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引导艺术品消费

“堂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这是流行于明中叶徽商中的一句俗语。据史载，明代中叶的民间艺术品市场，形成了两大截然不同的流派，一派是江南文人，他们都是学富五车而又具有鉴赏力的大藏家，如嘉兴的项元汴、无锡的华夏、苏州的文徵明与太仓的王世贞等。其中尤以项元汴名气最盛，其收藏之富、鉴赏之精，在明代私家收藏中堪称巨匠。另一派则是徽商，此族人财力雄厚，凭借他们徽商的生意底气，对书画文玩表现出来的购买热情，比江南藏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没有深厚精明的鉴赏能力，却能“不稀重值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见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时得甚多。”不少人曾对徽商争购艺术品的热情，嗤为“附庸风雅”之举。其实，徽商才是真正懂艺术品的知音，他们的行为，套用今天的话是在“艺术品消费”。

我们知道，艺术品是精神财富，同时又是一种物质财富，这种双重性，构筑起它的商品经济价值。既然是商品，那就有它的消费属性，例如欣赏音乐、观看戏剧、阅读文学与观摩美展等，都是一种消费行为。作为历史文化最重要载体之一的艺术品，它的消费属性尤为突出。现在，人们谈到艺术品，有一种倾向，不是收藏就是投资，好像除此之外，就无其他功能了。

回顾历史，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是在消费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我们今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见到的堪称玉器之王的“大禹治水”山子，当年乾隆爷不惜工本制作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投资保值，而是作为宫中的一件陈设品，也就是说是一种艺术品的消费。诸如此类的消费举不胜举，像紫檀家具、自鸣钟楼、珐琅器皿、书画楹联等等。为了这种艺术品消费，清廷还在皇宫里建立了内府造办处，以制造各式艺术品。就连那些官窑瓷器，在当时绝大多数都是一种消费行为。

皇家是如此，民间更是如此。清末民初崛起的海上画派，涌现出了任伯年、虚谷、吴昌硕、蒲作英、王一亭，这些巨匠大师之所以能施展各自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根植于发达的经济基础上，为商品经济市场提供艺术品消费资源。如今，我们在拍卖会上见到的这些名家大作，在当时大多是为婚寿喜宴或厅堂陈设而创作的，当然还有那些附庸风雅的需要。再拓展一点，中国近现代的画坛名家，有几位不是为艺术品消费而制作的，像齐白石、张大千、沈尹默。书画如此，其实艺术品更如此。

提倡艺术品的消费，我国历史上有着良好的传统。明代高濂在其著作《遵生八笺》中的“起居安乐笺”里，有着尽详的叙述，文云：“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滚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成哥窑定瓶一，……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炉一。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一，如吴中云林几式佳。”因原文较长，笔者不能全文照录，被高濂提到的斋中之物还有：石如灵璧石、英石、昆山石、燕石、白石、钟乳石、玛瑙石；炉有汝炉、鼎炉、耳彝炉；家具有漆龛、笋凳、禅椅、书架；摆设有金佛、花瓶、花觚、香盒、壁瓶、铁如意、鹅颈瓶、匙箸瓶、白定官哥青磁盆等。高濂这一长串的名器珍物，不正是古人的艺术品消费吗。

倡导艺术品消费，就是让艺术品回归到应有的轨迹上来。多一点艺术享受，少一点功利浮躁，不要再唯“投资、收藏”一家独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