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梅溪手稿《册封琉球国记略》发现记

钱梅溪手稿《册封琉球国记略》虽然不一定出自沈复《海国记》佚文，也不宜被媒体过分冠以“钓鱼岛归属中国的铁证”，但是，此件文献为1840年以前有姓名传至今日的古代名人，亲笔记载“钓鱼台”(即钓鱼岛)在中国内海，决不属于琉球王国，更不属于日本的极罕见手稿，则是毫无疑问的。就目前所知，确知姓名的古代名人1840年以前所记有“钓鱼屿”“钓鱼台” “钓鱼岛”等指今东海有争议的钓鱼岛之名称的墨宝，仅有此件，暂为孤本。其历史文物、文献价值举世瞩目，海内外高度关注，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发 现

2005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当天应该是星期六，我在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一个较偏的地摊上，淘得一册破烂的旧写本，封面题着“记事珠”三个字，内中字迹漂亮，内容涉及金石书画方面。

当时，天还没有亮透，光线不太好，打亮小手电筒，我才能草草看清其中的文字。起初，我认为这有可能是一个民国时的杂稿本。摊主听我是外地口音，连连说本子破烂，字却写得很好，开价很高。通过讨价还价，我还是花了高于当时 “地摊价格”数十倍的价钱，才买下了这册破烂的写本。

《记事珠》买回后，我审阅字迹与内容，并简单查阅了些资料，觉得它很像是清代中期学者钱泳的笔记本，为钱氏亲笔手写稿。随后，有了这样的猜想后，我就将其呈送著名古文献专家、北京大学(微博)历史系辛德勇教授，请他帮忙审阅。辛先生经过仔细阅读比对，基本认同我的最初猜想。后他在其所写的《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刊《收藏o拍卖》2006年第4期)中指出：“而这册手稿，内容包括钱泳起草的函稿、诗稿、金石书画题跋稿、琐事杂记、清朝使节的出使行记、甚至师友居所记录等诸多内容。”2006年，我把这部手稿送到中国书店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去拍卖，结果这部《记事珠》流拍了。这却为我后来侥幸发现《浮生六记》卷五的佚文提供了机会。

转  机

这次流拍以后，笔者就在天津市古籍版本专家张振铎老先生的指导下，将“破烂”的《记事珠》稿本大体分为杂记、金石字画、《履园丛话》草稿与信札底稿四个部分，张老还为其题写了“钱梅溪手稿”书签。同时又请北京琉璃厂胡振方师傅(胡师傅是已故文物界前辈胡介眉之子)将其装裱成经折装四册。

此后一有时间，我就对这部手稿上的内容逐页查考。当时这样做的目的很单纯，只是想找些卖点出来，好再次交给拍卖公司去拍卖。大概在2007年秋季，在查考“杂记”册之《册封琉球国记略》时，见其中载有齐鲲、费锡章、吴邦安与沈复几位清代人物，逐一查实其人其事后，我就“大胆设想”，猜想钱泳所抄录的有关嘉庆十三年出使琉球的经历见闻，会不会是沈复《浮生六记》卷五的佚文呢？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开始“小心求证”，把钱氏在《记事珠》中抄录的所有关于琉球国的资料，认真仔细地看了几遍。我反复阅读其中记述琉球红衣馆(妓院)、红衣人(妓女)的文字，字数虽然不多，但是写得比较大胆。继续逐页查考，又发现了钱泳自撰的《浮生六记》的笔记条目，使我进一步认定自己的猜测有了点依据，决定继续朝着《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方向深入考证。

后我网购来20多种不同版本的沈复《浮生六记》仔细阅读，又网购得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蔡根祥教授的大著《〈浮生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逍〉考异》一书(2007年9月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初版本)，认真拜读后，确知沈复《浮生六记》卷五原文尚未找到。对《浮生六记》相关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我从语言与行文特色方面，将钱泳抄录的与琉球国相关的资料和《浮生六记》前四卷对比。接着又相继搜得陈寅恪、俞平伯、林语堂、郑逸梅、俞国基(台湾)、陈毓罴、冯其庸、江慰庐、章培恒、骆玉明、张蕊青、黄强与韦明铧等学者所写的关于《浮生六记》的绝大部分文章，继续研读和考证。

