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档案拍卖梁启勋后人也受伤

　　杨源坐在父亲生前的客厅里，多年来，那批信札、手稿就存放在隔壁房间，数月之前，它们被搬到客厅，整理、分拣、打包、送走，留下空荡荡的回忆。

　　不久前，这批颇受瞩目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刚刚结束了热闹的拍卖，档案被分成146个标的，最终全部成交，共拍得6709万元。

　　这批档案为梁启超胞弟梁启勋后人所藏，经历了“文革”浩劫，流传至今殊为不易，档案物品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近千件，其中的文稿多是梁启超写给其胞弟梁启勋等家族成员，丰满了梁启超的形象，对于相关历史研究而言，更是珍贵的一手资料。

　　拍卖大获成功，但关于此次拍卖，公众心中仍留诸多疑问：梁启勋后人为何要拍卖这些档案、为何引发了梁启超后人的反对、将档案分拆散拍是否符合梁启勋后人意愿……

　　拍卖结束后，梁启勋的外孙女杨源女士作为梁启勋后人的代表，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将这批档案拍卖的来龙去脉，以及梁启勋后人在此期间的真实想法，对于他们来说，最终的结果充满遗憾，与初衷相去甚远。

　　实际上，此次拍卖从一开始就已经与梁启勋后人无关，真正的委托人卓韦(化名)已于今年8月1日一次性整体购买了这批档案，价格为1500万元人民币，而公众以为的“梁启超后人拍卖梁氏档案”，只是一个始终没有说破的“误会”。

　　真正的委托人

　　12月6日晚，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进行了拍卖，数十位买家参与竞争，不少拍品以高出估价数倍的价格成交。首件拍品、梁启超的书信“香港保皇·秘筹《时报》”便赢得买家热捧，底价25万元，最终以92万元落槌。此后，梁启超关于创办《国风报》宣传立宪思想的信札以超过估价10余倍的264.5万元成交，掀起当晚第一个高潮。最终，梁启超手稿《袁世凯之解剖》拍出713万元，拔得头筹。梁思成、林徽因的文定礼本成为亚军拍品，以379.5万元成交。

　　拍卖取得6709万元的结果，很多人以为，最高兴的莫过于梁启勋后人，其实，拍卖的价格高低已经与他们无关。梁启勋后人也到场观摩了拍卖，只是纯粹地旁观，同时也出于一份责任，看看所拍的物品是否全系当初自家所藏。

　　当晚，真正的拍卖委托人卓韦也在现场，有些紧张地关注着拍卖走势，最后的结果令人满意，拍品无一流拍，当初一次性买下这批档案后，他还曾向梁启勋后人们表达过自己的失望，认为好东西不多，恐怕要赔得很惨，并催问梁启勋的四家后人，还有没有相关收藏可以交给他一同拍卖。

　　卓韦是梁启勋外孙孙军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他出资1500万人民币一次性购买了梁启勋后人所藏的梁家祖辈遗留的五类物品，包括信札两本394张、梁启超手稿《袁世凯之解剖》一本、梁启超家居讲学备忘录手稿一本、白香山诗集1-16(有梁启超批注)两封16本、梁启超诸友人词手稿一本。

　　双方签订了购买协议，今年8月1日是物、款交割日，协议中写明：今后这些物品拍卖所得，价格高低均与梁启勋四家后代无关。拍卖中如涉及法律纠纷也与梁启勋四家后代无关。

　　不过，此后的拍卖，从前期规模很大的宣传开始，到梁启超后人质疑风波，再到拍卖成功结束，委托人卓韦一直隐身幕后。

　　9月17日，拍卖公司北京匡时[微博]召开“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公开拍卖。宣传资料中介绍，这批档案是由梁启勋后人保存，孙军当天受邀出席，回溯南长街54号和这批档案的旧事。事后，有媒体在报道时，直称“委托人孙军”如何如何。

