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滇文化平民墓地：石碑村的商品经济

呈贡石碑村古墓群遗址。资料图

石碑村古墓群是目前已发现的唯一一片滇文化平民墓地。这里出土的大量金属货币五铢钱表明,当时，金属货币已经开始成为流通手段，平民阶层中还出现了拥有货币财富的成员。

由此，考古学家寻觅到了古滇王国最终消亡的蛛丝马迹。“自汉武帝设置益州郡后，滇池区域在封建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革。由石 碑村的情况看来，首先获得铁质生产工具及先进生产技术的平民阶层，必然将改变滇文化的面貌，使得青铜文化向着实用方向发展，逐渐消亡。”

1973年，对于环滇考古史来说，是一个永远值得记住的年份。

这一年之前，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晋宁石寨山、安宁太极山、昆明上马村五台山等地发现了多个滇墓群。在此后的岁月中，这些陆续被发现的墓地犹如一粒粒璀璨夺目的宝石，逐步在滇池西畔串起了一条标注着“古滇王国”的醒目“项链”。

但此时的这串项链，注定是残缺不全的。因为，在遥相呼应的东畔，一切都还在沉睡，直到1973年的来临。

1973年，昆明市考古工作者先后在位于滇池东岸的呈贡龙街镇北发现了著名的天子庙滇墓群，在约3公里的小王家营村旁和龙街镇南约2公里的石碑村内 发现了小松山和石碑村两大滇墓群，还在距石寨山不远的马金堡发现了塔山滇墓群，从而正式揭开了蒙在滇池东岸滇文化遗址面孔上的面纱。与地处同一地域的天子 庙、小松山等滇墓群不同的是，石碑村滇墓群出土了大量的金属货币五铢钱，这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滇国普通臣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惊人的发现

唯一的滇文化平民墓地

石碑村古墓群随葬品少而简单，大多数是生产工具或武器等生活实用品，并缺少鼎等礼器。根据这些线索，石碑村古墓群的墓主人被判定为平民阶层，这也是目前已发现的唯一一片滇文化平民墓地。

这里北距天子庙古墓仅5公里，南距晋宁石寨山43公里。

这里是位于呈贡龙街镇南约2公里的石碑村，普通而宁静。唯一的特别在于，在村子的东北方，有一块高出村子10米左右的台地，一条由龙街通往石碑村的小路将这块台地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但在1973年之前，这里一直只是个背靠青山，面向滇池的小小村落。

1974年2月，当地农民在农田基本建设的过程中，在石碑村的台地附近发现了青铜器。同年3月6日，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入驻石碑村，对台地的西区部分进行了为期8天的清理工作，很快，便清理出一块面积约有1200平方米的墓地，这其中，有117座古墓。

尔后，由于村民大肆挖土建房，致使小路以东田埂上的30多座古墓被损。“有一天，我从这条小路过，发现路边好多古墓都露了出来，其中一部分已经被破 坏。”因此，1979年11月，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决定对东区受影响较大的地段进行保护性清理。“在这次清理过程中，清理的面积约有140平方米，其中 墓葬65座，出土随葬器物415件。”昆明市博物馆研究员、彼时主持石碑村第二次挖掘工作的胡绍锦介绍。

“在这两次清理工作中清理出来的180座墓葬全部为小墓，墓圹一般长在l.5―2.3米间，宽为0.5―0.9米，深0.5米左右。”云南省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蒋志龙在其著作《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一书中对石碑村古墓群墓葬的几个特点进行了分析，“其一，无论东区还是西区，墓葬的墓向均是向东 偏北，恰好是头对高山、脚朝滇池；其次，墓葬均为单人墓，不见合墓；其三，墓葬大小、方向基本一致，墓葬排列成行，分布有序。”

通过对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组合的对比，胡绍锦认为，石碑村古墓群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等晚期古墓葬类型相近，同属于石塞山类型。 “但同时，石碑村古墓群的墓葬之间存在着互相打破、叠压的现象，加之其没有葬具，随葬品少而简单，且纹饰简陋，粗制滥造，大多数都是生产工具或武器等生活 实用品，而缺少了鼎等礼器。这些都与之前发现的天子庙等王族墓地以及小松山等中下级贵族墓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根据这些线索，胡绍锦将石碑村古墓 群的墓主人判定为当时社会的平民阶层，“可以这么说，石碑村是目前已发现的唯一一片滇文化平民墓地。”

大量的五铢钱

平民阶层中的经济生活

石碑村的最大贡献在于其出土了大量的金属货币五铢钱。这一现象表明，当时，在这个地区的经济生活中，金属货币至少已经开始成为流通手段，平民阶层中还出现了拥有货币财富的成员。

“如果说，小松山古墓群对于环滇考古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发掘了一批规格相当高的东汉墓的话，那么石碑村的最大贡献则在于其出土了大量的金属货币五铢钱。”

胡绍锦介绍，在石碑村的平民阶层墓葬中，仅第二次发掘工作一次清理，就出土了200枚金属货币，远远超过了滇池区域同期墓葬以往的任何一次出土量。 “这个现象表明，当时，在这个地区的经济生活中，金属货币至少已经开始成为流通手段，平民阶层中还出现了拥有货币财富的成员。”

在第一次清理工作结束后，考古工作者将位于西区的117座墓葬的时代定位于春秋晚期至西汉中期。但根据第二次清理工作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胡绍锦却 对石碑村古墓群的年代做出了不同的判断，“五铢钱铸造于西汉武帝至昭帝，宣帝至平帝两个时期；而且，墓中出土的铜带钓与环首刀同洛阳烧淘汉墓出土的一样。 这些情况表明，石碑村墓葬的年代范围不会太宽，不宜‘提得更早一些’，而是应该在西汉中、晚至东汉早期期间。”

他认为，按照恩格斯“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氏族“不知有货币”的论点，当时的石碑村居民，很可能是从内地迁来“从其俗”的汉族移民，或是益州郡辖下的滇族农民，而不是什么“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成员中的平民阶层”。

同时，在一些妇女墓葬中，随葬有耳坠等装饰品、陶纺轮及铁爪镰等纺织和生产用具，“这证明当时妇女投入生产活动的领域已经扩大，已经不再满足于男耕 女织的自然分工。”更为引人注意的是，石碑村中出土的铜或铁质爪镰，在“滇文化”其他墓地中从未发现（注：后来在来天子庙、上马村古墓葬有零星发现）。 “这种收割工具不同于滇池区域早期出现过的鸟头长喙形铜镰，与呈贡尖角地出土的长方形铜背铁刃爪镰也有差异。而是很像辽宁宽甸战国燕墓的半月形双孔铁 刀。”在胡绍锦看来，“滇文化”中，收割工具由鸟头长喙形的铜镰变成半月形的铜（铁）爪镰，这起码说明爪镰并非是滇文化的固有内涵，“而很有可能是由当时 的中原传入的。”

由此，胡绍锦寻觅到了古滇王国最终消亡的蛛丝马迹。“自汉武帝设置益州郡后，滇池区域在封建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革。由石碑村的情况看来，首先获得铁质生产工具及先进生产技术的平民阶层，必然将改变滇文化的面貌，使得青铜文化向着实用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