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正式出版

　　由陕西省文物局组织编写的首套全省文物资源普查丛书——《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近期已由陕西出版集团、陕西旅游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目前全国范围内第一套全面介绍省域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以及成果转化利用的大型丛书。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国务院统一安排部署、各级人民政府承担的一项国情国力资源调查，是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举措。自2007年正式启动以来，陕西省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组建了由600多人组成的10支专业普查队和59人组成的文物普查专家库，经过4年的艰辛努力，在全国率先完成了以县域为单元的田野实地调查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这次“三普”工作中，普查队员凭着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克服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蚊虫叮咬等困难，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总结出了“高陵模式”“咸阳作法”“宝鸡经验”等创新工作模式，足迹踏遍了全省1747个乡镇（街办），31197个行政村、1989个居委会，总行程达60多万公里，共调查对象52842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点49058处（其中古遗址23453处，古墓葬14367处，古建筑6702处，石窟寺及石刻1068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3213处，其它255处）。
　　这次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34187处，复查不可移动文物14871处，采集各类标本10万余件。其中榆林神木邱井沟恐龙脚印化石、西安高陵渭河南岸古生物化石及人头骨、宝鸡陈仓桥镇遗址“华夏第一瓦”、咸阳兴平窦马北秦汉建筑基址、汉中宁强县羌人石板墓的发现，以及西安大华纱厂旧址、榆林米脂党氏庄园、安康镇坪古盐道遗址、汉中、宝鸡蜀道文化线路、宝成铁路、安康岚皋凤江梯田等新品类文化遗产的发现和重新登记，不但填补了陕西文化遗产资源的空白，也为开展相关专题调查与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国曾于1956年和1981年先后开展了两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1956年开展的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公布了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普查的成果更多地成为文物专业工作者的案头参考资料，并不为社会公众所知晓。1981年开始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束后，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按省份编辑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使普查成果开始走向学术界，文物普查成果的运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007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虽然各地文物登记点数量普遍增加、文化遗产种类进一步丰富，普查成果令人欣慰，但文化遗产保护形势却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一些地方文化遗产消失的速度呈现加速度态势，对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特质和文化独立性造成了直接威胁。
 如何让公众认识到这一严峻形势，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每一个公民和组织的共同意识，已经刻不容缓。同时，文化遗产作为弘扬传承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发展经济文化的基础和资源，越来越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了增进公众对文化遗产的了解，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让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事业拥有更坚定的保障和更广泛的空间，以及让文化遗产全面走向社会、服务社会，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陕西省文物局编辑出版了以“三普”成果为基础，以县域为单位，面向公众、面向社会的大型普及读物——《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
　　相比前两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的转化利用，陕西的这一做法既及时顺应了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历史文化遗产知识以及普查成果运用社会化的迫切要求，同时也开创了文物普查成果转化利用的新途径和文化惠民的新篇章。
　　《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以县（区）为单位单独成册，以市为单位成卷，共11卷107册。全书文字总量达1200余万字，收录图片近万幅。它既凝结了600多名文物普查队员踏遍青山的辛劳，也饱含了800多名编写人员伏案整理的心血和奉献。
　　《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各册内容主要依据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正式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辅以重要可移动文物，分（县区）概况、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四大板块，全面系统介绍了各县区历史文化概况、文化遗产资源现状及文物保护机构建设情况。丛书图文并茂，集资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一册（卷、套）在手，全县（市、省）文化遗产资源情况可了然于胸。
　　作为文物普查成果的汇编和转化利用，《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全面展示了全省及各地的文物资源家底，既为各级政府准确判断文物保护形势、科学制定文物保护政策和规划提供了依据，也为各级政府利用优势文化遗产资源，加快文物保护利用步伐、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全面、准确的决策资料。同时也为文博工作者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基础资料，为学术界呈现了翔实可靠的研究资料。
　　《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既是文化遗产行政执法人员不可或缺的帮手，也是专业人士必备之工具书。此外，《丛书》以县域为单位独立成册，拉近了与各地读者的距离，既有助于各地民众关注身边的文化遗产，也有助于各地民众对家乡的了解和热爱。因此，它既具有宣传普及文化遗产知识、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方面的重要意义，也有不可忽视的乡土教材的作用。
　　正像陕西的“三普”田野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并探索出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模式，对全国普查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样，率先编辑出版的《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也必将对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成果的转化利用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谭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