此后，我不甘心这样没有结果的研究，于是跑到国家图书馆复印俞平伯先生的大作《德译本〈浮生六记〉序》(载《学林漫步》第八集，1983年4月中华书局(微博)版)，前后就跑了三趟。第一趟，这册《学林漫步》第八集有人在看，我没能借到。第二趟，我到国家图书馆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工作人员说不能借书了。第三趟，我选在周一早晨七点去的，耐心静候了好一阵子，等到工作人员一上班，就往里冲，终于借到了这本书，并复印了俞平伯老的这篇文章。

后来获知，郑逸梅先生的《〈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刊登在1981年的《读书》杂志第6期，我在网上查得有家古旧书店有这期杂志，但是人家一定要十二期整套卖，为了看到这篇后来发现只有不到两页的短文，我只好把十二期《读书》全买了下来。台湾著名学者俞国基先生的《眉批浮生六记》一书，大陆书店找不到，我便直接打长途电话给该书的出版者台湾河畔出版社的吕自扬先生，在他的帮助下终于买到了该书。

自2007年秋季开始，我千方百计搜寻、购买有关《浮生六记》的资料，到2008年春季，则陷入近乎“疯狂”状态，甚至将台湾清华大学原校长沈君山先生的《浮生三记》也当作资料邮购了回来。《浮生三记》到手后，我有点“恼火”，还曾直接打长途电话到台湾清华大学，找沈君山校长，想向他请教对《浮生六记》的看法。得知沈君山先生中风了，病卧在床，言谈不便后，才作罢。就是在这种近乎“疯狂”的状态中，我很荣幸地得到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萧相恺研究员的指导，先后在香港《文汇报》、“中国古代小说网”发表了《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与《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考略》，向世人公布了相关的结果。我认为，收在钱泳《记事珠》杂稿中的《册封琉球国记略》，其实就是《海国记》的佚文，他是钱泳从沈复的《浮生六记》中抄录过来的。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的蔡根祥教授。因为他及时发表了《〈浮生六记〉研究的新高潮——新资料之发现与再研究》一文，我们就由此有了密切联系。

现在，多位学者都已经证明，后来传世的足本《浮生六记》之第五记《中山记历》为伪作。而《册封琉球国记略》则明确说沈复随使是在嘉庆十三年，这与俞平伯等先生的考证是吻合的，可以说新文献证实了俞平伯先生的推论。

当然，也有专家说新发现的佚文不是《海国记》的全部。就此事我曾请教过辛德勇先生和蔡根祥先生，他们认为，钱泳应该是出于对海外异国的好奇，凭兴趣、随心所欲地抄录了沈复关于琉球国的见闻部分，作为其笔记的素材。而对于其他钱氏不感兴趣的内容，则有可能省而不录。

另外，有读者也提出，既然根据存目，我们知道《浮生六记》卷五名为《中山记历》，可是新发现的佚文为何名《海国记》呢？对此，有《浮生六记》研究者在网上举例分析过，如巨著《红楼梦》一书，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其书名经过了《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数易其名，最后定为《红楼梦》。我想，《中山记历》也很可能是沈三白由《海国记》易名而定的。

价值认定

2010年4月，包括《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在内的“新增补”《浮生六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上有一个别致的腰封，上书“《浮生六记》有重大发现！钓鱼岛主权有最新证据！”

5月18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傅璇琮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浮生六记新增补——一种新的敦煌学》，援引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古来新学问兴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的观点，将《海国记》的发现与殷墟甲骨、敦煌简牍的出土相比，认为“应该予以充分、如实的评价，以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6月7日，我领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著作权登记证书》。有媒体作如下报道：“2010年4月22日，申请者彭令(中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提交其于2009年5月1日从《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抄稿不分卷》中整理完成的记述琉球王国部分的文字作品(2010年4月1日由地处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专业工作人员，从网络上大量收集、下载相关资料；认真阅读、仔细研究文化部的第二次鉴定专家组组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傅璇琮先生《〈浮生六记〉新增补——一种新的‘敦煌学’》与台湾《浮生六记》研究专家蔡根祥教授《〈浮生六记〉研究新高潮——新资料之发现与再研究》两篇学术文章，参考申请者彭令《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与《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考略》等文章，内外证据与其他辅助证据相互结合，经过客观、仔细、全面、深入、认真地审核后，认为申请者彭令提交的文字作品《(〈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名符其实，对该作品的著作权予以登记。登记号为：2010—A—027862；发证日期为：2010年6月7日。该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著作权登记证书》编号为：NO.00027862。此为国家政府机构首次以公开、规范的方式，确认彭令发现《浮生六记》卷五佚文。从古籍文献中整理完成的文字作品，其著作权被国家及时予以登记，尚属罕见。由此可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对此件作品可能格外重视。”

