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第一牛人”携手推动大思潮

“董作宾：最‘草根’的大学者”系列之二

引子

武王伐纣，殷商灭亡。灭亡之前，“大邑商”做出了最后一个动作：“失国埋卜”，将270多年积累的王室档案——龟甲卜骨，深埋于王都之下。商王室曾广为使用的甲骨文，遂在后世失载，3000多年不为人知。

昔日王都成为庄稼地，3000多年，一代代农民在此耕作，想必无意中都会挖出甲骨，但没人当回事。十九世纪后期，有人把挖出来的甲骨视为“龙骨”，认为可以入药治病。这下“坏了菜”，农闲之时，成群结队的人挖“龙骨”，论斤卖给药商，每斤仅值几枚铜钱。著名学者王宇信先生将这个时期称为“药材时期”，人们一剂剂、一锅锅不知吃掉了多少甲骨！

1899年，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患病，医生所开的“龙骨”令他瞪大了眼睛：上面竟刻有“行列整齐”的文字！经仔细研读，他认为那是“篆籀”之前的文字，于是出重金收买，成为第一个鉴定并收藏甲骨文的人。

自此，不少学者和达官贵人竞相收购，安阳甲骨避免了被“吃掉”的厄运，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珍宝，数年间身价倍增，甚至“每字酬以价银二两五钱”！

为了挣钱，附近村民甚至在地里搭棚埋灶挖甲骨，此为持续30年的“盗掘时期”。虽挖出了难以计数的甲骨，但不仅众多甲骨卖到了国外，而且殷墟其他遗物，以及土层环境等科学信息遭到了破坏。殷墟亟待科学发掘。

接触甲骨文之后，董作宾敏锐地意识到，发掘、研读殷商甲骨，将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成功。不过，科学发掘靠一人之力绝对不行，他深知其中艰难，怀揣梦想，苦等数年，终于在社会大思潮推动下，与被称为“学界第一牛人”的傅斯年携手，开启了殷墟的科学发掘时代。

甲骨上看到“出头之日”

从南阳县师范，到开封育才馆，再到北大国学门，五六年时间，董作宾坐“电梯”般进入中国最高学府，问学于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一流学者间。

这样的上升速度，很多人会产生“高原反应”般的眩晕。但董作宾却一点儿没“晕”，他很快发现了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在商代占卜用的甲骨上，他看到了能让自己出人头地、出类拔萃的人生大机遇。

1924年暑假，教授们都离校享受假期去了，北大宿舍炎热难耐，董作宾就与同学庄尚严搬进了一间大办公室，那里既宽敞又有穿堂风。当时董作宾学的是歌谣方言，庄尚严学的是考古。

一天晚上，董作宾忽然从地铺上坐起来，郑重其事地对庄尚严说：“我有一个主意，你如同意，咱俩一同到我们河南安阳发掘甲骨如何？你学的是考古，田野工作是你的强项；我是河南人，对地方关系可以搞得好。这是一条有广大发展的道路，比局促在这里有前途多了！”

庄尚严一听睡意全无，也当即坐了起来。董作宾说的，确实是个大机遇，那时候研究甲骨文的人寥寥无几，这个领域广阔无边，不可限量。

不过庄尚严很快产生了很多顾虑：“你的想法很好，只是你我二人，一个搞歌谣，一个学考古，研究甲骨文，最基本的是训诂、文字学等，我们一无根基，如何能拿下来？”

董作宾不以为然，抢过话头：“若要您学好文字、训诂，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在书店里卖了呢，还有咱们的机会？”

略顿了顿，董作宾继续说，“为今之计，只有占先，一面发掘，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问题，这问题就逼着你去细心思考、逼着你学金文小学，自然会有新局面、新结论……旧路已被人家占满，不另辟新天下，哪有咱年轻人出头之日？”

董作宾最终没能说服庄尚严。不久，庄接受学校派遣，前往日本研究考古学。董作宾只能暂时把梦想揣起来，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后来，董作宾如愿成为考古学家、甲骨学家。庄尚严也“跑偏”，没有干考古，改研究博物馆学。数十年后，他回望往事，十分感叹：“能思、能言、能行，是董作宾有大成就的起点。”

