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一生执着为革命(图)

俞秀松（1899-1939），浙江诸暨人。1920年夏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参与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书记。9月，任外国语学社秘书。1922年后，先后担任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地委委员、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主任等职，为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1925年赴苏联学习。1935年受苏共中央委派回新疆，曾任新疆学院院长兼第一中学校长、反帝总会秘书长等职。1937年12月，因苏联肃反运动扩大化，蒙冤遭逮捕。1939年2月21日在莫斯科遇难。

当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九十周年的劲风吹袭全国的时候，有一个人，我们不得不怀念他，不得不去回顾他的英雄事迹。因为没有他，或许我们的共青团今天还未满90周岁。他就是俞秀松，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团中央首任书记。

俞秀松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从一个敢作敢为的“乡间狂生”变身杭州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脱下长衫投身劳动，投笔从戎加入军界，被派入疆，十年留苏，两度遭遇陷害，最终被错判死刑，命途多舛这个词用在他身上一点也不为过。直至1962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96年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院宣布给予彻底平反。

小巷子里诞生的“革命”

在杭州繁华的庆春路和解放路之间，有一条巷子，它长不足800米，宽不足10米，但是它却广为人知，杭州人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皮市巷，就像称呼孩童一样温暖、亲切。

这是一条古老的巷子，置身其中，仿佛置身于一个宁静的小乡村一般，宁静而安逸。但是掩埋在市井生活中的历史烟云却从未过眼而去，或许这个小巷的真正名字叫做“革命”。

在皮市巷3号至今还矗立着一块纪念碑，碑文上刻着“杭州党小组建立旧址”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建立旧址”。没错，这里正是杭州共青团的诞生之地。

1899年的盛夏，在溪埭村俞家老宅里，妻子吕氏为俞家生下了第三代的第一个男孩俞秀松。

俞秀松出生的时候，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正处在多难之秋，外强入侵，山河破碎，社会动荡。此时俞秀松的父亲刚年满20岁，虽是清末最后一批秀才，学问颇丰，但收入微薄。身为长子的俞秀松自幼便懂得生活的艰辛。1908年，9岁的俞秀松跟着父亲进入本村的行余初级小学读书。这所小学是按照新学制创办的一所近代学校。俞秀松便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成长着。

1916年夏，俞秀松高小毕业，以同等学历报考浙江“一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回国筹建杭州团组织

1919年北京学生“五四”爱国反帝运动巨浪般的怒吼声，冲破了古国的沉默和荒寒，也震动了俞秀松年轻的灵魂，使他看到了希望，激起了战斗的热情。5月12日他和宣中华等人发动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约3000名学生汇集在湖滨公园，举行声援北京、上海学生爱国反帝大会，这是杭州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他还积极组织和带领学生宣传队，提倡国货、抵制洋货，轰轰烈烈的杭州学生运动在俞秀松等人的领导下拉开了序幕。

1920年8月的一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相约到陈独秀的住处，李达提议成立青年团组织作为党的助手。大家认为为适应青年的愿望，应尽快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一致推荐俞秀松去组织和主持团的工作。1920年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正式成立，俞秀松为首任书记。1921年初，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就达200余人，全国有1000多人。

1921年3月，上海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任书记。同年，俞秀松接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出席少共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了专题报告。1922年1月，他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同年1月30日至2月2日，又以中国代表团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远东青年团代表大会。

1922年3月，俞秀松回国，在杭州皮市巷的“白屋”筹建了杭州团组织。如今的皮市巷虽然隐于市，但是革命的精神却仍在骚动，后人对俞秀松的怀念也仍在延续。

对革命

俞秀松是执着的

“……父亲，儿现在要做我自己的人，这事和儿前途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不告就去报名"。”1919年12月，俞秀松回到诸暨老家，父亲要他成亲，遭到俞秀松的拒绝。给父亲留下了这一封书信，便从此踏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路。

20岁时，他成为杭州“五四运动”的领导人；21岁，他到上海，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最年轻的党员，并参与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俞秀松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25年到1927年，当时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卷入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斗争，其中涉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和同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9年2月21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错判死刑。

对亲人

俞秀松是孝顺的

俞秀松喜欢用写信的方式排遣内心的情感，有时一天写五封信，然后盼着亲朋好友回信。

有一次，俞秀松约有半年没收到家信，这也让他苦闷。虽然他创办的《浙江新潮》提出“非孝”，但俞秀松很清楚，他对父母的感情和对他们的孝道难以割舍。无论他的日记，还是他的书信，都流露出这样一种情绪，“我对我父亲的感情那样的亲切，哪能不记念他呢”？

虽然忙于革命事业，但是俞秀松并不是一个铁石心肠，不念家乡、不体恤父母的人。相反，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离开家乡之后，俞秀松因为惦记着父母和兄弟姐妹，常有信寄给家里。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中，俞秀松满怀歉疚地对父亲说：“丢弃父母而不顾养，这是儿个人万万不忍出此的。父亲，儿是最富感情也知自勉的人。”但是，“儿现在觉悟了”,“要真正做人去了”。

长别亲人之后的俞秀松对于家庭，一直是怀了一种挂念和歉疚之情的。由于工作关系，不能想回家就回家。因此，他的书信里这种情愫就更加浓重：

“我长期没有接到家信，母亲及诸弟妹都平安如常吗？自是十分记念。”

“家中情形如何，我非常的记念。大二伯是否都像从前一样的康健？诸弟妹为人为学都有进步否？”

思念之外，使俞秀松心里不安的是，他没能挑起长兄应该承担的家庭重担：

“家中近况如何？我十分记念。我现在不能代父亲担负家庭多少责任，这是我最不安心的事。”

俞秀松明白他对家庭的亏欠，他只能请求亲人的原谅了：

“我在最近的将来恐还不能帮忙家中什么，这实在没法想呢！请你们暂且恕我。”

俞秀松虽然舍小家，为大家，但是却集小爱大爱于一身，虽然他的生命未照亮天空，就因一场政治风波而陨落，但谁又能说他不是真正的勇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