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西安古玩市场研究

一民国初期的西安古玩市场（1912－1927）

着眼民国时期主要政体机构主体变易轨迹与不同时期的历史特色，我们一般将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至1927年4月南京政府成立这一历史区间，划分为民国初期阶段。

在这一阶段，引人注目的首先是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千余年的封建统治，促使中国社会开始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造成中国社会政体结构、经济模式、人文形态以及相关社会机体表里出现新的能动性变化。

迎合这种新的能动性变化，对于艺术市场以及艺术品收藏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并可以连接经济、人文两大社会形态的古玩市场亦与时俱进，不甘寂寞。不管是在市场布局、市场内涵、市场行为人群体结构还是在交易方式、管理模式、古玩输出途径以及国内外市场互动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就全国范围来说，这一时期古玩市场所发生的新变化，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点。至其主体波动频幅，尤明晰表现在1912至1916年大致五年左右的历史区间。具体表现为：

1、辛亥革命促使各大都会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历史环境、社会机体的发展变化以及三大中心的积聚、整合，影响相关地区原有古玩市场布局、结构与内涵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承袭、演变与整合、重组。

2、随着时代的更迭、变易以及社会机体的蜕变、更新，有清一代诸多收藏大家以及曾经掌握权柄、不可一世的王公贵族、官僚阶层与世家大族大部分开始失去权力、利益的环境保障，趋于中落。为生计以及其他目的的需要，其所储备的大量艺术文物精品亦不同程度地被迫进入各级、各层、各批次古玩市场。如“甘肃马彤卿席，其家六百年所蓄珍玩，辛亥革命十九散佚，不二十年孑遗都罄。”这些特殊社会现象的遽然出现，造成各都会城市古玩市场货源迅速增多，从而为下一阶段古玩市场的蓄势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3、部分以革命党人自居的军政界枭雄以及富商大贾凭借权力与实力，旋即成为新的收藏群体与左右艺术市场的重要中坚。这一阶层为了附庸风雅，积累财富，炫耀地位，往往不惜巨资投资艺术品类，或利用手中权力实施强制性搜罗。

如民初陕籍名士宋联奎指出：“吾国自新学盛行，旧书几如覆甑，不意近三年中，价逾从前五六倍。宋元椠板之宝重，故无论矣。即清初康乾时精本，亦与名人书画并重，盖由军官富贾，坐拥厚赀，无论识字与否？皆以琳琅满架为观美。而东西各国人又不惜巨资以搜罗之。于是操是业者，每每获奇为赢，而寒士真不敢问价矣。以此例推二十年后，吾国旧存书籍，其家必数倍于今日，又可断言也。”又云：“闻天津徐翁鹤桥振声以经商致富，广购大部书籍，多宋元明清精本。古锦装潢，琳琅满架。翁顾而乐之，巨金不惜也。昔陈眉公尝谓欲藏万卷异书，袭以异锦，熏以异香，不图此翁乃得此味。”

可以看到，这些军政界枭雄以及富商大贾融会形成的新收藏群体与重要艺术市场行为人集体的出现，为民国时期古玩市场的兴盛、活跃注入了强劲的活力，拉动艺术市场经济迅速勃兴，俨然成为一股新的时代风尚。

4、辛亥以后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促使重要都会城市古玩市场与海外艺术市场的有机联系较前更趋紧密。海内外公私古玩经营机构、个人或相关收藏群体往来中国之频率遽然加剧，总体人数亦不断增多，造成“古物出口络绎不绝，动辄数十箱之多”。其虽然造成中国艺术物品在短时间内的大量流失，但却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艺术品的输出节奏以及中国艺术市场必然融入国际艺术市场的历史进程。

如民国六年（1917）3月20日王国维致南陵徐乃昌（积余）信称：“顷有日本友人富冈君撝（名谦藏，日本京都大学讲师）游历来沪，夙闻收藏之富，拟诣前观。富冈君于古镜甚有研究，所收藏亦不少，拟尽览尊藏古镜，其余金石古籍亦所笃嗜，亦请检示便于检寻若干件。”

又宋联奎《宣南客话》卷一记：“遵生八笺云，古铜以褐色为上，水银黑漆鼎彝为次，青绿者又次之。近日西洋人则以青为上，绿次之。尤以新出土为佳。今昔贵贱轻重之，不同如此。”

另宋联奎《宣南客话》卷一记：“余弱冠后会试至都，尝见西人游厂甸，于红宝石碧玺珍珠多买之。此外古玩则非所问。今阅二十余年，而于名人书画以及三代铜器之最新出土者，康乾瓷器之五彩工细者，无不竭力以求，且鉴别极精，辨晰毫芒，有非吾国人所能及。住京之江藤、美利坚人之爱璧图，皆精鉴赏。”

再郑振铎《劫中得书纪》续记称：“然私念古籍流落海外，于今为烈。平沪诸贾，搜括江南诸藏家殆尽，足迹复遍及晋鲁诸地。凡有所得，大抵以辇之美、日为主。百川东流而莫为之障，必有一日，论述我国文化，须赴海外游学，为后人计，中流砥柱之举其可已乎？”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西安作为周秦汉唐都会所在，地上地下文物艺术品存储丰富，虽“偏僻遥远，以至沿海的人们提及时就好像在说异国之地。”但因地当西北要冲，且为西行甘宁青以及新疆等地区的必经之地，往来官员、学者以及外国探险考察者众多，故而成为众多文人学者、官僚阶层、金石收藏家、古玩商以及外国人士青睐的重要地区。尤其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叶以降，外国列强凭借探险、考察、游历、讲学等种种名义对这一地区艺术品进行疯狂的掠购，从而使该地区在国际性的视域中，愈来愈占有重要的地位。1913年出版的《革命的中国》故称西安为“中国西北地区之都，到处都拥挤著繁忙的商人和游历者。”认为西安“从宗教和文物考古角度而言，几乎没有哪一个中国城市能够在引发欧美人兴趣方面与之匹敌。”

毫无疑问，这种国际性观察视域对西安一地的关注与青睐，造成西安古玩市场事实上的空前繁荣，也使得西安地区古玩市场在这一时期不仅能客观显现出类同其他地区所存在的诸多趋同性，同时并受制于特殊经济、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及其他诸种复杂历史因素的制约，呈现出不同于其他重要都会城市地区古玩市场的部分新变化。既在古玩市场结构布局变易状况、艺术物品储备程度、储备内涵以及输出途径与新古玩市场行为人群体机构等方面，西安古玩市场尤能顽强保持其独特、浓郁的地方特色并赫然坦露区别于全国其他地区的诸多新的时代特色。主要表现为：

1、承袭晚清余绪的古玩市场布局形态基本未加变易，仅只是部分区域的调整、变化以及新店铺的增多与经营人结构所发生的些许显著变化。

辛亥革命以前，西安古玩市场除辅助主体古玩市场、位于东门、南院门、骡马市一带的“鬼市”（晨市）及钟楼南、粉巷东的典当行、钱庄、银号以外，其主体古玩市场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