7月30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文件鉴定意见书》上 “京正［2010］司文鉴字第0212号”公布：“(彭令)送检的《册封琉球国记略》复制件等共18页书写字迹与所提供的钱泳书写的《俦游纪胜》(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中国版本文化丛书o稿本》〈主编：任继愈〉第2页)字迹是同一人所书写。”

8月6日上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会客室，认真鉴定《(〈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后，对我说：“我认为，《册封琉球国记略》原件，是清代旧东西，钱梅溪(钱泳号梅溪)手稿真迹，当代人是造不出来的。”

8月18日上午，国务院参事室办公室陈廷佑副主任发信息，通知我，钤有“彭令敬赠”白文印章的120册“《浮生六记》有重大发现，钓鱼岛有最新证据”的新增补《浮生六记》(2010年4月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已经专门交待(国务院参事室与中央文史馆)两个业务处，全部发给了参事和馆员，国务院参事与中央文史馆馆员人手一册，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

9月1日出刊的台湾《国文天地》总第304期(即第26卷第4期)，载发郑伟章先生的《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文，加副标题：“《浮生六记》卷五《中山记历》初稿《海国记》考证新发现”。郑伟章先生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查阅可靠古籍文献资料清人钱泳《登楼杂记》(钱泳儿子钱曰祥经手的抄稿本)，从文献角度考证结论：“(一)、《记事珠》确属钱泳手笔无疑，不可能出自他人之手。且以《记事珠》手迹与钱氏其他手书字迹相比勘，其笔锋、风格相一致。(二)、《琉球》一条三部分，前后两部分钱氏均注明了出处，唯第二(主干)部分未明言出处，但在《记事珠》另有一条《浮生六记》云：‘吴门沈梅逸名复，与其夫人陈芸娘伉俪情笃，诗酒倡和。迨芸娘没后，落魄无寥，备尝甘苦，就平生所历之事，作《浮生六记》。’‘梅逸尝随齐费两册使入琉球，足迹几遍天下。余与梅逸从未一面，亦奇士也。’这是该主干部分最好说明，钱氏不可能采自沈氏口述，唯有撮录自沈氏传世的唯一著述《浮生六记》之第五记。(三)、钱泳《记事珠》是其资料库，所录资料以备他用。如上述《册封琉球国记略》即已完全被《登楼杂记》之《琉球》条所采录。钱氏所录资料虽略有加工修改，已非沈氏原作，但仍保留了《浮生六记》之第五记《海国记》的基本内容，难能可贵，真可谓仅下沈复真迹一等！” 9月20日，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的《学习时报》(报名题字：江泽民)，摘发了郑伟章先生的这篇文章，引起中南海关注。

9月11日，由中国太平洋学会主办的《(<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专家审阅评估会在北京召开，邀请到傅璇琮等专家参会。与会专家审阅了收录《(<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的《记事珠》原件，以及国家版权局著作权登记证书和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文件鉴定意见书。经与会专家研讨，一致达成如下评估结论：“1.经笔迹对比、文献对比(与钱泳《登楼杂记》比较)，可以肯定《记事珠》确系清代中期学者钱泳的手稿，无现代人伪作之嫌。2.《记事珠》中有文字专门提到《浮生六记》，且有部分条目来自《浮生六记》，故可以肯定《册封琉球国记略》抄自《浮生六记o海国记》。3. 在沈复《海国记》原著发现之前，钱泳的抄录本可作为《浮生六记》(卷五)的替代，不失其应有的文学意义。4.在《海国记》中描写出使琉球，册封琉球国王之事，真实性、可信度高，反映出我国清代(打印件上原为‘早年’，郑伟章先生签名前，亲笔改为‘清代’——彭令注)与琉球国的外事往来，具有对外交流的积极意义，值得大力宣传。5.在《海国记》中描写出使琉球，册封船航行到钓鱼岛(台)附近海域，对钓鱼岛的描述真实可信，可作为我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又一新证。6.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初稿《海国记》佚文的发现，使钓鱼岛(台)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钓鱼岛(台)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不属于琉球领域，更不属于日本领域等真实的历史信息，首次融入古典文学名著之中，更有利于广泛传播与深入人心。”