　　据杨源介绍，在这场新闻发布会开始之前，孙军曾表示，有必要说明他们并不是拍卖委托方、物品已经卖给卓韦的事实，但是，这个要求没有获得许可。

　　站在商业的角度而言，这种“误会”很有价值，但对于梁启勋后人来说，这样的“误会”则意味着，他们要承担起“委托人”的责任，以及可能出现的麻烦。

　　不过，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国强[微博]昨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他表示：“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我就对记者说，委托人不是孙军，你们不要给他压力。对拍卖公司来讲，委托人是谁，这是要保密的。”

　　有口难辩的滋味

　　很快，由“误会”造成的“麻烦”出现了。

　　一些人误以为拍卖与梁启超后人有关，后者不堪其扰。10月中旬，梁启超后人委托本报公开发出两点声明：一、“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拍卖及衍生活动，与梁启超直系后人无关；二、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故居，而是梁启勋的故居。

　　不只如此，梁启超直系后人在表示质疑的同时，也谈到了许多旧事，包括梁启勋曾出任伪职、梁思成带领弟弟妹妹同梁启勋断交等等，有媒体在之后的报道中，更是直接对梁启勋使用了“汉奸”的字眼。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梁启勋后人始料未及的，他们在第一时间表示，愿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然而，这次采访最终没能完成，杨源女士当时无奈地说，他们受到压力，无法作出回应，只能等拍卖结束。

　　杨源回忆道：“我们一开始同意接受采访，但第二天情况全变了，匡时一度同意作为中间人调解，后来表示这是你们两家的私事，‘外人’不好参与。最后他们决定写一个东西，以我们的名义发表，这个东西我没有签字，我觉得这是你们的不实宣传造成的，而且，要证明我外公不是汉奸，你们找专家调查来说比我们自己说更有说服力。”

　　最终这份《关于梁启勋与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说明》在媒体发表，比较详细地介绍梁启勋，包括他同梁启超的关系、生平经历、学术成就等，对于南长街54号院和档案的保存也有进一步的说明。

　　这份声明发表的当天，梁衍(梁启勋第三代后人之一)当面向梁启超后人作出了解释，甚至直接出示了“梁家物品一次性购买协议”。梁启超后人当时表示，应该对外说明档案已经卖给他人，也算给公众一个真相。

　　始终在公众面前承担着“委托人”的角色，梁启勋后人尝到了“有口难辩的滋味”。10月27日，杨源草拟了一份声明，表示“这些文物确是我们祖辈所有，全部出自南长街54号。但现已卖给他人并完成了一切转让手续”。不过，迫于压力这份声明没能发出，杨源在28日给亲戚写了一封邮件，对事情的发展做了解释和说明。

　　从拍卖到出售

　　梁启勋后人正式讨论这批档案的处置问题是在去年12月。

　　杨源介绍道：“这批东西离开南长街之后，先是放在大舅家，1992年大舅去世，东西就放到我爸这儿了。去年12月1日，我爸去世，大家开会讨论这批东西怎么办，四家人，每家出一个人来谈，最后达成一致，将东西整体拍卖。”

　　“之所以拍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拍卖的机会，宣传我的外公梁启勋，他和梁启超手足情深，但似乎被历史抹去了。让公众重新认识梁启勋，是我们晚辈的责任。”

　　如果不是希望向公众宣传梁启勋，这批档案也许在2009年已经完成拍卖，当时嘉德公司拍卖陈独秀、梁启超和徐志摩写给胡适的信札，卓韦便来建议说，最好能趁这个机会一块拍卖。

　　“当时我们就表明，拍卖的前提是宣传外公，他向我们承诺在各家报纸和中央台做宣传，甚至包括拍摄连续剧。”杨源回忆，“没过几天，他说媒体嫌梁启勋没有名气，不愿意宣传。”