第一是链接政治中心——北院陕西巡抚衙门与南院陕甘总督衙门，毗邻西安回民古玩商主要聚居区域——回坊地区的鼓楼北大街一带地区。

第二是链接另一政治中心——南院陕甘总督衙门，毗邻西安汉民古玩商以及汉民士绅阶层主要聚居区域——南院门一带地区。

第三是依附西安通衢枢纽钟楼以东、以南的相关市街地区。

在三大市场中，尤以鼓楼大街为纽带一线贯通的南、北院门两大古玩市场最为重要。而就南、北院门两大古玩市场来说，则南院门古玩市场规模最大。其承接清代晚期余绪，围绕陕甘总督衙门这一政治中心，有世居这一地区众多的世家大族与富户之经济依托，且地近梁家牌楼一带的金融银号区以及粉巷东钟楼南的典当业聚居区，故而能够最后形成以陕甘总督衙署前广场为中心，东至五味十字，西至甜水井、北起马坊门、南到卢进士巷一带整体面积达七万多平方米的广大市场活动空间。1902年美国人尼科斯写就的《穿越神秘的陕西》一书中所谓 “西安城南部地区大致有400个居民点，如从房屋的外表无法洞悉屋内装饰之美。惟沿街低矮的围墙开有门，穿门而入就可看到庭院，院子的左、中、右侧均有房屋。富裕人家里的家具是檀香木或柚木制成。房间角落里的家具通常是华丽的彩色丝绸帷帐，靠墙的柜子上摆放着珍贵的瓷器，其中很多在中国和在纽约一样贵重。大多数西安的富人以收藏带有‘桃花’和‘江西蓝’的瓷器为时尚。”正是侧面形象地刻画了南院门古玩市场复杂、微妙的生存环境。

辛亥革命后，虽然满清两大衙门失去往日陕甘政治枢纽之功能，但随之而来的以张凤翙为首的北院陕西督军府以及以张云山为首的南院秦陇复汉军兵马总都督（旋改秦军第一镇统制与陕军第一师师长）府却迅速得以改易、填充，这使得围绕新的两大政治中心而丛生的南、北院古玩市场的总体格局与基本内涵没有多大的实质性变化。所不同的，首先只是上述两大地区古玩店铺、古玩摊贩以及市场行为人数量意义上的增多。

以古玩店铺为例，进入民国新开张的大致有十数家之多。著名者如位于鼓楼北大街由回民古玩商李二于1914年开设的积盛斋；位于南院门由陕甘总督衙门退役军官张世杰1912年开设的荣茂斋、位于南院门由汉民古玩商杨幼石1913年开设的研古阁、位于南院门由汉民古玩碑帖商合阳梁秀英开设的良简斋等。据笔者采访熟悉民国时期西安古玩市场历史的阎秉初、刘汉基、李长庆等人，均谓光绪晚年两地古玩店铺总数约在20余家左右，至1927年以前，则迅速猛增至40余家。

其次，除过古玩店铺以及摊贩与市场行为人的遽然增多之外，处于鼓楼北大街的北院门古玩市场，在1912年后，有逐步向鼓楼南及西大街蔓延倾斜的趋向。如同、光时期由西安著名回民古玩商苏六（兆年）、苏七（亿年）兄弟开设于鼓楼北大街风云一时的“永和斋”古玩铺，入民国后开始解体，其后裔苏桂山开始在毗邻南院门的西大街六合帐表店隔壁开设“敬胜福”古玩店。而晚清以降丛集在钟楼以东、以南相关市街地区的古玩店铺以及古玩摊贩，则随着1912年后西安东北隅满城的拆除与北大街、东大街的逐次贯通而间断出现散点渗透与散点转移的现象。

1915年后，随着北洋系陆建章督陕、占据北院，横征暴敛的影响，北院门及钟楼东、南古玩市场店铺、摊贩以及其他市场行为人开始渐次流向南院门积聚。如民国五年（1916）三原马宁（云庵）改将积古斋设在在南院门中段。又如三原李秀山开设的古秀轩，民初尚在南院门东侧接近粉巷的五味十字，民国十五年（1926）后因生意大盛，始将店址移至南院门卢进士巷戏园子对过（南院门51号）。

其三，与店铺、摊贩以及其他市场行为人人流趋向南院门主体市场的流动变化相呼应，这一时期的古玩店铺规模以及内部装饰亦有逐渐增大、求新的趋向，参与古玩市场经营的人员结构、文化水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先是晚清以来以地近西安来自长安、蓝田以及传统商人为主体，融合部分中小知识分子商人群体的古玩市场经营人员结构悄然发生裂变，开始渗入军政要员以及来自具有丰富经济、文化底蕴的泾阳、三原、合阳等地具有较高文化水准与一定鉴赏水平的古玩商人并一定经济实力的富商阶层。至民国十五年（1926）前后，这种裂变愈加明晰。

为便于我们洞悉了解这一时期西安古玩市场古玩店铺的基本概况，兹将笔者历年所获诸多调查资料抽出部分列表（表一）予以展示，以便读者了解这一时期西安古玩市场的大致变易概况与相关资料信息。

2、市场经营模式基本趋同全国其他地区的古玩市场，传统的送、邀、赊欠及收藏家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潜在的隐性市场保持有更浓郁的原始性。

民国初期西安古玩市场的经营模式，基本可以分为四种。一是店铺经营；二是地摊经营；三是寄存经营；四是隐性经营。

在四种模式中，由于长期延续的传统农耕经济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商业经济的落后，致使西安店铺经营模式较之京沪市场一直处于势弱态势。有关这一点，可从这一时期西安古玩店铺最高峰值时的区区四十余家数量以及面阔多为一至二间的狭小规模来窥视一斑。涉及交易对象，则主要面对西安乃至陕西的资深藏家与军政富商，其次是来陕旅游观光以及专门搜购古物的京沪并海外的古玩商人。如美国宾大博物馆周秀琴《昭陵两骏流失始末》一文披露德国古玩商马塞尔&S226;宾（Marcel Bing）民初曾以10元钱廉值于西安古玩市场收购石刻佛头并转手以高价售于布鲁塞尔斯道克（Stoclet Collection）。其他如英国的纽满（E&S226;A&S226;Nawman）、丹麦的荷尔姆（HOIm）、法国的格鲁尚（A、Grosjean）、戈兰兹（Calenzi）、德国的阿道夫&S226;沃什（Adolf Worth）、日本的早崎氏、江藤涛雄等，均是诸如表一所显示的众多西安古玩商铺的座上常客。涉及外地莅陕游客，康有为、傅增湘、陈万里、候鸿鉴、鲁迅等人尤为瞩目。兹择1924年两则鲁迅日记以窥端倪。

7月29日《鲁迅日记》：“晴。午前讲演一小时，全讲俱讫。午后雷雨一阵即霁。下午同孙伏园游南院门市，买弩机一具，小土枭一枚，共泉四元。……”

8月1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同孙伏园阅（南院门）古物肆，买小土偶人二枚，磁鸠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共泉三元。以猿首赠李济之。买弩机大者二具，小者二具，其一有字，共泉十四元。……”

较之店铺经营，地摊经营则有过之无不及，可视为西安古玩市场之一道特殊风景线。这一群体投资不多，行动自由，它们携包而来，铺地为摊，开合迅捷，成交频率极高。其货品丰富，要价低廉，累有生坑精品，稍见蝇头小利，即爽然售出。每使买卖双方须臾之间，各择所需，达成默契。如民国七年（1918）三月二十四日毛昌杰《君子馆日记》：“早九钟兴出，经南院门，地摊上见孟宪达碑拓片，整饬而气味朴厚，远胜元太仆苏孝慈。” 同月二十九日毛昌杰《君子馆日记》又记：“过南院门，（地摊）购名山胜概残本。”

除去店铺经营与地摊经营，类似北京地区“挂货”性质的寄存经营在此一时期仍方兴未艾。此种经营模式在此一时期尚能恪守传统商业道德，盖以人格信誉为担保，互动双方一般不须字据、担保，往往凭借口头协商，放心寄物，售出付钱。寄存者只需按照常规或事前约定，支付予售卖方大约10％的提成或佣金。

