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人生转折点：毛泽东“刀下留人”挽救了他的性命

本文摘自《高岗传》，戴茂林 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的一生虽然有其必然的轨迹，但很多环节尤其是一些非常关键的时刻，往往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串联起来的。

如果说中央红军的到来挽救了高岗的性命是高岗的福气，那还仅仅是从高岗个人的命运而言。实际上，陕北能够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改编抗日的“出发点”，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起点，这才是中国人民的大福气。

然而，这一历史性的抉择，竟然要感谢国民党的一张报纸。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

包括党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红军总部、中央红军等在内的这样一场“举国”大搬家，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仓促大撤退。

转移到哪里？何处去落脚？战士们不知道，指挥员也不清楚，只能随机处理了。1934年11月的湘江恶战，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 6万余人锐减至3万多人，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不得不改变；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确定了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方针。但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历尽艰险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国焘却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战略方针，提出西进，向川康发展，而且张国焘竟然在与中央发生战略分歧时采取了分裂行动。在此危急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果断地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北上，是个大的战略方向。但是，北上到哪里？

陕甘边与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党中央是了解的。1933年底，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拓夫去江西瑞金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陕西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会后，贾拓夫留在了中央苏区，并随同红一方面军一起长征。但是，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等大块根据地比较起来，西北根据地的范围和红军的力量都比较小，在其他的根据地都已经丧失的情况下，西北根据地是否还存在？由于当时中央与陕北没有电台联系，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的情况中共中央一无所知。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一年来的艰苦征战，经历了无数次的惊涛骇浪，早已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处变不惊，遇险不乱。1935年9月17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打开了北上的通道。19日，部队来到了甘肃宕昌县的哈达铺。此时，先行到达的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在哈达铺活捉了敌军的一个少校副官，缴获了几驮书籍和报纸，发现其中的一张报纸上刊登有徐海东率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的红军会合的消息，并且有“匪区”略图。

这真是久旱逢甘霖，来得太及时。当这张“联络图”送到聂荣臻的手中时，他立即命令骑兵通讯员迅速把报纸送给毛泽东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一历史镜头，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9月20日，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红军“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据杨成武在《长征记》中回忆，毛泽东还风趣地说：

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既有红军，并且还是两支红军，又有根据地，这对于苦苦寻找落脚点的党中央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会后，立即组建了由毛泽东任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向陕北挺进。9月27日，陕甘支队到达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城）。10月21日，中央红军在吴起镇以西一举将尾随而来的马鸿逵部及国民党军一个骑兵团全歼，并乘胜将后续的三个团击溃，痛快淋漓地割掉了“尾巴”，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

在“切尾巴”战斗的前一天，10月20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就在吴起镇先后听取了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的汇报，了解到了西北苏区错误“肃反”的严重形势，并立即派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以及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等人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

与贾拓夫同行的李维汉回忆说：

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领导干部已被拘捕。在吴起镇时，曾有同志向党中央反映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事，现在得到了证实。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370页。)

错误严重，形势危急，不容迟疑。接贾拓夫和李维汉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下令：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习仲勋：《红日照陕甘》，《星火燎原》选编之四，第23页。）

然后，派中央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携带电台，代表党中央前往瓦窑堡，接管“左”倾分子控制的西北保卫局，防止事态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