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石碑背后的故事

《今日启东》社会版9月21日刊登《建县石碑落户紫薇公园》一文后，引起了市民对建县石碑和崇海界碑更浓厚的兴趣。在档案馆同志的指点下记者再度进行深入采访，两块文物石碑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也随之浮出水面。

幸遇伯乐 “落草”石碑“重出江湖”

漫漫岁月，沧海桑田。作为启东历史的重要见证，两块石碑曾经悄无声息地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它们的复出，离不开对启东文史工作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文人志士。

说起发现建县石碑的经过，档案馆首任馆长张能强记忆犹新。1979年秋，他在人民医院住院，一天傍晚散步时遇到了医院总务科长，对方提起院内有块“刻着字的石头”。联想起人民医院（旧称镇洋市）为原启东县政府所在地，张能强敏锐地感觉“一定是好东西”。在医院饭堂前，此碑正委屈地担当着搁板的角色，碑文朝上，上面放置着菜篮子等什物。张能强慧眼识碑，发现这竟是首任县长袁希洛撰写的《启东设县碑记》。第二天，尚在住院的张能强便请搬运工将此碑运回档案馆保存。

关于崇海界碑的发现经过，张能强记得是1984年秋，县档案局接到北新公社的电话，称在启海界河内发现一块石碑，内容是“崇海界址的记述”。档案馆立即派人将碑运回档案馆保存。至于北新公社如何发现该碑的细节，如今档案馆几位退休的老同志都表示记不太清。因为推测石碑是在水利疏浚工程中重见天日，记者随后咨询了北新镇两任水利站长，但他们都对此事没有印像。

其后，就两碑如何妥善处置党史办、县志办、档案馆等单位联合汇报，县委、县政府最终决定将两碑安放在当时的人民公园内，经修复整理的两块石碑得以与世人正式见面。

探本溯源  文物石碑还原历史

9月23日，市档案局办公室主任郁健飞专门翻阅文史资料，史海钩沉，通过两块石碑的来历引出一段尘封的历史。

两块文物碑中，崇海界碑的历史更早。1987年6月印发的《启东文史》第六辑载，清末崇明外沙（即今启东）同海门县利民沙接壤处，有一块面积为24万步（1000步合4亩）、南北跨三只圩塘、略似一个侧放着的钝角三角形的沙田。按照外沙粮户魏春曦（以魏仓出名）所持上颁滩涂执照，这块沙田应归魏仓所有，并划为崇明县境。而海门以利民沙整个沙洲在县境以内为由，不承认魏仓的产权。于是两县间产生边界纠纷，双方各据一理向苏州府诉请公断。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62年），苏州府台约同崇海两县知事，前来实地查勘，称之为“三堂会勘”。会勘核定，这24万步沙田应按原颁执照归魏仓所有，并入外沙版图。为了杜绝纠纷，在府台监视下，地方官员召集民夫，挖了一条约三里长的小斜河（群众都叫它斜横河），作为崇海两县在这里的分界线，并在界河的北端树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上述办案经过及其结论，告示永远信守。这就是崇海界碑的由来。

1984年9月印发的《启东文史》第一辑载文称，1928年1月，经省政府（民国）同意，原属崇明的外沙地区（即今日之启东）设县，定名为启东，取“启吾东疆”之意；2月，任袁希洛为首任县长；11月8日，县长袁希洛撰写《启东设县碑记》，记录下启东设立县治的经过。 

附：《启东设县碑记》

启东位于扬子江之北口，滨东海。近百年来，积沙而成。先隶崇明，田土渐辟，户口渐聚。至逊清末造，面积广三千余方里，人口三十万。与南通、海门相接壤，而与崇明本岛隔一近二十里之江水，风涛沙浅，交通不便，政令因以阻隔。城绅豪右，藉势以临之，负担重而地方事业所享之权利微，启人苦之。于是祝子应乾、孙子文奎、张子宗华、施子滋培、施子征睿、倪子华清等于清宣统三年，中华民国纪元一、二年，请愿国省，要求设县分治，数为城绅所阻，努力奋斗，继续不倦。至纪元六七年间，省吏知不能压，而碍以城绅情，乃为不知彻底之调处。在九年时，先设一行政委员以佐治之。迨纪元之十六年春，国民革命军底定长江南北，苏省政治革新，施子方白、施子滋培等又先后继续请愿。中国国民党外沙市党部诸同志，又为政治革命上之主张，请求分治，事乃垂熟。是年十月，希洛受江苏省政府民政厅长钮委任为行政委员，面令筹备设县。抵任后以外沙诸民隐直陈，并由省委白一震、张世杓先后报告有设县之必要。乃由江苏省政府在十七年一月，议决设县，定名启东。二月任命希洛为启东县长，颁发县印，三月一日受印任事，开始训政。十月奉省令与崇明分界，以扬子江北道江心为址，南属崇，北属启，永无争执。本县位置，据江苏省政府土地整理委员会特派技士陈政和测定，为东径121°39′27″，北纬31°48′40″。现有地依崇明移交芒银底册，为百六十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五亩，现有人口依本年调查为三十三万零七百三十三人。呜呼，希洛于辛亥革命曾受江苏省委为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代表，参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首都之盛典。十七年来，以素性戆直，且政治为军阀所霸持，不愿为行政官。今年以及艾，欣在此青天白日国徽之下，首服役于兹新成之邑，恐无补于斯土之建设，爰于设县既定之日，志数语以为继长是邑者有所稽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