与店铺经营、地摊经营、寄存经营相比，隐性经营为民初西安古玩市场交易模式之主体，其源于西安悠久深远的传统文化根底以及封闭保守的经济落后现实，保持有更浓郁的原始性。揆以内蕴，这一模式普遍存在于西安古玩市场范畴内各环节、各层次、各时段之中，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极广阔的交易空间，其往往并不囿于店铺经营（以此为主）与地摊经营的束缚，多发生在鉴赏水准较高的知识阶层之收藏群体之中，交易时间可短、可长，交易方式灵活多样，大致分托人代售、代为介绍、藏友交流、店主（摊主）主动介绍或送货上门。受物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对物品进行欣赏把玩、查阅资料，托售对象并不一概限定在具象古玩市场平面之内以及具象的市场行为人之间。买卖双方或拉纤介绍者还可共同邀集眼高者进行会诊评价。不中意者可以随时退货，还可临时调换。中意者可付全赀，亦可分期兑付，还可临时赊欠。拉纤介绍者所获报酬称之为“打佣”，佣金5％——15％不等。涉及交易示例，我们在民初宋伯鲁之《海棠仙馆文集》、张扶万之《在山草堂日记》、毛昌杰之《君子馆日记》、周树人之《鲁迅日记》等重要艺术市场行为人日记、手札等相关文献中，往往可以累累见及。

如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曾屡屡显示其与古玩碑帖商李月溪的商业交往：

民国七年（1918）夏正八月十四日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李月溪送阅明人王用宾家信一册，魏学曾信札，温恭懿公来往信札，有恭懿子自知跋文。又以沂东碧山东府二册见示。”

民国七年（1918）夏正九月十五日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李月溪处以钱一千文买张尧岕（？）行书一幅。”

民国十一年（1922）正月二十四日《在山草堂日记》：“……李月溪送‘与天无极’瓦当二，价五元。”

民国十一年（1922）二月二十九日《在山草堂日记》：“……得咸阳出土之‘加（嘉）气始降’瓦当，李月溪送来，拓纸二片。”

民国十一年（1922）八月十九日《在山草堂日记》：“取李月溪唐砖二方，长乐未央当一，价二元。”

民国十一年（1922）夏正十一月初七日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李月溪处得军候口口口三字砖。”

与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相颉颃，《鲁迅日记》、《君子舘日记》等文献记载亦不在少数，兹特迻录数条以飨读者：

民国四年（1915）八月三十一日即夏正七月二十一日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王含初来，以周定伯所得敦煌石室唐人写妙法莲花经二卷，黄纸，以朱砂界行，索价六十元。”

张扶万之《在山草堂日记》之外，《鲁迅日记》、《君子舘日记》亦频频有记：

1924年7月31日《鲁迅日记》：“晴，热。上午尊古堂帖贾来，买苍公碑并阴二枚，大智禅师碑侧画像二枚，卧龙寺观音像一枚，共泉一元。……”

民国十五年（1926）二月十一日毛昌杰《君子舘日记》：“三钟（刘）定五约看旧拓云麾碑一本，甚佳，余为估价二百元。”

民国十五年（1926）十一月十日毛昌杰《君子舘日记》：“饭后料理字画约二十余件，交雷振之带圣公会托卖，价值甚低，或能出售一二件。”

民国十六年（1927）三月七日毛昌杰《君子舘日记》：“帖贾范姓来，付广武碑。又洋五角兑换霍扬碑一张。”

民国十九年（1930）七月二十七日毛昌杰《君子舘日记》：“建候来谈，携示龙藏寺碑一部，墨色颇旧，索价甚廉。”

民国廿二年（1933）十月四日（阴历九月十五日）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崔翁万春以双鱼铜吸来，付五元。八寸铜人，付五元。”

3、经过洗礼、整合的军政要人及高层知识界人士为主体的收藏群体暨新的市场行为人机体开始形成，其中尤以军政要人阶层最为瞩目、影响力最大。

作为这一时期初期西安古玩市场的重要市场行为人群体，通过辛亥革命洗礼、整合而获得重要军政地位的军政要人以及高层知识界人士为主体的收藏群体不可小觑。

就前者而言，这一阶层在晚清时期多为下级军官或会党领袖及“刀客”、侠士，整体文化水准普遍偏低。入民国后占据要职，为炫耀地位、积蓄财富、附庸风雅以及官场酬酢交际需要，开始纷纷利用权力巧取豪夺或通过其他各种途径积极进入各种层次的古玩市场，迅速获得诸多价值较高的艺术精品。如“陕省军界，如张云山、赵逢祉、岳翰林等，（辛亥后）遽成巨富，其财产来历，固多系强取于民。”张云山开始“收集古董字画，因而馈赠盈庭，姬妾充于内閫，文人学士，座上常满，兄弟习气，逐渐消除，轻裘绶带，居然儒将风流，非复吴下阿蒙。”最终竟发展到为巩固自己地位，不惜对北洋系陕西督军陆建章“卑躬屈节，伺承颜色，执贽拜门，辇金纳贿”。继而发生为逢迎陆建章、袁克文等权贵甘愿凿运昭陵六骏二骏，致其旋即转归与陆建章、袁克文有旧的北京延古斋古董商人赵鹤舫（福龄）所有，继而迅速由海外卢芹斋公司所获，直至最后售于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悲剧。至陆建章离陕，仅其从张云山一人处所勒索的“古物田产房屋（就达）金银数百万两”。 另外，“据传说他个人的现金、骨董、烟土、字画、皮货、珍宝价值三千万两。随从人员的财物，还不在内。”

与前者相比，新崛起的以高层知识界人士为主体的收藏群体，其主体渊源溯自晚清，主要有光绪时期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进士、举人以及府县诸生。入民国后一部分承接晚清余韵，相继参与古玩市场，继续不懈收藏各类古玩。另一部分则因曾经参与辛亥革命，有幸获取民国政府一席职位而一跃由晚清贫生上升到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往往与军政要员阶层交相杂糅，进行鉴赏互动或直接为军政要员阶层收藏活动施以赏鉴参谋。他们凭藉精湛的鉴赏水平，往往礼遇精品，绝不为吝惜钱财而错失良机，或耗资无多，却获益良多。就收藏品类来说，往往侧重文化品位较高之物，以书画、碑帖、古籍善本以及钱币、瓦当及带铭文铜器等为最。

如于右任素以碑石墓志、古籍善本收藏闻名海内，其“鸳鸯七志斋”藏石规模数量及精湛程度，近百年来除端方之外，海内无人能与之比拟。西安收藏巨擘“蓝田阎甘园明经善指画山水，尤能鉴定金石。富藏弆，泉布镜罍瓦砖墓志造像，凡数千种。”其中字画一节，“佳品甚多，几如行山阴道上，（令人）目不暇给。”富平武钧（观石）“工于书，博问强识，鉴别书画碑碣古玩，遇可珍，不惜重金以购之。”民国四年（1915）夏正二月二十四日十一钟西安商会郭蕴生等人会同张扶万及“骨董行苏（桂山）回、冯两姓（与）阎甘园”鉴定因故收缴的一普通钱姓文化人所藏古玩，总计百余件物品中，碑帖书画占80％以上。其中有“淳化阁帖，系未泐本。共十册。为其中之最。”另“马子贞画二尺长，横幅，密松浓高约寸许，纸隙为满。马君以画松著名，此幅得意之作也，又张春峦藤花一幅，亦有名。”而以书画闻名关辅的安刘晖（春谷）先生偶与友人雅集之间，随意出示数件藏品，一时即可令四座皆惊。“又出新莽时金错刀钱一，文作小篆，一刀二字，用黄金填起，下平五千字，言值五千文。长不逾二寸，厚约三分，古色黝然，篆文匀细工整，吉金中至宝。又出夏币一，一面‘安’字，一面‘安邑’，釿古籒，真迹也。”

