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刘氏庄园 游览苗寨婚俗

婚俗展览序厅

     刘氏庄园一角

      上世纪80年代，贵州省利用经过维修的文物建筑，因地制宜建立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专题博物馆和文物陈列室，初步构成了贵州文化史迹网。

       利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刘氏庄园举办的“贵州民族婚俗博物馆”，坐落在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毗连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市南郊，原是贵州军阀鼻祖刘显世及其族人的聚落。近现代许多军政要人，如王文华、袁祖铭、何应钦等，均出自刘氏麾下。

       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位置以及多民族聚居的社会环境，使刘氏庄园兼具鲜明的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成为一组十分罕见的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群。刘氏身 为汉族，来自湖南宝庆（今邵阳），故其房屋的基本格局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别无二致。但因地处多民族杂居区，受到当地建筑习俗的影响而采用其地建筑手法，比 如柱础特别高，用土坯封墙，有的柱础发展成高高的石檐柱，部分土坯蜕变为厚厚的夯土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又因刘氏庄园形成于清末民 初，正值刘氏家族由“从武执政”到“习文学外”的转变时期，故建筑装修采用西式手法，甚至堂而皇之修起“法式建筑”来，使刘氏庄园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多 彩。

      恋爱、婚姻与家庭，是人类永恒的课题。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外界对贵州少数民族的婚恋习俗颇多误解乃至偏见。为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文物部门利用刘氏 庄园建立了我国第一家民族婚俗博物馆，并请著名的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题写馆名。这个选题新颖的专题民族民俗博物馆一面世，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步入 其间，便会清楚看到，在全面系统展现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瑶等少数民族婚恋习俗的300多件展品中，具有同源关系的苗瑶民族占有较大的比 重。

      苗族同胞历来十分重视婚恋教育，突出表现在从小就抓孩子们的唱歌、跳舞、蜡染、刺绣等传统技艺的培养教育上。人们常说：“后生不学唱，找不到对象；姑娘不 绣花，找不到婆家。”歌舞水平如何，往往是情场角逐胜负的关键。女孩除了学唱歌，还需要学纺纱织布、蜡染刺绣等本领。村民常将她们的穿着，看成测定智商的 “证书”，步入人生的“文凭”。在苗乡，孩子们学讲话就开始学唱歌，学走路就开始学跳舞。农闲季节，一些德高望重的老歌师，在宽敞明亮的吊脚楼上，或村头 寨尾的水碾房内，彻夜教授情歌，一个个“歌堂”，犹如一所所“业余音乐学校”。有些苗寨，女孩长到十二三岁，夜间便住进父兄为其修建的“姑娘房”内，在那 里集体学唱歌、做针线，并旁观大姐姐们如何与其他苗寨青年交往。有的地方，姑娘们自筑“花房”，春节期间与邻寨后生在“花房”内谈情说爱。在这些“花房” 附近，往往还建有若干“小花房”，供情窦未开的小姑娘们“见习”用。

       苗寨恋爱是自由的，婚姻一般也是自主的，双方家长同意，便在白天举行婚礼，送亲、迎亲的队伍走大路；如若不然，便在夜间举行婚礼，送亲、迎亲的队伍走小 路。后者实际是“私奔”。“私奔”不受歧视。待生儿育女后，娘家补送嫁妆，再行热烈祝贺，将“婚礼酒”与“新娃娃酒”合在一起喝。

       由于某种原因，有情人难成眷属，双方不得不忍痛分手，这无疑是场悲剧。遇到这种情形，贵阳郊区的苗族同胞采用一种近似喜剧的手法——“射背牌”来处理。所 谓“背牌”，就是苗族姑娘背上的一块方形挑花装饰物，相传是颗印玺的象征，故称这支苗族为“印牌苗”。男女相亲相爱，但又不能成亲，于是按照古规“射背 牌”。射过的“背牌”，由男方珍藏，死后殉葬，枕于头下，意为今生今世无缘，到另外一个世界再见。以此保持心态平衡，维护社会安定，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 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苗族历史文化的特征。

       瑶族婚恋习俗十分有趣。婚俗馆内展出的“谈婚房”彩照，生动形象地向观众介绍瑶族同胞的特殊婚恋习俗。瑶族民居介于水族的干栏建筑和苗族的吊脚楼之间，它 既能满足人居楼上、畜关楼下的传统要求，又有尚好的防潮、防水等性能。在此种建筑中，好些人家二楼两次间的板壁上，留有一个不甚显眼的小洞，有的一边有， 有的两边有。原来房内顺着板壁铺有一张床，小洞正好位于床头处。当地有个风俗，女孩一旦步入少年便住进这样的卧室内，透过此洞，躺在床上的姑娘可窥视外边 的情形，而外寨前来寻偶的后生，则利用此洞通报自身的到来。他用小棍轻轻将姑娘唤醒，要求与她对唱情歌。姑娘若是乐意，起床点灯开门，请其进屋，彻夜细声 对唱，家人不予干涉；姑娘若不乐意，只能隔墙对唱，甚至“熟睡”不醒。遇到此种情况，来者不多纠缠，带着小棍，另寻一处就是了。由于墙上小洞具有“谈婚论 嫁”功能，故被称为“谈婚洞”，辟有“谈婚洞”的房间，因此被人称为“谈婚房”。

       刘氏庄园，规模巨大，占地70余亩，建筑众多，现存建筑30余栋，目前还在继续维修中，文物部门准备利用其他建筑空间举办新的展览，以充分发挥文物建筑的 积极作用。罗哲文先生在生前为《贵州系列博物馆》书稿写的《序》中指出：“文物与博物馆这两项事业，可以说是孪生兄弟，血肉相连，密不可分。文物与博物 馆，又好像前线与后勤，两者同等重要。文物工作，为博物馆提供大量展品。博物馆如果没有展品，有如作战没有弹药武器和给养，不仅不能作战，而且无法生存。 文物工作如果没有发挥文物作用的阵地，就没有生机。许多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自身所办的陈列室、展览馆，实际也是博物馆性质。不少的古建筑、遗址、石窟等保护 单位，也就是一个实物博物馆。利用古建筑、革命遗址、名人故居等开设博物馆、陈列室，是文物工作与博物馆工作相结合的一种好方式，不仅是目前经济尚落后的 情况下办馆的一种形式，也是国外普遍采用的方法。”当年贵州利用文物建筑办博物馆，得到罗哲文先生的热情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