　　而此次决定拍卖，卓韦表示仍有兴趣充当中间人，梁启勋后人强调，前提和三年前一样，还是要大力宣传梁启勋。之后，杨源获得其他三家代表的授权，同卓韦签订了“独家委托协议”。

　　这份协议写明，卓韦作为受托人，全权独家处理梁启超、梁启勋所遗存之物品的相关宣传拍卖事宜，并且，协议详细注明了宣传范围和宣传内容。宣传范围包括：中央电视台，有影响力的地方电视台，新浪或搜狐网，北京或全国有影响力的报纸等。宣传内容包括：以宣传梁启勋为主，让公众了解梁启勋在近、现代历史，文学中的作为，与其兄梁启超之间的手足情深，南长街老宅的历史变迁等。

　　7月中旬，卓韦打来电话说，今年春拍业绩不好，比前几年差得特别远，看来拍卖有点问题。于是，杨源决定不要强行拍，什么时候行情好了再说。但突然之间，卓韦给出了新的方案。

　　“他说他认识北京市拍卖协会会长，可以让他找两个有实力的大买家，一次性卖给他们。”杨源同意了。卓韦问，心理价位是多少。

　　由于双方曾签订过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底价不能低于1000万，因此杨源表示，起码不能低于1000万的底价。卓韦说，低于1000万怎么行，1500万可不可以？

　　找买主的过程似乎几经周折，最终的结果是卓韦愿意单独收购。这时，杨源再一次强调了宣传梁启勋的问题：“我说我们可以不讨价还价，但你一定要承诺给我们外公做宣传，不能放弃。他说没问题，他已经写了7篇文章了。他还介绍了那些文章，内容很唬人，比如，没有梁启勋就没有梁启超、梁启勋是中国的华尔街第一人(梁启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等等。不过，一直到现在，一篇文章也没见发表过。”

　　最终，杨源征询了其他三家代表的同意，以1500万的价格将这批档案一次性卖给了卓韦。

　　口头承诺

　　和分散零拍

　　8月1日，双方完成交割，卓韦的另一番口头承诺让杨源心里有了新的期望。

　　“他说能把南长街的房子保护下来，一旦保护下来，东西就不卖了，建成纪念馆，我们的东西也就永久完整保留下来，随时可以过去参观。”杨源明知不大可能，但还是写了一个字据，等于将房子让给了卓韦：“如果南长街54号院能保护下来，房子使用权和产权与我们四家无关。”

　　这件事自然也没下文，不要说建成纪念馆永久保留，这批档案连整体拍卖也难以实现，它们被分拆为146个标的，随着拍卖流向各地。

　　为何分散零拍？在预展期间，拍卖方北京匡时的相关人士在接受北京某报采访时表示，这是档案送拍人、梁启超胞弟梁启勋后人的意愿，档案送拍人之一是原来居住在南长街54号的梁启勋长外孙孙军，而这批档案产权分属梁启勋不同的后人，每个人的期望值不同，在与对方派出的代表商谈后，确定了这种拍卖方式，如果整体拍卖无人应价，会导致流拍，送拍人就拿不到钱。

　　杨源看到这则报道之后，十分吃惊，因为这位拍卖方的人士所言与事实完全不符，除了孙军成为了送拍人之外，这批档案已经卖给了卓韦，自然也不存在产权“分属梁启勋不同后人、每人期望值不同”的问题，而且，他们是希望整体拍卖的。

　　杨源于是给卓韦打电话询问，后者则一再强调这次拍卖前景不乐观。“他说他猜测这可能是拍卖公司的策略，用这种方式在最后时刻争取让国有收藏机构整体收购。这次确实不好卖，没有找到大买家，他们自己都觉得骑虎难下。”

　　昨天，匡时方面表示，媒体关于散拍的报道存在偏差，并非他们原本意思的表达。匡时董事长董国强说：“从最开始，委托人把东西拿过来就是决定要散开拍的。”