10月6日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红学家、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冯其庸老先生挥笔为《(〈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题“册封琉球国记略 海国记”，以表示对《册封琉球国记略》出自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中山记历》初稿《海国记》的权威肯定与褒奖。

10月8日，中国太平洋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司原司长鹿守本教授，在其办公室接见我时，正式呼吁海内外相关人士高度关注这件钓鱼岛历史文献，并认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查已知文献，《(<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是(有手翰留下的)古代名人于1840以前亲笔书写有‘钓鱼台’或‘钓鱼岛’三个字，唯一流传至今的墨迹。此古代名人真迹孤本，对钓鱼岛的影响与意义必将深远。”25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傅璇琮先生《〈海国记〉的发现——文学史、史料学上的重大成果》一文。

11月1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图录组成员卞修跃、刘潞、吴胜利等当面告知我，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书画专家认真研究、鉴定后，确认《(〈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为清代中期书画家钱泳真迹。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认为，《册封琉球国记略》中关于“钓鱼岛台(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信息，意义重大，特将笔者当时收藏的相关钱泳墨迹，拍照书影5拍(页)，计划载入史册！

11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侨委员会委员林嘉騋上书温家宝总理，建议将这部新发现的钓鱼岛主权古籍新证——清人沈复《海国记》一文编入我国教科书。

日本媒体12月3日报道，针对中国主张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一事，日本文部科学省2日决定，要求其国内教材明确标注“尖阁群岛”是其“固有领土”，并宣称此举是为强化日本年轻一代对钓鱼岛的“主权意识”。12月5日，傅璇琮先生继全国政协委员林嘉騋先生之后，再次上书温家宝总理，力荐笔者发现的钓鱼岛主权古籍新证——清人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海国记》相关内容入选我国中小学教科书。

2011年1月3日，中国日报网发表《警惕日本教科书中的谎言 ——傅璇琮、彭令漫谈钱泳手迹〈册封琉球国记略〉的意义》一文。

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侨委员会委员林嘉騋提交《关于节选钱泳手稿〈册封琉球国记略〉编入初级中学〈语文〉教科书的提案》。

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又将有关这件清代历史文献的故事，作为“国宝档案”刊发，正式将钱梅溪手稿《册封琉球国记略》定为国宝。

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认为，“就文献而言，过去的文献或藏于国外，或晦涩难懂，不利于一般公众理解，最新发现的钱泳手稿《册封琉球国记略》书法精美，行文流畅，关于钓鱼岛的记载极具资料价值”；并建议“无论是从当前中日领土争端问题的需要看，还是从钱抄本《册封琉球国记略》的文学和史料价值看，可以考虑将此文选入相关科目的中学教材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研究员也建议：“最新发现的关于钓鱼列岛的史料，当属《册封琉球国记略》，该抄本为名家之笔，书法极为精美，其中所记之‘钓鱼台’(即钓鱼岛)行文流畅、清晰有致，虽着笔墨不多，但清楚地表明‘钓鱼台’乃属中国，而按当时航速距琉球国界尚有一日航程。尽管该文献不是论证钓鱼列岛主权的唯一史料，但它是最新的史料，藏于国内，且该文语言平实，书法秀丽”，“与其他史料相比，无论是形式抑或内容，钱泳手稿《册封琉球国记略》尤其适合编入中学教材。”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部主任周绚隆博士，也曾反复建议∶“《册封琉球国记略》中的相关文字，对钓鱼台(即钓鱼岛)的归属记述清楚，叙事简洁，可作范文选入相关科目的教材中(应附原件照片)，以使广大青少年对此问题有个清晰的认识。”

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社会科学院甲午战争研究中心主任戚其章研究员认为：“钱梅溪手稿《册封琉球国记略》是我所见到的古代钓鱼岛文献中，记载钓鱼台(岛)在中国内海，是中国固有领土最直截、最明确的历史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博士则认为，《册封琉球国记略》中所记载的“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即指东海钓鱼岛——林按)，形如笔架”固然重要，而“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则最为关键。此段文字通俗易懂，读来琅琅上口，不仅表述清楚，而且易于记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