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裸体艺术

让我们从一个场景开始：在法国摄影大师杜瓦诺的作品《惊惶失措·巴黎》中，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在大街上隔着画廊橱窗看到一幅裸体油画时，瞪大眼睛，既亢奋又恐慌。设想一下，如果在博物馆中，面对同一幅画，或许他会很平静地说：“它美极了。”他说的肯定是画而不是画中的身体，更不是身体带来的诱惑——因为那是艺术的场所，他必须按欣赏艺术的惯例说话。

成熟、美丽的异性身体与性之间的联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生理与心理的色情动力学。然而，当身体与艺术相遇，否定的机制开始发生作用。艺术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纯洁、高尚的精神愉悦，因此，它必须逃避、抑制或清除艺术中可能引发性和色情联想的意味。这种矛盾的游戏，从远古一直进行到现代，而且中西方都如此。

林语堂曾经在一篇小品文中用到一个妙趣横生的例子来比较中国画与西洋画之间的差异。他说，如果要表现“春天”的主题，中国画大抵会画上一泓碧水，几支嫩绿的柳条，而西洋油画则多半描绘一只健壮的公羊在草地上追逐一个裸女。他的说法至今仍让人觉得妙不可言，他或多或少道出了中西绘画乃至艺术对“身体”的不同态度。

与中国道德传统有关，中国画对身体的态度几乎是完全回避的。虽然最早的中国画即是人物画，但中国人画人物不过就是用几条线条勾勒而已，即使是大师如顾恺之、吴道子，妙是很妙，但一点也不写实。宋朝、元朝以后，文人画开始占主流，文人画讲究的是“笔墨意趣”，画家画的是“胸中之气”不是描摹真实世界，试想如果画家真的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性感美女，必然会让人不齿——这老兄胸中不是玄远雅趣，而是“淫念”。

所以中国绘画对人体的写实能力始终于未发展阶段，即便是极尽精巧之能的工笔仕女画，所画的女人虽然可爱，但无法同真正的女人身体联系在一起。当然也有例外，据说，唐伯虎画了很多“春宫图”大赚了一把，但即使他真如传闻所说，也绝对不敢落款留名。

中国绘画传统的惯性一直延续到现代，并同传人中国的西洋人体绘画观念发生冲突。上世纪20年代油画大师刘海粟在上海美专首次使用裸体女模特给学生上人体写生课，就引发了一场中国艺术史上出名的公案。

当时权倾一方的孙传芳大帅对如此有伤风化的事件勃然大怒。孙大帅虽然自己三妻四妾，听曲喝花酒都不在话下，但那都是关起门来做的事，现居然有人公然以裸女示人，而且还聚众画“春宫”，真是“骇人听闻”!大帅立马派兵查封美专，通缉刘海粟，害得他连夜逃出上海。当然，后来历史给予此事的评价是完全相反的，刘海粟成了一代大师，孙大帅却是永远的笑柄。

在西方的艺术中，身体或者裸体不但不被避讳，反而是最永恒最常见的题材。但是，在西方艺术发展中，裸体可以是“一切的隐喻”，唯独“性”除外。艺术对此始终犹疑不定，存在着呈现和压抑的矛盾。

西方艺术起源于希腊和罗马，因而希腊和罗马对人身体、裸体的细致刻画成了西方艺术的必备传统。十分有意思的是，在希腊罗马时代，艺术上“美”的观念被视为神的品质，与人无关，所以那些精美绝伦的人体雕塑大抵都是某个神祗，比如阿波罗，比如维纳斯。其实追索这些神的来源，很多不是希腊的原创，而是“野蛮时代”西亚和北非的原始信仰。

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维纳斯)，原本是西亚人广泛崇拜的生殖女神。在古巴比伦的维纳斯神庙中，女神的雕像十分性感，给人极强的性诱惑力，据说当时工匠就是以城中最有名的妓女为模特来雕刻的。当时神庙中众多女祭师，都是为信众提供服务的神妓。每年一度的祭祀活动最高潮的部分，就是女祭师与祭祀者的群体交欢。这些在后人看来匪夷所思的淫乱场面，在古巴比伦人的生活中，却是极其庄严的仪式，他们在精神与肉体、神性与兽性不分彼此的迷狂中祈祷民族的福祉。

