅回落，行情大致跌了六成，和2005年年底相当，其他类别的书画作品行情也出现不同幅度的回调。 目前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受到银根紧缩，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等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浙江民营企业呈现严峻的生存危机，这对书画藏市的影响也将非常深远。

市场的调整主要源于中国书画收藏市场的非理性因素太多。当评判画作的优劣不是风格，不是意境，不是力度，而是成分指数、行情曲线时，金钱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短期行为、泡沫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对于画家而言，当市场价位替代美术评论成为权威衡量标准时，他在意的当然是自己的市场表现。浙江书画家由于往往是同辈一起出道，所以当一个画家价格上涨时，其他的也会马上跟进，仿佛画价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由此造成了画价的虚高和混乱现象。上世纪90年代书画市场刚刚起来时，书画家对市场的认识还只是能不能卖出去，能不能卖个好价钱，所以到各地“走穴”“开笔会”的情形多见，这些较低价格的作品一旦回流，就会严重扰乱市场流通。另如诚信缺失，炒作盛行，赝品泛滥，拍卖行与画家或卖方联手，抬高报价，假拍假卖，虚报成交价，不提供保真服务等等。这些混乱和无序不仅对书画的艺术本质和艺术家的职业操守造成了伤害，而且严重损害了藏市及艺术市场本身的发展。

但是收藏市场过山车似的高速行进和突然跌落，对书画创作来说未必是坏事。调整期调整的不仅仅是书画作品的价格，还有收藏者的思想认识、收藏心态。随着藏市的日趋理性，收藏心态由盲目的投资转变为精品意识的加强，藏家们会更看重作品的含金量和代表性，对于一般的商品画会表现得更加审慎。同一画家的作品，其创作性作品和市场性作品的价值会出现明显分野。创作能力出众者会进一步脱颖而出。主流画家和非主流画家，实力派画家和非实力派画家的泾渭将更加分明。那些炒作过度和名不副实的画家，将被市场无情地打回原形。当藏市回归理性时，创作也将突显其本质的意义。

以中国嘉德为例，在当代书画作品方面，他们就有自己的选择标准，一是重点推介的艺术家多数是在教学第一线工作的学院派代表人物，或者是画院里专职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二级画家，二是在选择时会考虑到艺术家在学术上取得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地位，三是综合考察艺术家作品的市场基础，不仅要求艺术作品持续在市场里有稳定的价值和价格体现，而且还要看艺术家是否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稳定的艺术风格，并且有持续发展性。 这些无一不在强调书画家的创作环境和创作实力，就这些而言，浙江书画家是具有明显优势的。2002年，浙江省主办的“浙江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参展的十大画家无一不是浙江画坛创作的领军人物，这些画家的作品在市场上的表现也是最好的。因此，大浪淘沙，市场最终看中的不是名气，而是创作实力。

在收藏市场上，对近现代书画作品的判断方法有“真、精、奇、稀、缺”五个原则，就这五个原则，其实也可以让书画家有所思考。对于艺术家而言，如何挖掘自身的艺术潜质、原创能力，形成自己持续发展的学术定位，突破前人和同辈，是确保自己在卖方市场处于有利地位的重要因素。真正的艺术家，即使介入到艺术商品化的潮流中，也决不会因为商品价值的诱引而放弃对于艺术价值的本体追求。谁的学识、眼界与目标高远，谁就能在超越时风、突破自我中获取最终胜利。

伴随着市场的调整，收藏家也开始成熟，他们不再盲目跟风，而是抓紧充电，以让投资技巧更加成熟。在浙江，对藏市的培育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比如支持画廊参加全国诚信画廊评选活动，杭州共有恒庐画廊、六和画廊、吴山画廊、游艺斋画廊和山海星云画廊榜上有名，成为全国“中国诚信画廊”最多的城市之一。浙江日报还专门推出浙江省 “诚信放心”艺术藏品拍卖公司以及画廊推荐活动。拍卖公司则将推荐当代书画当作一个学术项目来做，包括出版画册、著录、评论等。杭州知名画廊恒庐自2003年起举办每周一次的恒庐人文艺术讲堂 ，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这是民营企业介入文化市场的大胆尝试，除了丰富企业内涵，追求企业更高层次的发展外，也意在为书画收藏市场培养一批潜在的投资客。2000年以来，《美术报》已相继举办了七届中国书画鉴定研修班。浙江大学的艺术品鉴赏和投资高级研修班，亦吸引了省内及省外的诸多投资收藏人士。又如2006年6月，浙商大会“艺术品鉴赏及投资论坛”邀请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书画鉴定专家杨臣彬、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刘东瑞等有关专家及数十名浙派画家，与数百名海内外知名浙商、书画收藏者就艺术投资走势等话题展开研讨。2006年4月16日，浙江省地税局出台了《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个人取得书画作品古玩转让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对征收书画古玩交易所得税作出明文规定。浙江省还有文化文物市场管理办公室，对民间收藏和投资者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政策宣传。在专业技术上提供服务，帮助鉴定。杭州文化局甚至牵头制订了《杭州市艺术品产业五年发展规划》（2008—2012）。这些学术活动和政府管理措施对藏市的理性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助作用。除了听取权威专家意见，参加资助学术活动，与艺术家、评论家和经纪人建立良好关系外，藏家和投资者又将目光投向学院内的“充电”，即到学院里进修或攻读学位也成为一种新的选择，其最终目的就是让收藏更具有针对性，学术性，更具有价值和意义。

经过了十几年艺术品市场的洗礼，浙江的藏市和创作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良性的互动状态，由画廊业、拍卖业、交易市场业、博览会业、电子商务业等业态架构起的艺术品市场相对完善，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这里面，雄厚的经济资本和扎实的学术追求是藏市的“压舱石”。从浙江的经验看，学术与市场并不是矛盾的。艺术品的市场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书画收藏只有借助学术的力量，才能持续而长久。而学术没有投机，宝藏只会对那些心怀虔诚、慧眼识珍的藏家“芝麻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