基于位处一定社会阶层的便利以及相对殷实的经济实力，上述两大阶层在这一时期对西安古玩市场动辄可以产生重要的影响。西安古玩行老人刘汉基、李长庆等老人言，民初西安藏家，盖以阎甘园为领袖，普通藏家，惟观阎氏所好而确定收藏方向，若阎氏某段时间喜购瓦当、造像，则数日之间，瓦当、造像价位必发生显著变化。至军政阶层，尤动辄左右西安市场，波动之力，令人咋舌。如山西赵城人张瑞玑嗜好收藏书画，“清季官陕，历任兴平、临潼、咸宁等县。……南北停战，由双方公推入陕划界。”其倚靠北庭，指陕西靖国军为匪，谓“自有土匪以来，未有如今日陕西土匪之荣者。自有陕西以来，未有如今日土匪害人之惨者。”“靖国军至是失望。于右任直函诘其纳陈（树藩）（贿）赂。”且云：“闻执事将去矣，长安市上古物字画，为之腾贵。”

民国十年前后，陕西军事频频，军人收藏蔚为风潮，著者有张钫（伯英）、胡景翼、郭坚、胡景铎、何遂、井岳秀、党毓昆、李涵础等，他们率皆巨手，每每直接或间接参与西安古玩市场，箧中藏物，直可充溢。张钫之唐代墓志、胡景翼之碑帖书画、胡景铨之青铜器与汉印、何遂之瓦当、井岳秀之书画、党毓昆之青铜器与玉器、瓷器、李涵础之碑帖拓本……均一时名动长安，堪为翘楚。

如是盛况，我们从张扶万民国十一年（1922）夏正二月二十二日《在山草堂日记》所谓：“近军人喜买帖习字，陕土匪郭坚以能书，每为人题字” 以及民国十八年（1929）十二月十四日即旧历十一月十四日毛昌杰《君子馆日记》所谓：“王君子立来谈，以刘根造像记属题。此君皖人，（胡）笠僧（军）幕下客，颇富收藏，今日为题跋之”等相关记载，大致约略可以洞悉当时军人参与西安古玩市场风气之一斑。

无需隐讳的是，那些由笼统收藏动机而不意发散出去的各种收藏示例，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以及倏忽隐现的复杂个性意念之下，往往使“收藏者“难以保全恪守市场道德的起码人格防线。

如民国七年（1918）五月十七日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岐山梁仲泉来访，云今年正二月土匪郭坚连破岐山城乡各处，损失不下五百万两。周姓全盛号掌柜有机智，见土匪将近城，以火自焚其商号。匪至，见瓦砾一堆，不复措意。其中储蓄得以保全。其他商号掘地至二三丈以外者。郭姓珍器字画为某营长捆载而归。”

又如民国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访学甲，同徙段冈北（维）处谈。冈北言郭坚前在岐、凤残酷不可言。其部下自名为土匪，故所过分地，一无所遗。岐山宋姓为翰林，富著一邑。其花园近在城南，纵火焚烧之。书籍无论新旧，概付之一炬。古董字画，逮为徙来交际之用，到处荒凉，不能备言。”

再如1926年至1927年前后陕军第一师师长党毓昆纵兵千余对斗鸡台西周墓地进行的毁灭性盗掘，出土青铜重器几近千余件，后大部分为宋哲元部所获，致辗转分售京沪，不仅使了陕西古物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也造成了陕西文物的大面积流失。

上述示例说明，民国初期堪为时尚的军政要员收藏之风，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古玩市场的发展，但由此带来的部分劣质藏家对艺术品的肆意践踏与野蛮毁弃，却在事实上成为这一时期的古玩市场及收藏领域内的可耻毒瘤。

4、传统世家之丰富庋藏以及资源丰厚的地下文物储备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民国初期西安古物市场的持续发展的前提、保证与招牌。

陕西为周秦汉唐故地，历史悠久，文物鼎盛，庋藏艺术文物之世家大族数量繁多。就西安而言，三代以上世居之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大族至少有百余家之多。著名者如湘子庙街的渭南赵家、城南宋家、西大街席家、陈家巷王家、东门一带的韩家、莲湖公园一带的双旗杆李家等。其他与西安一地有着密切血缘关系的关辅世家如三原东里李家、城内陈家、泾阳吴家、姚家、柏家、焦家、宝鸡党家、凤翔周家、岐山宋家、咸阳李家、户县王家、板桥常家、渭南赵家、严家、华县杨家等尚不包括在内。这些世家大族数代背依周秦汉唐故土，凭借各代精英传人的着力嵬集，所蓄鼎彝盘甗、宋瓷明画者动辄即成百上千。1934年4月《西京金石书画集》第一期载湘子庙“赵元中字乾生，渭南人。清咸、同时官宫詹，告归后优游林下，精金石考订之学，收藏之富，为东南达人所推服。尤精山水，著有物物山房诗文集。”党晴梵《华云杂记》又记岐山宋家“擅楼阁花木之胜，有书十万卷，牙签宏富，为关辅冠。尤搜罗三代铜器，不下数百余事。其中最名贵而富有历史性者，即大小盂鼎。”“（岐山）宋之来鹤亭，多搜集三代铜器。（泾阳）姚之百瓶轩，专藏古瓷。（西安）赵之物物山房，法书名画，金石文字，琳琅满目，更美不胜收。”大概仅仅只是点滴信息而已。

另一方面，陕西作为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西安作为陕西省会以及周秦汉唐故都所在，地下文物资源雄厚，稍一动土，三代之宝玉，周秦之鼎彝，秦汉之砖瓦，汉唐之陶俑……瞬息之间，满目可及。甫才问世，立即就可引起海内骚动。倘若一旦飘流出境，则旬日之间京沪同类古物价格将会为之波动变化。

如1911年以来，陕西华阴庙王到村一地连续出土“与华无极”、“与华相宜”等品类汉代瓦当累计万余件，促使西安古玩市场迅速繁荣，瓦价迅速低落。惟新奇古玩，则不在此例。如民国九年（1920）五月十三日毛昌杰《君子馆日记》称：“桓卿处见魏元诠、元略、元彦（新出元氏志共三十八种）诸墓志，均极佳。元诠志据云十二元之代价。新出土之品，如此之贵，甚怪。” 民国十二年（1923）夏正正月二十五日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又记：“……（南院门）市上见袁桐，字勤甫画，五尺纸，怪石丛兰，索价二十四元。又新出之鲜神所食瓦当，价十元。”

又如民国十年前后，西安以西周塬一带曾出西周青铜器窖藏，朝见器物，至夕已为京沪古玩市场知晓，挟赀来陕者，遂至溢道塞门。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

西安一地络绎不绝的出土古物序列以及鲜明的地域特色，使得西安古玩市场有能力波及影响海内外古物市场的行市变迁，也使西安地区自然而然的成为诸多藏家获取具有地域特色重要藏品的重要补给之地，同时更为西安乃至国内其他如京津沪宁等大中城市以及日本、欧洲等国内、国际市场提供弥足丰富的市场货源，并为这些地区古玩市场的长期畸形繁荣，提供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检点党晴梵《华云杂记》辑录《西京金石书画学会缘起》一文所谓：“祥检清代各家金石著录，周秦铜器，多出于陕西，历年所获，曷啻数千。”读者自不难感受民初西安古玩市场所不懈奔涌的强大辐射力、统和力以及粗犷质朴的动人魅力 。