结识“第一牛人”傅斯年

1925年春天，董作宾从北大国学门毕业，先后在福建协和大学、河南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北大国学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不到三年，他转了四个地方，现在看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当时却是常态，那时的大学充分开放，教师自由流动，教授们都是这么过日子。

那三年，董作宾在中州大学任教时间最长，约一年半；在北大时间最短，仅一两个月，为抗议张作霖任命的教育总长刘哲撤并国立九校，他与师友一干人等集体辞职，相携南下广州，时为1927年秋。这次广州之行，让他遇到了终生知己傅斯年，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傅斯年是“五四”时期著名学生领袖，在英国、德国留学七年，兼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傅斯年曾被称为“第一牛人”，胡适认为他是“稀有的天才”，认为“他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1926年冬，傅斯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董作宾来到中山大学时，傅斯年正创办《周刊》，在该刊发刊词中，他发布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主张：“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这样的学术主张，与董作宾三年多来所思所想不谋而合。实际上，走出书房、摆脱故纸堆的束缚、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正悄然来临，董作宾无意间站在了这种社会大潮的前列。在不久的将来，他将在这大潮的推动下，取得如日中天的大成就。

不过好事多磨，董作宾还没来得及与傅斯年合作，就接到一封家信，他母亲重病瘫痪在床。接信后，董作宾当即北归，此后半年多，他都在家乡伺候母亲，无法回中山大学，只是应邀在省立南阳中学任教。

这半年多，傅斯年大展拳脚。

1928年6月，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傅斯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所长，主张“要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以“新问题、新材料、新方法”走向科学之路。

他的很多名言，长期影响着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就明显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那段时间，虽然董作宾远离了学术中心，但所幸他是在河南老家，要“动手动脚找东西”，河南是谁也无法忽视的地方。傅斯年先后聘请董作宾为史语所通信员、编辑员，让他调查洛阳三体石经和安阳殷墟甲骨情况。

董作宾发掘甲骨的梦想，顿时豁然明朗起来。

“动手动脚找东西”

1928年8月，董作宾与恩师张嘉谋自南阳启程，先往洛阳调查三体石经，然后经黄河北上安阳，直抵殷墟。

殷墟盗掘至此已持续30年，还有没有科学发掘价值，不论傅斯年还是董作宾，心中都没有数，因此才有这次调查。

此前13年，“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就曾打探出甲骨出土的确切位置，专程赶到安阳小屯，看着眼前不知被人翻腾了多少遍的原野，发出了殷墟“宝藏一空”的断言。赶往安阳的途中，董作宾心中想必十分忐忑。

到安阳后，他们先在省立安阳中学落脚。该校校长张天骥是安阳名流，与张嘉谋是多年故交，热情接待，并详尽介绍所知情况。三年前，张天骥曾做过调查，小屯一带田野中无字甲骨俯拾皆是，运气好的话，用树枝向下挖一尺，就能挖出有字的甲骨。

董作宾询问最近是否有出土的，张天骥明确告诉他，某人刚刚挖出一完整龟甲。

随后，在安阳高中一位老师的陪同下，他们前往小屯。在村里，他们用三块大洋，就买到甲骨小片100多个，也看到有人兜售大块甲骨。村民告诉他们，不断有人挖出甲骨，小块的都扔了不要，女人和孩子在旁边拾起来，攒成堆卖钱。

他们花钱雇人带路，找到出土甲骨的地方，细心考察，确定可以进行发掘的地点。

两天的调查，董作宾已经确定，殷墟绝非“宝藏一空”，而是仍有巨大科学发掘价值。他很快写出《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由此次调查而知者，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吾人于村中亲见之品，又皆新近出土者……甲骨既尚有留遗，而近年之出土者又源源不绝，长此以往，关系吾国古代文化至巨之瑰宝，将为无知土人私掘盗卖以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傅斯年接到董作宾的报告和发掘计划，当即决定由史语所承担殷墟发掘责任，致函董作宾让他筹备发掘事宜，并汇经费1000元。

当时科学考古的意义不为人知，发掘甲骨并非易事。傅斯年、董作宾动用了蔡元培、冯玉祥、张钫等各种关系，消除考古发掘的各种障碍。靠着“会办事”的特长，以及能吃苦的“草根范儿”，董作宾成功挖下殷墟发掘第一铲土。这一铲子下去，“挖出”了殷商信史，“挖出”了中国考古学和甲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