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考古学家·公众考古

　　1926年，国学大师梁启超在一份社会报刊上发表《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将现代考古学介绍给了国人。此时，他的次子梁思永在美国专攻考古学已近三年。
　　1930年，河南安阳，在第三次殷墟发掘之后，中央发掘团与河南地方势力发生冲突而难以继续工作，而作为当时唯一一个国家级考古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则认为，之所以受到地方排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国人对于考古学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挖宝”上、而对其现代学术意义并不了解。鉴于这种情况，他与曾先后主持殷墟考古发掘工作的董作宾和李济，分别公开发表一组文章，对殷墟考古的经过、必要性以及考古学的方式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与解释。他们的文章一经发表，广为散布，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开始认识到“考古是科学”，甚至一些中学直接将其成果引用到历史教科书中。而傅斯年主导的这次实践则被看做中国国家考古机构普及考古知识的第一次尝试。四年之后，另一位著名考古学家、长期主持并参与北京周口店遗址发掘工作的裴文中，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考古科普著作《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这部著作记述了考古学家们在周口店工作六年的日日夜夜及文物发现时的激动与欣喜。由于裴文中是北京猿人第一块头盖骨的发现者，而这部著作又是特意写给普通公众的，其内容通俗易懂，简单明了，所以很受人们的喜爱。可以看出，自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就将“普及考古知识”看做其工作和事业的组成部分。尽管在这些“科普”的过程中，考古学家的“输出”几乎占据了全部的空间，公众对考古学的理解也停留在“粗线条”阶段。

 　　除了对普通民众进行考古知识的普及，中央研究员开始将一些普通民众吸收为考古队的常聘工作人员，他们参与考古发掘，负责文物修复，甚至参与到考古报告的编写等众多工作中，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骨干和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了人民的一切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建设上，也体现在文化事业上。1950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在天津《进步日报》上发表了《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人民大众的、真正的中国考古等待着我们开拓”。现在看来，苏秉琦这一发自肺腑的声音代表了当时考古学界的普遍心声。与此相关的是，当时公众参与考古的途径除了协助考古队发掘之外，就是参观发掘出来的文物，接收考古发掘获取的最新历史信息。而西安半坡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代表。

        西安半坡遗址位于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区半坡村，是我国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距今已有六、七千年。遗址发现于1953年，由于遗址保存状况极好，而且处于母系社会的发展阶段。中央政府为了就地保护和开展群众教育，决定于1956年开始筹建遗址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曾主持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后来回忆说：“在秦俑面世以前，凡中央领导、世界名人来西安时，必看半坡博物馆”。而“半坡”也出现在大中小学的教科书中，成为公众耳熟能详的考古遗址。
　　如果说半坡遗址的成功展示代表了考古与公众之间的良好“关系”的话，那么定陵的发掘又似乎给这种关系蒙上了阴影。

　　1955年10月，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为发起者，联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陵墓长陵。这份递交给政务院的《关于发掘长陵的请示报告》，当时遭到了考古学家的一致反对。时任中科院考古所所长郑振铎说：“我国目前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发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如此规模庞大的陵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就连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副所长夏鼐也表示考古人员严重不足，保存和复原方面的人手更少，希望吴晗“应该从全国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然而，经过考古学家的努力，长陵虽得以保存，但万历皇帝的定陵却被吴晗等人力主发掘。

　　正如考古学家所担心的，由于经验不足，打开地宫后，墓葬里面无数在低氧情况下已存放数百年的珍贵字画、丝绸等文物在突然遇到氧分子时迅速碳化，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少数相关工作人员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万历的棺椁就是在定陵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指示下被扔下了山。而且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万历及其两位皇后的遗体更是被焚毁。
　　定陵发掘之后，考古学家面对公众似乎显得更为“沉稳”，甚至沉默。这在秦始皇兵马俑坑的发掘中有着明显的表现。1974年秦俑的发现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时任副总理李先念批示：“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这一重要文物。”随后，一股秦俑热潮席卷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考古发掘现场半封闭的管理方式已无法满足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1975年8月国务院决定建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次年国庆，秦俑一号坑首日对外展出即接待观众三万多人次。与公众参观的热闹非凡相比，发掘者大多选择埋头苦干，无论与媒体或是公众均缺乏交流。