5、古玩输出地点、输出途径、输出方式以及海外公私收藏家、古玩商不同程度、不同途径与方式的商业参与对西安古玩市场所造成的影响。

民初西安古玩市场之古玩输出途径繁多，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通过店铺经营直接输出。

二是通过店铺行商或掮客、商贩等长途运至京沪等发达古玩市场高价输出。上述两种途径为民初西安古玩市场的主体输出途径，输出商人与被输入商人往往有较长时间的商业往来，形成错综复杂、人欲横流、五彩缤纷地商业链。

三是京沪古玩商或收藏巨擘亲自前来西安进行各种层次、各种途径的现场交易。如京、沪古玩商系统有北京尊古斋的黄伯川、延古阁的赵鹤舫、陶古斋的曹旭深、大吉山房的祝续斋；上海的卢吴公司、鑫古斋、崇古斋、恒益山房等。收藏巨擘则有康有为、傅增湘、陈万里、候鸿鉴、鲁迅等人。

四是日本、欧洲等海外公私收藏机构与古玩商长期派人坐镇西安或径直派人来陕进行现场交易。如日本的山中商会、江藤涛雄、早溪氏、足立喜六及大仓、高桥、三井等洋行；欧美则有美国宾大博物馆的卑士薄（Bissbuy）及哈佛大学阜格美术博物馆华尔纳（Iangdon warne）、翟阴等人。

如此繁复密织的输出网络，成为西安古玩市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它在客观拉动西安古玩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对西安乃至陕西文化文物资源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造成中华艺术瑰宝的无限制盲目流失，由于没有行之可效的国际性法律，致各国商人甚至公然致函中国税务处与中国海关，宣称其输运中国古物盖为“各该国博物院陈设，并非售品，要求免税。”而中国“海关以向无专章，（竟）不能禁止。” “使得“重大器物之盖藏于地者，偶有出土，非秘藏不宣，即盗运外售。历史失研究之资料，国际贻莫大之耻辱”。张扶万民国四年（1915）二月二十五日《在山草堂日记》固称其在：“（西安收藏家）阎甘园家中观所藏石铜佛像，（阎）言六朝铜像，东洋人极重，高者可售万元，女像发髻工者尤贵”

至于西安古物市场流出古物具体途径与指向，陕籍名士景志伊曾敏锐指出：“甘肃马彤卿席，其家六百年所蓄珍玩，辛亥革命十九散佚，不二十年孑遗都罄。此皆志伊所交游戚好，比客居长安而积致之，而散失之者。往岁流转平津，见故人三六桥多所收收珍玩，十五六皆有张芥航井河督家款识。见吴平轩所蒐古兵器七百余事，十三四皆陈簠斋得诸长安贾者。今皆不知其何之求。如吴清卿、刘燕庭、端陶斋诸人，以长安所得杂拓传录，盖不可睎也。”再1948年曹仲谦《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概况说明书》谓：“关中为周秦汉唐故都，号称金石渊藪。海内博雅君子涉足秦中，无不肆力搜求，以偿耆古夙愿。以故历来出土古物，旧家所藏彝器，随时流传国内，所在皆有。邇者商贩贾胡复挟重金收购而转徙海外者，不知凡几……”。

无独有偶，1923年，汉口日信银行成立所谓的“日信银行陕西支部”，派遣中川、野口三郎、恩田、申子田等人协同日本大仓、高桥、三井等洋行职员先后数次来到陕西，以西安为据点，以收买棉花、油料、蚕丝等经济作物为借口，足迹遍及关中、陕南、陕北重要县市的文物古迹，曾秘密进行测绘、照相以及古物收购活动。他们将廉值购来的佛像、铜器、陶器以及三彩、瓦当、拓本等物装入木箱，不断经商洛、襄樊等地运往汉口，然后再换船驰往日本，导致西安古玩市场一段时间内，“秦汉瓦当遂为缺货，汉唐陶俑价位一跃攀升”。1925年，美国哈佛大学阜格美术博物馆华尔纳（Iangdon warne）、翟阴等组织考察团赴西北考察，中国政府为阻止其对沿线文物的劫掠破坏，特派北京大学陈万里先生随行监视，这一举动也使翟阴等人在西安逗留期间未能如愿获得其意欲得到的造像、三彩等物。但其对西安古玩市场造成的骚动却显而易见。阎秉初称，闻翟阴购物，南院门各商皆大加欢喜，一时四郊汉唐墓葬，遂叠被奸人野蛮盗掘。

应当看到，这一时期西安古玩市场的古物输出地点、输出途径、输出方式以及其他输出指向，除过节奏加快、周期缩短等新的变化之外，基本状况与晚清时期没有什么区别。然就社会观察视域来看，无休止、无节制或无规范的诸种古物输出规则所造成对中国古物生态资源毁灭性的强制破坏，却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以及相关政府机构的重视，1912年12月，内务部即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曾拟定《古物保存暂行章程》（惜尚未公布施行）。1913年12月27日，税务处致内务部总长 “二年税字第八0四六号” 公函，要求迅速采取措施打击古物猖獗盗运出境狂潮，认为若“长期漫无限制，深恐一二年后，所有中国之金石书画，一切古董，悉未外国所吸收。若不从速设法取缔，殊非保存国粹之道。”1914年12月，美国亚湖文艺会书记马克密君又在北京发起设立中国古物保存会，并提出保全中国古物之办法。在社会舆论压迫下，国民政府袁世凯大总统被迫于1914年6月14日开始公布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古物保护法令——《大总统禁止古物出口令》。1916年，由国民政府拟订的《保存古物暂行办法》亦接踵公开发布。192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再令税务处妥订“禁止古物出口办法，饬令海关切实稽察，以副政府范古模令，力维国粹之至意。”同年8月，内务部又专门致送税务处公函，明确规定，“凡非现时制造及一切普通应用之商品，即可视为古物。例如三代之彝器，秦之权，汉之瓦，两晋之砖，魏齐隋唐之墓志、造像，宋元明清之官窑陶瓷等，人人固皆知其宝贵，下至两汉、六朝殉葬之土偶，冥灯、牛羊驼马等物，以及宣德之炉器，非甚古，洪宪之瓷，年亦至近，诸如此类，虽非珍奇，均不得与通商品视同一律。”1928年至1936年，具有政府行为的《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以及《古物保护法》等一系列法令、条款随之相继问世。

上述诸种措施的确立与推展，限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实施状况却令人难以认同。而在偏僻遥远的西安地区，这种实施更收效甚微，如大批古物的飘然流失特别是唐昭陵六骏的迭次遭劫，即为明证。

聚焦民国初期西安古玩市场相对繁盛历史区间，主要集中在1912年至1916年前后。及靖国军起，陕西战事频繁，军人劫掠西安城中及四周郊县文物之事，更丛起横生，几无宁日。加之1926年4月起镇嵩军刘镇华围攻西安长达年余，城中乏粮，死尸枕藉，此前以来陕篆又频频更易，苛捐杂税一日数生，钱币制度混乱不堪，这使得1915年至1927年间的西安古玩市场，时起时落，基本未能形成相对良好的市场氛围。至最为低落的1926年，城中古玩商肆几乎全部关闭，古物价格一落千丈，古物率意流失现象遽然增多。如西安收藏家柯莘农所藏汉益延兽砖，“至可宝贵”。“荒年以贱值售于人，先运沪上，今日度已渡海而东矣。”身任陕西省政府秘书主任的毛昌杰氏为求生计，也只好忍痛打点经年所藏珍贵字画“二十余件，交雷振之带圣公会托卖，价值甚低。”冀望“或能出售一二件。”

