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书画精品沉浮传奇

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建院80岁生日，有“中华第一神品”之称的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在故宫的高科技展柜内向世人全卷展示。当年发现这一文物的90高龄的古书画鉴定权威杨仁恺先生，与55年前初次见面的“故友”再次重逢。

与《清明上河图》真迹同时展出的还有6件仿本和1件临摹本。仿本中有一件添款为“明四家”之一的仇英，他利用张的构图，按照苏州的市井生活绘制了这幅图画，明代以来苏州坊间绘制的所谓《清明上河图》，均模仿此图，因此也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人们只知道《清明上河图》的珍贵，但却很少了解，像这样的故宫书画精品件件背后都隐藏着曲折离奇的故事。日前，故宫研究院古书画部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金运昌先生到首都图书馆讲述这些故事，我们来听听金先生是怎么说的。

风流天子编撰“宝笈”，末代皇帝盗窃国宝

提起故宫书画精品收藏，不单单是明清两代皇帝的事情，要从历史上几位出名的风流天子讲起。

一位是著名的李后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皇家美术学院———翰林图画院；另一位就是书画精绝的宋徽宗，通过统一鉴藏印章、统一装裱款式和进行登记著录等方法，建立起完善的书画收藏制度；南宋高宗赵构不但收集，还请了米芾的儿子米友仁做“鉴书博士”，为书画鉴定真伪。

前几年，社会质疑故宫花了2000万购买的《出师颂》是假货，其实米友仁当年就已经在作品上写明此为“隋贤书”而非晋人作品，但这仍然不失为一件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只要了解这一点，就不会有故宫花天价买“假货”的误会了。

这些方法，被后面各朝代的皇帝们照搬，皇室书画收藏越来越正规化，从印鉴、装裱、记录、鉴定到防伪防盗，一条龙服务。

历史上有几位皇帝是书画内行，政治外行，社会动荡不安，甚至有着亡国之恨，等到了清代，那气势可就不一般了。经过康雍乾三代盛世，中国国力非比寻常，这三位皇帝都极有才华，对书画的造诣极为深厚，绝非附庸风雅之辈，再加上他们善于利用文化上的亲和拉拢汉族知识分子，为清朝统治服务，更是把书画家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大画家、大书法家都成为政府高官，对中国古代书画遗产的保护、收集和整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在文化建设上有编写《四库全书》等大手笔，在书画作品上，更是集历代之大成，编撰了《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其中，《秘殿珠林》多收录宗教画和手写经卷，《石渠宝笈》为一般性书画作品，现代人尤其推崇后者。它不仅包括明代宫廷的内府收藏，还包括清宫陆续收得的多位明代大收藏家的珍品，同时兼重古今，一改以前不收当代画家作品的习惯，将本朝大臣和画院作品一并收录，为后人留下一笔完整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清朝灭亡后，末代皇帝溥仪曾命陈宝琛等大臣查点宫中书画，还特地分成上中下三品，明着说是想看看《石渠宝笈》中剩下的宝贝还有多少，其实是想按照这个单子来偷东西，为自己凑出国留学的经费。乾隆毕生积攒的书画精粹，几乎都被他伙同溥杰拿出宫去，这批国宝从此经历了一段极为惨痛的劫难。

文人雅士慷慨解囊，一流作品重回故里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载：“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我记得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

这些上上品的书画就这么流出了宫外，当伪满洲国覆灭时，溥仪随身携带一批精品仓皇出逃，在饥寒交迫中，很多“御藏”文物竟然被拿来换吃的，因此流落民间。留在长春的文物则遭到了伪军“国兵”的哄抢，那些人并不知道其重要价值，一部分珍贵文物当场被撕毁。后来到了土改，这些伪军及其家属生怕暴露，把抢来的东西烧的烧，埋的埋，又毁灭了一些。这是中国文物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灾难。 　　

当时，有一些机灵的商人开始从关外大量收购这些散失文物，以高价卖给北京琉璃厂古董店铺。这些文物统称“东北货”，很多著名的大收藏家、大艺术家都知道“东北货”里有好东西，纷纷委托古董商人收集，许多珍贵的文物失而复得。