　　不仅是兵马俑，在全国的大多数考古工地，考古学家都似乎刻意与公众、媒体保持着距离。整个考古学界也只有为数不多的考古学家撰写着考古普及的读物，而大多数考古学家则选择奔波于书堆和考古工地之间，将展示考古成果的机会留给了日益繁多的博物馆，考古学家与公众直接对话的机会少之又少，甚至“考古要不要走近大众”都成了一个问题。而在公众的眼中，所有的考古发掘就想进入埃及金字塔那样的神秘。事实上，由于学科发展的阶段性，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界将大量精力花费在坛坛罐罐的分类上，枯燥无味的专业符号充斥几乎所有的考古发掘报告。对于这些符号与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不仅毫无专业知识的普通公众无法看懂，即使圈内的考古学者也未必能完全理解。但相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公众却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好奇，若干带有文学想象的考古小说开始问世。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一些年轻的考古学家开始反思考古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考古学家在普及教育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数本向公众介绍考古学知识的著作也随之出版。很快，这一反思引起了知识学界的回应。当时国内几乎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刊物《读书》在两期刊物中，不惜页码、连篇累牍地登载了两组多篇谈论考古的文章，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对考古学的热衷。

　　不久，考古与公众的关系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所重视。2002年在杭州召开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就是：“考古学与公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2003年“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上，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在大会主题发言中说：“以考古学传播作为会议的名称，作为会议的主题，这恐怕还是第一次。……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一个会，不仅必要而且也很适时。”至此，中国考古学主流开始充分意识到考古学家在普及考古知识中的责任，考古界初步达成“全面结束孤芳自赏，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共识。

　　从此，考古学家担当起建构中国公众考古学的重任，政府、媒体、考古机构、高校等都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公众考古的实践中，电视转播考古发掘现场、媒体发布考古发现消息司空见惯。然后，在整个考古学界大力开展公众考古的同时，一些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由于考古学自身的研究内容、话语系统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兴趣点”之间存在不小的距离，因此“考古学如何走近公众”成为考古学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此，一些机构开始尝试向普通公众开放考古发掘工地，组织各种形式的考古游，邀请专家讲解考古知识，甚至有的高校还专门开设了“公众考古学”的课程。通过这些活动，公众逐渐明白了考古的工作流程，而且他们也从考古中感受到了那些激动人心的英雄时代，从而穿越时空，触摸着古人的点点滴滴。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公众考古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仍停留于考古学家的“一味输出”阶段，公众只是扮演着听众或学生的角色，并未直接进入到考古的研究实践中。这一状况在2009年年底发生了改变。

　　2009年的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河南安阳找到了三国枭雄——曹操的墓葬。这一消息公布后，引起了媒体的争相报道，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一时间，大街小巷均是关于曹操墓的议论。然而赞扬和肯定之外，更多的是对于曹操墓的质疑，公众甚至对曹操墓考古队的动机产生了怀疑。这在历史上是从从来没有过的，可以看做是考古与公众之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整个事件中，公众由从前被动地接收考古知识转变为参与到考古学的解释过程中，成为公众考古活动的主角。这也意味着“考古学家关门研究开门公布，公众便拍手叫好表示认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表示，“对曹操墓的质疑有利于更多人关注考古，社会反响空前热烈，应该说远远超出了我们学者乃至文物管理部门的预想。围绕着这样的发现有各式各样的见解，学术界、社会有关人士包括网上公众都发表了意见，总体上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好事，社会公众这么关心历史文化遗址，这么关心考古发现，这作为考古人士是非常荣幸的”。

       但是，也并非所有的考古学家都能够向王巍那样敞开胸怀听取公众的质疑。一些考古学家对公众的质疑表现出“不屑一顾”，认为“公众缺乏考古常识”，有的甚至变成“专家与公众之间的吵闹”。在整个事件中，考古学家们可以自由出入于“曹操墓”的发掘现场，获取最全面的考古信息，可以在各大学术和非学术报刊上公开发表大量文章回应公众的质疑，可以组织记者见面会来讲解曹操墓的认定方法，可以在官方网站上发布曹操墓的研究成果。但是对普通公众来说，他们想获取最全面、准确的考古信息并非易事，所能依靠信息传播途径仅仅是个人博客、网络论坛，稍有名望的公众也只能通过少数媒体的“爆料”，绝大多数学术刊物、报纸杂志、官方网站都不会公开发表公众对于曹操墓的任何研究文章。这似乎也说明了，在考古学家与公众的关系中，公众无疑是弱势的，而究其原因就是信息平台和传播渠道的不对等。因此，让公众“及时获取最全面、准确的信息，自由发布质疑、研究成果”是当前公众考古学最为关键的环节，“建立老百姓自己的考古信息平台”也就显得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