二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西安古玩市场（1928——1937）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结束了民国初期以来军阀割据、区域分割、经济凋敝的混乱年月。从此以降直至1937年，是民国时期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得以发展、文化开始振兴的黄金岁月。氤氲这一时期的时代氛围，西安古玩市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先是1926年11月冯玉祥率部解西安围后，西安得以进入短暂修养生息时期。1928年12月，冯玉祥为发掘陕西文化资源，发展西安经济，曾指示西安市长萧振瀛将西安钟楼东南隅开元寺的“长乐商场”辟为“古物商场”。民国十七年（1928）十二月二日《新秦日报》第二版《长乐商场改名古物商场》一文故谓：

“西安市长振瀛氏昨已将中山大街之长乐商场改为‘古物商场’。该场门上旧白石镌‘长乐商场’四字，已经取出，另易木牌，上书‘古物商场’。

遗憾的是，萧氏确定将开元寺改为“古物商场”命令下达后，“西安古董商多恋栈于南院门一带。迟迟未动。冯氏遂改将原来的苏扬帮妓院，均迁入其中。”及冯氏离陕，“古物商场”遂自行销解，这一具有戏剧性的转折，使得冯氏将欲改变西安古玩市场布局结构的希望必然成为虚拟的泡影。

客观的说，冯玉祥主陕时的西安古玩业，在相对宽松的环境内，确实出现过短暂的繁荣，但为时不久，旋因1928年9月发生、延至翌年9月的旱、蝗两灾的侵袭，而至停滞。据有关资料，在长达年余的大灾年月，陕西“全省因灾死亡人数达250万，全省人口从940余万锐减至650万。”大灾造成空前持久的经济凋敝，往昔号称天下沃野的关中平原，人相食人，仅关中富县——泾阳一县竟至绝户达3400余家。

在大灾面前，饥饿的关中饥民因得不到维持生命的基本补给，只好铤而走险，遍掘古墓，求取出土文物售之于市而苟延残喘。此举既出，“渭北坟墓悉被掘，狼籍满地不忍视。”

据陕西省教育厅1933年12月的粗略统计资料，从1931至1932年，仅渭水以北10余县数百里间，惨遭盗掘的新老坟茔就达千余座之多！其中有昔日亲手葬坟者领头集众再启坟茔之人；更有先祖坟茔迭遭儿孙后辈争相挖掘致其千疮百孔、一片狼籍的咄咄怪事！1933年春，前陕西民政长宋联奎不得不致书陕西民政厅长王幼农，慨谓：“闻人言高、张各家及红十会某人坟又被掘，而正月二十间，邹应龙侍御坟亦两次遭厄，此外无名者不知凡几”。

野蛮残酷地盗墓狂潮，不仅使无数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瞬息之间毁为一旦，而且也极大地伤害了富有孝道传统的中国人的心灵，并促使西安古玩市场迅速出现畸形繁荣，京津沪宁古玩商贾闻风而来，盖以极廉之值大肆搜购陕西文物，造成空前剧烈的陕西文物大流失，对于整个中国古物输出节奏与输出规模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对于陕省盗墓狂潮所造成的恶果，王幼农氏曾有《掘墓叹》一诗宣泄：“渭北坟墓悉被掘，狼籍满地不忍视。平津估客竟相趋，金玉珠翠争利市。子孙哭诉长官前，一案未获法令弛。讵料斯风又南来，省垣左右亦如此”

关于此一时间经西安古玩市场输出之古物，示例繁多。如民国十八年（1929）九月初十日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记：“……日前咸阳出土古器有錾金，系铜瓶二。其一已为古董客买去。一为谢文卿所得。今往视，为一汉壶，镏金，色泽光茔。虽破有小孔，然从未之见也。陕人前有为古物保存会者与南海师为难，今此壶闻贩至上海，得价万余元，而保存会无一人起与之争者，不知耳闻目意思（亦）见耶！”

在大灾面前，不仅无数灾民争先参与与掘墓狂潮寻求升斗小利，即使世家大族为谋生存，亦忍痛以廉值出售数代珍藏。翻阅1930年1月18日（阴历12月19日）毛昌杰《君子馆日记》，其载赵乾生孙赵叔扬托毛向其学生赵守钰（友琴）兜售书画诸事，正其一例。

文云：“……友琴仁仲麾下：亟思趋谈，奈病将三月，迄未大痊。良深谦仄。兹启者，鄙居对门渭南赵君叔扬有赵伯驹手卷，世藏旧物。为家计所迫，将以易盐米，闻弟博雅好古，托兄函询，如有意购藏，请约期降临其家一看。价在三千元之间，可否？请赐复。此诵勋绥。”

为打击盗墓，稳定市场，防止古物流失，国民政府以及陕西省政府相应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

其中1930年6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古物保存法》共十四条。其第六条明确指出：“应登记之私有古物，不得转移于外人，违者没收其古物，不能没收者追缴其价额。”1931年7月3日，国民政府又正式公布《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1934年2月，国民政府鉴于“近年以来，国家保管古物之机关未臻统一，以致碑碣建筑，剥蚀坍毁，鼎彝图书，输流海外，采掘出于自由，奸商巧夺牟利，摧残国宝，殊堪痛心。为统筹保管计，故有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之设立。”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之设立之影响，各地纷纷成立相应机构。河南、山东、陕西等黄河流域重点省市则首先响应。与此同时，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还于1934年4月成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1935年2月，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傅汝霖还呈函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要求从重惩处盗掘古墓窃取文物罪犯“。

与国民政府的强硬举措相呼应，陕西省政府曾明令各县调集武装，严惩不贷！以1933年4月为例，仅西安《新秦日报》、《陕西国民日报》所刊载诸如“咸阳小陵冢被掘，警方严加稽查”、“长安保卫团奉谕辑拿要犯”、“华县格毙盗墓贼犯”等消息就有十余条之多。1934年4月，陕西省政府还曾专拟严禁掘墓法令，并于该年咎送第2331号训令于西安绥靖公署，请其“查照”并通令执行。

在快速严厉的诸种措施的压迫下，陕省盗墓狂潮得以有效遏止，非法贩卖珍贵古物案例明显减少，市场秩序亦得以迅速平复。

如1934年冬季，兴平县三家庄五邦村村民吴良管、翟墩台赴周至县终南镇为人打土墼（土坯）掘土时发现唐代窖藏一处，出土鎏金熏炉等金银器共计12件。时西安回坊古玩商人马少甫、马老四闻讯赶赴兴平求购，以现洋1700元之值将其中两件鎏金熏炉购获，“遂经常往北平，由平古玩行李竹君经手，售于张彬青（卿）、陈建唐（鉴塘）。每件售宽款捌仟余元”。因利益问题发生控案。经陕西省政府责成陕西考古会严密调查，查处“该马少甫久贩古物，其家有刻存有琉璃棺子一具，长约七尺有余，确系古代之物，迄尚未售。今岁所买之炉，除已售平二件，最后实正预（欲）带平”。且 “兴平县之五帮（邦）村，刻尚存有该炉一件，该马少甫仍在进行收买”等事，遂协同省会公安局、陕西考古会、长安县政府等部门进行严肃查处，避免了珍贵文物的再度遗失。

有关打击链接古玩商贾之盗墓案件示例，遽尔繁多，兹请参看1933年4月21日《新秦日报》以《古董商钱锦涛大受检查搜出古金鼎一对恐与咸阳窃案有关》为题的一则新闻，从中可大略洞悉当时西安古玩市场的基本概况。