　　拍卖的结果显然不像卓韦说的那么悲观，散拍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所有标的无一流拍。拍卖刚刚过半，已经有人开始向拍卖方高层人士道贺。

　　然而，梁启勋后人的心情却很失落，不是因为高成交价与他们无关，而是宣传梁启勋的初衷没能实现。

　　艰难留住的劫后余存

　　如今拍卖的梁氏档案只是梁启勋所有收藏中的极小部分，即使如此，能够保存至今也殊为不易。梁启勋1965年去世，第二年，南长街54号院便遭遇了“文革”抄家。

　　1966年的一天，“大姨梁思明整理书房，把一些废纸拿到院子里烧，冒起了烟”，结果引来了6中的红卫兵，说他们在烧黑材料，于是厄运开始。抄家持续了一周时间，为了找地道，地板被撬开，墙也被杵了洞，怀疑有夹层。

　　当时在石油附中念高二的张爱民曾经回忆，“6中的同学先抄过了，叫我们再去抄……梁启勋家是一整座四合院，那家人可真是有钱人家，满屋子都是紫檀的家具……当时公债券，就是国家债券，抄出来好多，一摞一摞地在院子里堆成了一座小山，被我们一把火都烧了……还抄出来进口的金表一盒一盒的；现金，10元大钞(当时最大的面额)一摞一摞的；字画古董多得是。我们打电话给派出所，叫他们派车来，一共装了5大卡车……”

　　“字画只有几幅，好东西基本都没了，而这次拍卖的档案，其中很多信笺、手稿都是大姨(即梁思明，孙军之母)从红卫兵脚底下捡回来的，向他们求情，说想留个纪念。大姨很不容易，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在家总戴着帽子不让我们看，还被拉出去批斗。”

　　经过“文革”浩劫，仅存的这批档案物品被梁启超后人默默收藏，他们也曾为此出现过纷争，也曾有过捐赠的想法，但随着时间流逝，第二代后人先后辞世，目前只剩下梁启勋二女儿健在，且远居深圳，处理这批遗存的任务就落到了第三代后人身上。

　　充满遗憾的结局

　　从最初寻求委托拍卖，到一次性整体出售，再到最终拍卖，梁启勋后人逐渐失去了对这批遗存的控制，也因此而“受伤”，甚至尝到了“有口难辩的滋味”，杨源女士也只能在私密博客中讲述这些事情。近期，她将在博客上公开这些内容。

　　“梁启超后人反对这次拍卖，我们能理解，反对南长街是梁启勋、梁启超共同出资，我们也能理解，但是对于拿出尘封多年的‘出任伪职’一事攻击外公，我们不能接受。”杨源希望外界对梁启勋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如果他真是汉奸，怎么能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届文史馆馆员，并当选过三届人大代表？”

　　不过，这次拍卖及其产生的风波，通过媒体的报道、调查，也在客观上起到了还原梁启勋的效果，而拍卖本身也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梁启勋。在媒体报道中，杨源看到梁启超后人谈到了梁启勋为梁启超夫人李蕙仙修墓、护送梁启超和家人戊戌变法之后远避澳门这两件事情，“感谢他们说了这些事，在有些资料中，连这些事也与梁启勋无关了”。

　　当然，在整个拍卖中，梁启超是绝对的主角，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学界研讨，都是围绕梁启超进行，梁启勋则多是作为背景和补充出现，对其学术水平和历史地位并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探讨。这也反映在具体的拍卖中，梁启勋的书信、手稿成交价格普遍较低，特别是其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曼殊室随笔》，只拍出了10万元。

　　董国强对此表示：“梁启勋、麦梦华，他们的东西拍卖价格不如梁启超、康有为，和他们的知名度、影响力、历史地位有关系。梁启勋尽管被认为在词学上造诣很高，但留下的资料和著述太少。”

　　■本报10月17日采访梁启超后人的独家报道

　　■杨源10月27日完成但未能发出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