其中有些故事颇为出名，如张大千以500两黄金购得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1952年，旅居香港的张大千预备移居他乡，为筹措费用，不得已出让此画。他将《韩熙载夜宴图》及五代董源《潇湘图》等几幅国宝以2万美金卖给大陆方面。

我国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大词人张伯驹先生为收购国宝隋展子虔《游春图》当了宅子，其夫人潘素也变卖首饰才凑足黄金200两。1956年，他们将《平复帖》、《游春图》等8件书画精品无偿捐献国家，更是传为佳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在政府与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积极开展文物收购工作，收集了一批书画精品，约占已散失书画目录中所列总数的一半，以精品而论几乎是全部。过去，李敖先生在演讲中常常说起：北京故宫只剩下个空壳子，精品文物都在大陆解放前夕被搬到台湾去了。但是，当他前一阵子真的走进故宫，金运昌先生却自豪地告诉他：“您这话可说错了。”他开玩笑说：

“溥仪把一流文物带出宫，国民党把二流精品带到台湾，而这些一流文物绕了一个圈，又回故宫来了。”

举个例子，“三希堂”所藏的三件稀世之宝，“一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现存台湾，另外“二希”（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转辗流失到香港，后经周恩来总理指示，设法购回。当然，这只是个玩笑之语，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相比，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法精品多，而北京的画精品多，双方各有千秋。

收藏理念古今迥异，《清明上河图》得以保存

《清明上河图》也跟“东北货”一样被溥仪带到长春，但遭遇并不相同。1945年8月，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后，许多收藏名贵字画珍宝的大木箱，其中包括《清明上河图》，被胡乱丢弃在机场，最后作为战利品上缴了。后来，又陆续发现了两幅同样题为《清明上河图》的摹本。1950年，三幅《清明上河图》被拨交到新成立的东北博物馆（即现在的辽宁省博物馆）临时库房里。

1950年冬天，文化部门开始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留下的文化遗产。时任文化部研究员的杨仁恺先生在堆积如山的藏品发现了这几幅作品。由于另外两幅都是明清年间由苏州片作坊或清宫画师所绘制的仿摹本，所以当杨老最初发现题签上写着《清明上河图》的残破画绢时并没有多少惊喜。然而随着画卷展开，杨仁恺被眼前这卷古画惊得几乎要叫出声来。这是一卷长卷绢画，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赭色，而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都体现着独特的古老绘画法式，与先前所见的摹本有着明显区别。杨老随后又发现了一位金人在画后的题跋，已初步断定它就是北宋张择端真迹！

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国宝沉浮录》（增订本）中，杨老曾这样描述激动的心情：“1950年冬，我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竟然发现张氏的《清明上河图》真本，顿时目为之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经过鉴定，证实了杨老的惊人发现。1953年，奉中央的调令，《清明上河图》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有人曾经怀疑《清明上河图》的真实性，觉得这样的精品为什么没有被溥仪随身带走呢？这里面除了一些偶然原因外，根源还得从中国的皇家书画收藏意识讲起。

中国皇家书画收藏一直有这样的倾向，重古代，轻现代；重高雅，轻风俗。《清明上河图》在清代只被录入“《石渠宝笈》三编”（嘉庆时编成），而不是初编、续编（乾隆时编成），可见它并非乾隆皇帝特别赏爱之物。 　　

宫廷画，简单说来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照片、DV、录像带一类，画师们用高度现实主义的作品记录着上至帝王将相的生活，比如《康熙南巡图》。这些“现场录像”，在士大夫的眼里显得不那么有艺术气息。到了现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宫廷画的艺术地位和历史价值被重新认识。

历史上的张择端并不算特别受宠的艺术家，只是属于宫廷画师，在宋翰林图画院里任待诏。与一般宫廷画不同，《清明上河图》没有记录皇帝的生活，而是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写，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升平时期的繁荣景象。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难得。

画中描写的当时汴梁民间习俗与宋人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完全一致。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恰到好处。几百个人物造型用笔草草，却在不经意间将各种各样的身份通过衣着、形态、表情流露出来，充满着生机与活力。它还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等丰富的形象资料。最引人注目的是水东门外七里的虹桥，这是一座起拱的木结构大桥，（仇英仿本则用石桥代替）运河上云集的船只刻画入微，连一颗铁钉都不放过，线条运用更见功夫，所表现出的质感和量感，远超前人。