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希腊和罗马，神变得无比神圣、高尚和光荣。艺术再也无法容纳混杂在神性中的原始情欲。神被赋予纯粹的意义——胜利、光明或者爱，同时，艺术家不再用某个真实的人体作模特，而是汇集最美的面孔、最美的乳房、最美的躯体，非个人化的完美不是凡人的身体可以拥有的，因而“她”也不可能是情欲的对象。

但对某些观众而言，完美的身体却有着艺术家、文化与道德禁忌所无法限制的诱惑。在普林尼的《自然史》中，作者讲述了古希腊一起亵渎神像的事件。当年《米罗的维纳斯》(也就是今天世人皆知的断臂维纳斯像)完成后被放置在神殿里，然而就在大伙都用十分洁净而虔诚的心膜拜神像时，一个小伙子却不可救药地恋上了她的大理石身躯，竟然匿藏在神殿中过了一夜，抚摩着神像进行自慰。第二天，愤怒的信徒处死了渎神的小伙子。

这起事件所引发的恐慌一直萦绕着西方艺术。裸体艺术的技法和表现力逐渐登峰造极，18世纪的大哲学家康德更从理论上论证了“审美”是完全无功利的——更不要说“污秽”的性欲了。但性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艺术史上公认的新古典主义绘画大师安格尔以绘制纯洁而完美的裸体名垂千古，他的作品《泉》所描绘的裸体托瓶少女，是那么清纯，绝不会引起任何淫亵的联想。

然而，在他另一些传世之作中，如《土耳其浴室》，那些粉红的、肉感的女人，在淫艳的东方情调背景中，哪怕只是背影也足以让人感到致命的引诱。也许，大师在那一刹那，也抗拒不了裸体携带的性感。可见，身体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在艺术中被完全驯服，而是随时准备反戈一击。

有时候，身体的性意味会成为艺术家的武器，来挑战许多清规戒律。印象派大师莫奈用他的作品《草地上的午餐》让整个法国艺术界为之震荡。画上的裸女并不是出现在远古的神话中，而是毫无距离地与两位衣着整齐的绅士斜躺在草地上，伸手可触。多么尖锐的嘲讽和进攻，矫饰的道德禁忌轰然崩溃，而新艺术的革命从此开始。

更绝妙的是，当年曾经横扫大半个欧洲的拿破仑，他美丽而特立独行的妹妹波利娜用自己的身体做着同样的事：她嫁给了意大利王子后聘请了艺术大师卡诺瓦为自己雕塑了一尊像维纳斯那样的裸体雕像。她的婆家全体对此伤风败俗的行为大惊失色，就连拿破仑本人也颇感尴尬。于是至今她光艳照人的大理石玉体还横陈在罗马的博物馆中，仿佛告诉世人：拿破仑家族是伟大的挑战者和征服者，我哥哥用的是军队，我用的是身体

在那个曾经被神秘化的空间——艺术家的创作室中，身体的媚惑让艺术宣称的纯粹性几乎变成一个谎言。通常艺术家与女模特之间是两种职业之间的关系，艺术家充满了创作的激情而不是对女人身体的兴趣。然而，这如何解释发生在艺术家与模特之间长长的浪漫史呢?在这个浪漫史里我们可以找到诸如达·芬奇、莫奈、毕加索、达利这些伟大的名字，或者那些可爱的女模特成了艺术家的妻子、情人，或者他们的妻子成了他们的模特。

在这样的关系之中，艺术纯洁的美怎能抵御性感的入侵?达利在描述他的妻子——唯一不断出现在他作品中的女模特：“她的肩胛骨和腰肌多少带些少女般的紧张，她背部的凹陷女性味十足，将那精力充沛的骄傲的躯干和优雅的臀部相连，而细腰就更为称心如意了。天哪，我应该放下画笔……”因此，常常可能发生的是，身体的性意味敲打着画家的神经末梢，不明原因地进入了作品中，与艺术混为一体。

其实，这是个和解、宽容与壁垒倒塌的时代。现代艺术的发展本身就证明了艺术美与性的和解与渗透。或许，我们应该足够诚实，当面对一件被称为艺术的裸体时，我们能说：它很美，也让我感到兴奋。即使我们衣冠楚楚，即使我们在高雅的美术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