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子”：镜与印

　　铜镜研究中的又一个罕见的范例：

　　——“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八岀葵花形）

　　——“湖州真石家·二叔照子”（方形）

　　25年前的1992年，我在日本做大学教授，滞留一年，当时对在日本的“糸印”收藏很感兴趣，向收藏家新关钦哉多有请益，还翻译过他的论文长达25000言，了解了“糸印”的来龙去脉。据考证，这个“糸印”是当时湖州丝绸商贸易输出，海运至日本的大批量丝绸货包装运时的凭据。湖州丝商们雇专人铸造“糸印”，以铜印形式表明商标与产地、厂家，童叟无欺，货真价实，信用与品牌皆在其中。故而忽然在日本冒出一大批中国篆刻史上从未见过的印章，研究印学史者无不茫然，其实“糸印”具有印章之形制，但却从未进入篆刻史。作为商标凭证，它可以钤盖但却从未被钤盖过，而且每一丝包系挂一铜印，运往东瀛，入港验关，收方验明无误，“糸印”功能已毕，被随手抛弃遂滞留日本也不会有人再费神把它携回。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批从未入眼、入史的“糸印”在日本的存在。有心人收集日久，便成了目前这样一个说不清来路的印章收藏群，让我们煞费苦心而百思不得其解。

　　据当时考证，明代在湖州出境的丝绸货包里，不仅有“糸印”，也有铜镜作为附赠品随行。铜镜的输出对海外来说是有十分需求，但相比之下，丝绸贸易利润更高，故而关注点在丝绸贸易这一脉。“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等等是作为赠品而存在，现在则都成了当时的遗存物。又湖州当时方言土语，镜子就叫“照子”。如果说“糸印”还有信用、凭证的功用，那么铜镜则纯属奖励（抽奖），从目前存世极少的“照子”来看，或百包丝一面镜，或十包丝一面镜，反正肯定不是每包都有，故谓“抽奖”，所谓营销之道也。

　　自宋金以来，铜镜上刻铸落款之例渐多。研究“糸印”是元明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明代的典型现象。那么，同出一批丝绸货包的“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铜镜，专家断代应该也在明代。这是研究海外贸易史、海上丝绸之路史、印章史学者的一般看法。但在铜镜研究专家看来却未必。断代可以上攀南宋。南宋初与金国战事不断，而铸镜署款正是在金代文物中得到大量印证：如“南京路镜子局官”、“龚县验记官”、“司事官”、“河东县官”、“镜子局官”、“承安二年镜子局造”、“郭阳县验记官”等等不一。最复杂的一个款记曰：“承安二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局造，鉴造录事马（押），提控所转运使高（押）”共计29字。又有一例，除“鉴造录事”为“任”姓，其余完全一致。如此，金代铜镜出自官铸多有款记，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又金代设“镜子局”专门机构，如唐时少府监之类，也是明晰的结论。至于署款内容，如上举29字款记所示：时间、地点、机构、操作者职衔及领导名衔，应有尽有，几如书画题款之常例。文化上相对落后的金代尚且如此，两宋中原江南应该是风气更浓才对。其实北宋承传至今的铜镜中，已有个别署款记号：如“亚阳平（押）”，“晁家”，虽然例子不多，但推断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本来，“糸印”研究的是明代中日海上贸易，故“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等本来也应断代为明；而铜镜专家又依宋金关系认定它应为南宋物，究竟何取？

　　以前写关于南宋临安府钱牌的论文，曾读到南宋有“印入牌出，牌入印出”的严令。而今“照子”为镜，“糸印”为印，镜与印之间，是否本来也存在某些相互的关联？抑或这是南宋的习惯做法？但南宋并无“糸印”之名目，又当作何解？

　　最近偶尔翻到一则相关史料：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正在办一个南宋文化的专题生活展，三吴都会，钱塘繁华，据说从御街中部官巷口到羊坝头一带，诸行百市，门肆罗列，其中1000米距离，竟有金银铺近百家，可见惊人的经济吞吐量。其中展出一件罕见金铤藏品重二十五两，上有“十分金”“重二十五两”“相五郎（押）”等镌字，足见这是铸印、铸镜、铸金银的一个传统做法，官铸列府衙名，私家列金银铺名，作为旁证，或可供参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