文云：“本省大灾连年，一般饥民，铤而走险，致各县抢粮劫墓事件，所见不鲜。值兹青黄不接之际，此项盗风较前更形猖獗。然各县劫墓犯，将所劫之各种古物，多售于本市。前次有咸阳某，适遇此事，告发于省会公安局，嗣经该局侦缉队长吴踰仲各处探查，兹悉马坊门东来栈西一号钱锦涛者，收买古董处，搜出金鼎一对（虽然尚不明）及宝贵物品甚多，究其来源，诚与咸阳劫案有关。现此项金鼎，暂存该局督察处，旋经第二分局长及总局人员商同检查，而名贵物件，尚属不少。昨日二局长赵联甲监社将所有存物一概具单封存，以俟总局讯究核办法云。”

与严厉打击盗墓，稳定市场秩序的同时，陕省政府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西安城市建设，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从而为“号称金石渊藪”，“古迹古物所在多有”，一向作为重要古物输出地域可以影响整个国内古玩市场的西安古玩市场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据有关资料，至20世纪世纪30年代初，随着陇海铁路的开通以及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政策的倾斜，使得西安城市规模迅速增大，城市形象急遽变化，文物出土空前增多，商业投资者与各种旅游观光者往来频繁，常驻与流动人口激增，吸引平津沪宁以及海外古玩商、收藏家并南方众多寄卖所商人纷纷前来西安，促使古玩市场取得短暂的繁荣。其市场布局结构开始新的变化，除过传统南院门、鼓楼北两大主体市场外，崛起东关的“鬼市”与东大街典当业等作为古玩市场外围基础的辅助市场也开始勃兴，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东北、华北沦陷区军队、平民以及河南、山东黄泛区灾民大量涌入西安以及民众市场的建成，更使西安城市性格、城市格局以及古玩市场行为人总体数量指数与古玩购买者群体结构并古玩价格等均发生前所未有的重要变化。

如陇海铁路开通之前，西安古玩市场秦汉瓦价钱低廉，常品瓦当如“长乐未央”、“长生无极”等价位不如京沪市场十之二三，因此于1933年2月因公来陕的徐森玉曾力促北平研究院来陕工作的徐炳昶抓住时机，为研究院购买瓦当，并认为“此物在此间价尚廉，出关外，即索高价。火车再通后，价将突高”，而“在此地购买，如果有三、五百元，即成钜观”。及陇海铁路开通，西安古玩市场常品瓦当“长乐未央”、“长生无极”等价位迅速飙升，至1936年“双十二事变”以前，瓦当价位几与京沪市场平齐。

另从以收藏家为主体的古玩市场行为人结构来看，一大批收藏新秀脱颖而出，海外藏家以德国的芬茨尔（Fenzelr）、英国的罗士（Ross）等人最为瞩目。其中芬茨尔（Fenzelr）注重汉唐陶俑以及唐三彩等雕塑性物品之收藏，罗士（Ross）注重陶器、瓷器等物品之收藏。国内藏家则以李问渠、党晴梵、景子伊、柯莘农、谢文卿、宋云石等人代表。1931年陕西名士景志伊为西安收藏家柯莘农所著《叶语草堂金石文字存考》书稿题写跋语故称：“物皆聚于所好而其散坏也亦由之。江苏李问渠好古书，聚明清两代闻人手札数千通并宋元旧椠与庐服器，一旦比于绛云一炬。”陈直《秦汉瓦当概述》更称：“近五十年来，西安藏瓦，以谢文青（卿）为第一……次则安康宋云石，惟汉三年八字瓦，即宋所藏”。

论及此一时期古玩店铺的消长概况，民国初期西安古玩店铺总数为40余家，截至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西安古玩店铺总数达60余家，新增加者有十余家之多。尚不包括来往快捷，难以计算的古玩摊贩与众多形形色色的市场行为人。

与此同时，西安古玩行领袖人物如白集五、马仲良、马羽鹤、刘汉基等人还受北京、上海古玩同业公会的影响，鉴于西安古玩行业封闭落后，老死不相往来等弊病，为团结同人，扶危济难，共同发起组织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轮子会”组织，确定将“互通信息，互释疑难，团结友爱，互助合作”16字信条作为“轮子会”纲领。消息传出后，大得同人赞同，各古玩商及收藏家纷纷参与，市场风气为之一振，收藏道德再度成为人们谈论遵循的焦点。当时之收藏鉴赏家兼古玩商阎秉初回忆说：“民国时期西安古玩行中的轮子会，虽说是一个自发的行会组织，并无明文规定，但参加者均如同事先约定好似的主动约束自己，人们彼此之间都相处的十分和谐，扶危解困与相互释难之风弥漫市场，大得京沪古玩行同人的赞同。”

面对这一时期西安古玩市场出现的诸多新变化，1935年5月来陕旅游的无锡候鸿鉴缅怀17年前莅陕游览所感受的西安情形，不胜感叹。他在后来写就的《西北漫游记》中赋诗抒怀，称：“西京文物古知名，开发无人日下惊。十七年前曾记得，马嘶日落困危城。而今耳目一番新，都市繁荣景象春。遮道车尘非昔比，喧腾民乐曲江滨”。

三抗战时期的西安古玩市场（1937—1945）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随之爆发。西安虽系后方，但由于日机频繁袭扰轰炸，亦导致经济衰退，市场冷落。各古玩商人心惶惶，无心顾及古玩经营，市场营业指数低迷波动，进入到民国以来西安古玩市场历史的低谷。特别是1939年3月14日、4月2日日机两次编队轰炸西安，炽烈的炮弹倾泻于西门、桥梓口、洒金桥、开元寺、鼓楼北、西华门、端履门一带，致整个西安陷于一片火海之中，造成西安空袭以来最大的两次灾难，更使西安古玩业遭受到空前的重创。

在炮火之中，南院门研古阁（轩）曾被日机炸毁，损失惨重。北院门鼓楼北回民古玩商铺也有程度不同的损失。诸多古玩店铺被迫关闭，店主、店员纷纷赶至郊县农村躲避战火。市场经营陷于停顿。

大轰炸过后，虽然敌机仍旧有诸多次频繁的袭扰，但由于地方政府组织防空尚显得力，躲避乡下的各古玩商人始逐渐回城，诸多店铺开始营业。在此前后，由于西京筹委会张继、龚贤明等人对西安文化的竭力扶持，保证西安古玩市场经营在非常战时尚基本能维持旧状，及至1940年后关东、江南大批沦陷区人士大之批来陕以及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并“国军”、“盟军”军人等诸多市场行为人对西安古玩市场的分段介入，促使西安古玩市场还曾出现短暂的繁荣。为应对新的市场人群体，新开张的古玩店铺有青门美术供应社、文宝斋、九鼎斋、阎瑞臣等。其总体古玩市场分布仍沿袭传统，集中在南院门一带。

通过统计及相关资料，我们认为这一时段西安古玩市场的可记历史大体可集中在1940－1945年前后五年的区间内。至其显著特点，大致应有如下5个方面：

一是来西安进行古物收藏购买者多为沦陷区及陪都重庆一带来陕避难、考察旅游以及公干服务的学者、艺术家、官员及种种性质的收藏家与称作“盟军”的美国人，购买品类以瓦当、陶器、三彩、铜器、碑帖拓本为大宗。学者、艺术家如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的王子云、何正璜、卢善群、雷震等人以及国立杭州艺专的李丁陇、赵春翔并赵望云、关山月、郑振铎等人，军界官员则以张继、祝绍周、关麟征、王维一、胡景铨、高桂滋、马青苑及名噪一时的美国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Nade—chen）等人为著。这一类型之中一部分如王子云、李丁陇、赵春翔、陈纳德（Nade—chen）等人因居住西安时间较长，事实上已经与后一特点所谓的本土收藏阶层相混结。