科院曾经根据画中的比例复制出宋代的船只、木拱桥、城门斗拱等实物，其比例之精确令人叹服，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修养和表现能力。

这样杰出的画师在古代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实在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误区。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清明上河图》才能逃过劫难，没有跟很多文物一样惨遭毁灭，而是完好地保留到现在，并且被称为“中国传统绘画中最脍炙人口的一幅名作”、“传世最著名的风俗画长卷”，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碎纸拼出惊世国宝，背后暗藏血泪故事

在杨仁恺先生的著作《国宝沉浮录》中，并没有对自己发现《清明上河图》作过多的渲染，相反，他用更多的篇幅记载了那些保护、收集、捐献故宫流失文物的人们的故事。

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最好的行书作品———《苕溪诗》的发现便具有传奇色彩。1963年4月，一个神秘的小伙子出现在荣宝斋门外，拿出一个包袱，里面全是被撕烂的碎纸。当时的业务副科长田宜生是有着30多年经验的老人，经过细心整理，发现里面竟然有着清宫印玺的片片书画，杨仁恺先生正好也在，马上请他过来一看，立刻为之震惊，这全是国宝级的碎片啊！果然，这包东西对出了37件作品，《苕溪诗》就在其中，只缺少8个字而已。荣宝斋给了小伙子2000块钱，第二年，他又送来了一包袱碎片，连钱都没要就走了。后来杨先生还特地让人带钱去找小伙子，却发现地址是假的。他们本以为可能是怕查出家庭有人做过“国兵”，小伙子心虚才不敢要钱，没想到30年后，杨先生了解到这背后还有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

原来小伙子叫丁心刚，其父丁征龙早年留学欧洲，深受张学良将军器重，曾在张将军北平行营从事外事工作，但在“西安事变”后，被调往营口一煤矿做普通职员。其母孙曼霞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做过教师。他们都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对祖国艺术更是充满了热爱之情。 　　

这种热爱却为丁征龙带来了杀身之祸。1945年9月，他跟两个朋友去长春，发现地摊上居然在出售珍贵书画的碎片，他马上进行收购。没想到，与他同行的骆大昭起了贪心，在路上将丁等两人杀害，抢去包裹。回来后却伪称自己受到抢劫，其他两人去了辽阳。孙曼霞没有被骗，她亲自去长春调查，终于将骆大昭绳之以法，并夺回了丈夫留下的那包碎片。

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这位坚强的母亲抚养着6个孩子，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但是，她从来没动过那些国宝的念头，默默守护了20年，直待解放后，才让儿子交给国家。

丁心刚拿到第一次报酬后，证明了手中国宝的价值，因此第二年再次送来也没有拿钱，更没留下姓名地址，因为，他是为了还母亲一个心愿：“将国家的东西还给国家”。

故宫国宝，几经沉浮，留下了一段段荡气回肠的传奇，在历史上散发着永恒的光芒。

烂棉花藏文物

唐代卢楞迦《六尊者图》曾经在宫中一度离奇消失，本以为已经被盗窃流失，但解放后，漱芳斋戏台清垃圾，在台下角落里发现了一团烂棉花，打开一看，里面是霉变的一堆画，经过鉴定，竟然就是这册已经消失的国宝，这肯定是当年太监的盗窃未遂所为。现在修复后，画上仍然可见细小的斑点，就是那时的霉变破坏，十分可惜。

以真为假留精品

国民党政府在撤离大陆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书画精品，是他们来不及带走了吗？这里面又有一个故事。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被人陷害，说他监守自盗，用赝品换了故宫的真品，于是，便请了黄宾虹先生来鉴定，尽管他是大画家，却也不知道是有心还是失误，把很多真品说成是假的，被封存留作易培基的“罪证”。到了国民党政府转移文物时，这些“赝品”自然不会被拿走，结果充实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宋徽宗的《听琴图》、马麟《层叠冰绡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