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海卫镇五磊寺中400多岁的明代古钟现身

  所谓“钟鸣鼎食”,钟和鼎一样,都是权势的象征。中国现存最大的古钟,是铸造于明永乐年间的“永乐大钟”——这口巨型铜钟,重达数吨,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体积重量,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最近,慈溪市文管办在观海卫镇五磊寺,发现了一口明代年间的铜钟,距今约有400多年历史。

  慈溪文管会的工作人员说,这可能是慈溪乃至宁波地区现存发现的第一口明朝古钟。

  这口钟,究竟有什么故事呢?

  400年历史的明代古钟

  外铸铭文清晰可辨

  这口钟,之前一直静静悬挂在五磊寺东侧的金钟楼里。最近,因为钟的裂纹很大,寺庙决定将古钟替换下来,才给了文管会人员机会,一窥古钟的真面目。

  铜钟呈灰青色,由悬纽、钟身组成,整口钟高约108厘米,纽高约35厘米。悬纽曲身龙形,为龙生九子之一的蒲牢,原来是双头连体,现仅存一个头,时隔数百年后,雕塑依然栩栩如生:头顶双角,高鼻深目,嘴角微张,颌下虬须,满覆鳞纹,背带脊刺,四肢微侧屈趴伏,利爪外露。

  钟身以凸弦纹间隔,分为三段。上段是重瓣莲花纹,中段钟身分隔为八块四出长方形,内铸铭文,下段则有一圈八卦纹,呈弧形锯齿状。

  铜钟的铭文写着:“大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住山道人林如性,武林冶士易子伦造”的字样。根据时间来算,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了。

  此外,钟身上端单独辟出一版书“皇帝万万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颂语,钟身则间隔排列“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云轮常转、佛曰增辉”四字吉言等内容来看,说明明朝上层推崇道教,民间盛行佛教,佛、道杂糅兼并,此铜钟体现出明朝皇权、道教、佛教三者思想的有机融合。

  “四百多年历史的铜钟,还能保存这么完好,外铸铭文尤为可贵。”慈溪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告诉钱江晚报个,清光绪《慈溪县志》所录钟款识多有讹误、遗漏、缺失,这次新发现的铜钟,可纠正文献之误,证经补史。同时,铭文也是研究明代职官制度、卫所兵制、户籍与职业、宗教信仰的重要资料,对于研究明代慈溪地方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

  它曾是日寇来袭时的警报钟

  隐身在寺中数十年无人知晓

  说到这次明代铜钟的发现,慈溪文管会工作人员说,观海卫文史爱好者莫非功不可没。

  自小生长在观海卫的莫非,是听老辈人说着“铜钟”的故事长大的。

  “与寺庙晨钟暮鼓的钟不一样,观海卫的钟主要用于指挥抗倭战争的命令信号。”

  作为中国东南名卫之一,观海卫一直承担着保家卫国的重任,抗日战争期间,就遭遇过日军三次空袭。

  每每有日机或日寇来袭,城内的圣约翰教堂的“五金大钟”和钟楼铜钟,就成了当地防空、防袭的警报钟。

  听老辈人说,观海卫钟楼铜钟高一米多,钟纽高31厘米,重达数百斤,四周有铭文数百字。铜钟钟声清脆悠扬,声闻远达十里。

  说起钟楼的位置,老人家就会指给他,在今天的观海卫城内东北方位二十米的鼓楼山的南面。

  这座山高约400米,当年因明代卫指挥使在山上设鼓楼,故民间称此山为鼓楼山,后来在南面的小山头上建造钟楼。

  当年钟楼有大屋三间,清朝年间,钟楼改建为文昌阁。在1951年的《宁波大众》报曾经刊登过观海卫钟楼的一张照片。

  在光绪《慈溪县志》金石卷收录中也有记录:“文昌阁钟……在观海卫”,而文昌阁在“观海卫城鼓楼山”。

  后来,据说鼓楼被拆扩建为天后宫,钟楼于1953年也被拆除。

  解放后,钟楼文昌阁成为生产队仓库,铜钟据传被保存在派出所内,之后不知所踪。

  这么多年过去了,前段时间,莫非终于从一位80多岁的老人口中得到了一个消息:铜钟可能在五磊寺。

  “存放在观城派出所的有两口铜钟,一个是钟楼的,另一个是圣约翰教堂的。圣约翰教堂的钟听说被炼铜了;而钟楼的铜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五磊寺修造时,送去做了寺堂大钟。”

  因为这一线索,在看了文管会提供的现场图片后,莫非很肯定,这便是在《慈溪县志》中所列的文昌阁钟。

  历史上去向不明的“劳堪”

  却在铜钟中的铭文中出现了

  慈溪市文管办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口明朝的古钟,最大的研究价值就在于铭文上记载着不少观海卫军政要员的姓名、官职,这有助于研究明代职官制度、卫所兵制。

  铭文记载着一些官员及捨银信士的官职、姓名、捨钱数目,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赐进士第督察院左副都御史劳堪。

  劳堪是什么人?

  记者搜索到,劳堪(1529—?),字任之,江西德化县(今九江市)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历任刑部郎,礼部仪制司主事、福建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在明朝万历年间,他也辅佐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立下显赫政绩,但一夜之间被贬流放,此后去向不明,湮灭于历史之中。

  之前传言,九江发现《明诰封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敬所劳公墓志铭》,而此次铜钟的发现,铭文中刻有他的名字,这也可以作为佐证,证实劳堪被流放十余年的地方,就在慈溪观海卫一带,他还参与、发起了钟楼的重建和古钟的重铸。

  从铭文排放的位置来看,被贬为庶民的他,名字还排在观海卫军政要员及福建总兵王尚文的前面,说明他在当时沿海军士、民众心中,还有着很高的威望。

  不过,劳堪不仅仅是个政治改革家,还是诗人,著作甚多,曾写过《宪章类编》四十二卷,编《武夷山志》四卷、《词海遗珠》四卷、《诗林伐柯》四卷、《史编始事》二卷等,在好多名山大川都留有题词。但这么一位极具政治抱负的政治家和才情横溢的大诗人,为何至今找不到他在慈溪留下的片言只语,这也为地方明史专家留下了悬案。

  而铜钟的铭文,除了展示了当时历史背景,铭文中刻的“山阴县商人王耀”这几个字。也从侧面说明,明朝中期开始,商人地位逐渐提升,说明慈溪老三北一带,从明朝开始,崇商观念已经在民间兴起。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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