二是在原有西安相对固定的收藏群体机构中渗透进从沦陷区避难入陕的学者、艺术家及相关阶层人员成分。如第一方面所谓的王子云、李丁陇、赵春翔、陈纳德（Nade—chen）以及王维一、胡景铨、高桂滋、马青苑等人，另外绝大成分则是本土收藏家与外来收藏家初步混结组合而成的新的收藏阶层。著名者有李问渠（江苏）、刘军山（山东）、张靖（咸阳）、景子伊（富平）、柯莘农（怀宁）、宋云石（安康）、陈直（江苏）、沈次量（江苏）、薛定夫（三原）、程仲皋（西安）、白集五（西安）陈尧廷（西安）等人。

其中薛定夫以钱币、造像为主体，柯莘农以碑帖、铜器、书画为主体， 张靖、景子伊、程仲皋等则以碑拓书画以及古籍善本为主体，白集五、陈尧廷尤青睐造像、玺印、书画、古籍善本等物品之收藏。李问渠在经历1930年大火焚烧所有书画古籍善本藏品之灾厄后，痛定思痛，重新崛起，不数年间，即稍见头绪，小有规模。

在上述人员中，陈尧廷作为长期担任主管陕西文物保护事宜的省府第四科科长，目力极强，曾建“半园”之寓，著《叶语草堂金石文字存考》凡35卷，收集所储钟鼎彝器、秦汉瓦当、宋明旧拓、名家书画几近数千余件。辛未（1931）人日富平景志伊(1884─1964) 《叶语草堂金石文字存考》序言称：“柯子莘农与我同好，独能旁蒐旧有，手抚墨踪，虽其物已散之四方，存灭听之天数，而形去神存，长留耳目。追踪刘（燕庭）、吴（愙斋）、陈（介祺）、端（方）获古长安，籍名不朽，岂独贤于烟云过眼，仅此为助我秦人张目已哉，况乎是正文字，功在学术也。往者不可见，来者不可知，傥其万岁，亦犹旦暮之无常乎？是戋戋者，可胜喟耶，其可胜喟耶？”刘军山、宋云石、陈直、沈次量等分别来自山东、安康、江苏，已将西安作为第二故乡，其皆以砖瓦为主旨，收藏之富，鉴赏之精，一时几无人能与之匹敌。陈直《秦汉瓦当概述》故称：“近五十年来，西安藏瓦，以谢文青（卿）为第一……次则安康宋云石，惟汉三年八字瓦，即宋所藏”。

三是受沦陷区等地广告媒体传播、室内装饰设计、建筑风格等新时代风尚的影响，西安古玩市场开始出现具有专题意味以及新时代气息的新古玩商店，如青门美术供应社等。店铺装饰开始采用玻璃门窗，部分店铺装上了电话，有些店铺如青门美术供应社等还积极链接书画市场，进行商业性质的书画展览活动。

四是部分沦陷区如京沪重庆等地的古玩商人来陕参与西安古玩市场的经营活动。如原在北京炭儿胡同开设大泉山房古玩店抗战中来西安居住曹家巷柯莘农旧居的高少穆等。有关高少穆在西安从事古玩活动概况， 1941年2月27日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秘书何正璜的《考察日记》曾记：“上午拟前去作画，乃云与姚君因天气颇好，定约至各收藏家之中访问，因同去。先至一柯（莘农）先生处，答以今日因为药王胜会，亲友多来打扰，不易将拓片铺出供览，请俟诸异日，并介绍其邻居之一高老（少穆）先生，江苏人，先本为研究艺术文物者，后以经济关系，一变而为贩卖古物者，至今已有数十年，言下颇忏悔愤慨之意，自云目见各经手古物，均一一售诸外人之手，内心颇觉惭愧，但以衣食无着，不得不昧良心，将国中古物尽售出国，且亦曾将珍贵古物二三件交于政府，但官家反生以罪，谓为盗墓人，而所交古物亦不见下落，并未归为国有，个人极为伤心，现仍小有买卖，但良心终觉不安，亦无法罢手云。”

五是由于1940年陕西扶风法门镇任家村“梁其”器青铜窖藏百余件青铜器的骤然发现，导致平、津、沪、宁等地古玩商人纷纷来陕西看货定样，形成前所未有的“青铜热”。最著者如亲近西周王室的梁其家族所作铜钟，所刻铭文计10行77字，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先由西安古玩商人贩至上海，暂归卢吴公司。后在卢芹斋等人的操持下，旋为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的镇馆之物。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西安古玩市场体系结构趋向丰富，几乎涵盖各个门类。其与碑帖市场、书画市场、旧货市场、珠宝玉器市场以及银楼业与典当行等相关艺术市场部门结合亦更加趋向紧密。由于历史时期的不同以及周秦汉唐文化元素的丰富厚重，使得古玩、碑帖、书画市场成为西安艺术市场最重要的特色，既在古玩市场一种市场门类之中，周秦铜器、三代钱币、秦汉砖瓦、汉唐陶俑、唐三彩、耀窑瓷器等浓郁地域风格的古玩品类特色，则更加趋向集中、明晰。

兹择《张溥泉日记》中涉及此一时期西安古玩市场相关活动的部分文献，缕述于后，以供阅读者鉴评：

1938年11月17日《张溥泉日记》：“书贾持安雅堂诗，留一册，裱成册页，乃宋琬手抄汉魏六朝诗，索价五百，不值也……”

1938年11月18日《张溥泉日记》：“……购唐造像一尊，希珍品也，价二百元。”

1944年4月26日《张溥泉日记》：“……与周伯敏到高又明家，观其所藏傅青主条幅画轴，满纸烟云，堪称佳制。另有青主山水一副，稍逊。焦源溥书手卷一轴，亦佳……”。按高又明又名高明德，又明其字也。泾阳人。曾参加辛亥革命，辛亥后参加国民党秦支部。

1944年5月7日《张溥泉日记》：“……到柯莘农寓，观其所藏金石拓本多种，以克鼎字数为最多。毛公、散氏皆无，不得谓精藏。然柯君积三十年之精神，能随时收集各种拓片，亦难能也。归途到汉中王处，有售白河绿石者，每金价二千余元……。”

四抗战胜利后的西安古玩市场（1945－1949）

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于盟军及外地来陕各类市场行为人即将离陕求购纪念品之需求，导致西安古玩市场再度出现短暂繁荣。这种短暂的繁荣大致持续到1947年前后因内战爆发而停滞。

在这一时期内，古玩市场更加趋向立体化、多元化、专业化与现代化。

这种粗具“四化”规模的新特色，首先表现在新的古玩店铺的再度增加以及重要艺术市场行为人与具有一定品位的收藏家的快速递增并市场行为人结构的更趋合理等诸多方面。其中相继开设的重要店铺有阎秉初的艺苑斋（1943年开设）以及1948年由西安古玩商白集五、阎秉初、李长庆、李博学合股建立的西安艺林文物商店。至于具有一定品位的收藏家数量，则据“西安市1950－1952年文物义展会捐献文物统计表”（参见下文）数据与相关资料初步统计，推测至少应在百人以上，而重要艺术市场行为人则为数更多，阎秉初、李长庆等人估计应在千人左右。这些人员或是军政人员、学校教员，或是工商阶层、医生与艺术家等诸方面人物，群体结构趋向合理，不类于其他三个时期。不管怎样，这一时期西安古玩市场 责任编辑：Kather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