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济自杀前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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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幼年时的全家福。前排中间为梁漱溟,两边为两位妹妹,右一为长兄;后排左一为母亲,左二为祖母,左三为父亲梁济(资料图)
 
 
 
 
本文摘自《史客1201·一脉》,萨苏主编,金城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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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籍贯广西桂林,而到梁承光一代,听朝廷命剿捻军,最后在山西做官并卒于山西,留下妻儿。梁的儿子梁济只有8岁,家贫不得回广西,母亲带着他到北京讨生活。在母亲的督导下,梁济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涵养出忠贤胸臆。光绪十一年,梁济27岁,考中举人,他的父执多贵,而他不求闻达,直到40岁才当官。梁济做过文化官员、内阁中书(四品)、民政部主事(相当于处长),十余年不升不调。
 
梁济的官职不大,口碑却隆。他自承:“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据说有赶驴车的看到他,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逊位,共和建立,梁济辞职家居。民国的内务部总长一再邀请他出山,他拒绝,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易代变革,在人心中掀起的波澜是巨大的,对梁济(他的字即是巨川)来说,这一变易是难济未济了。他认为:“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因此在民国元年,梁济就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
 
但梁济绝非愚忠,他清楚清王朝的专制腐败与积贫积弱,他的视野极为广泛,读过严复翻译的不少西洋名著。1902年,友人彭翼仲创办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日报》,对这一新事物,他从物质和精神上也给予了不少支援。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后,梁济的态度是旁观。次子梁漱溟参加反清的京津同盟会,他只是以“谨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劝,并未表示强烈反对。他自己曾明确表示,内心“极赞共和”。
 
因此,从他计划殉清,到实现,整整七年,他都在观察新的时代社会,他对民国寄予过希望,然而他失望了。他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可借机舒缓社会矛盾。虽说“国粹莫大于伦常”,不能轻易更改;但若使“全国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则价值相抵,可以“不惜牺牲伦常以为变通之策”。故“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但他痛心地发现:“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梁济甚至知道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的自杀,也许他知道有人会称他为“梁疯子”。他说,只有那些“注重须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国可以立,不专靠死板法律以为治”的人,才是“真能知我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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