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热水瓶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和我一样，到现在家里还只用热水瓶，不用饮水机。作为一个成年的中国人已经长好了一副很难改变的中国胃的人，我太喜欢喝热水热茶，当然饮水机也可提供热水，还方便，但是那大桶大桶一搁多日、反复加热的水终归是不太好，也好像不节能不环保（当然这只是我心理上的感觉，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只是现在的深圳的商场里热水瓶已经有些难找了有是有，但不太像热水瓶，更像是大的保温杯，精致漂亮而不实用。至于我想给家里一只弄丢了软木塞的热水瓶再买个软木塞配上，那更是想也别想。

叶圣陶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里描写热水瓶带给中国人的最初的惊喜：“这东西实在怪，不用生火、热水冲下去，等会儿倒出来照旧是烫的；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壶窠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不过我还觉得那“稻柴做成的茶壶窠”也很可爱，和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里的“苏绣六角茶壶套”一样可爱都是那么的有智慧。那是古老的中国的热水瓶。

《多收了三五斗》小说背景为1930年代初期。一只热水瓶的价格“说不定要一块、半块吧”这是农民们连问都不敢问的价格。也可能并没有那么贵，因为叶圣陶后来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的同事朱东润1938年来川时经上海，“花了大洋五角，买了一只热水瓶”那是抗战初。但是，两年以后，据叶圣陶另一位同事苏雪林散文所记，价格已涨至“每只三四十元”，涨了七八十倍？“一不小心打破，从此莫想补充。家里有病人，半夜想喝热水，那就要人的命”。“要人的命”这一描述深得我心，对我来说，需要的时候而没有热水热茶喝，那正是要命的事，当然这是我的矫情，倘若我连吃饱穿暖都成问题，自然也就顾不得它了，而在当时，这很可能就是现实，热水瓶都这样涨价，何论粮食布匹。“今天和明天不同，晚上又和早上不同”真可怖。

到了1944年，朱东润回忆：热水瓶在重庆的价格已是“每只大洋五千”，这位教授的全部积蓄，也不过六千，买一只就等于要倾家荡产恰在此时，他五角买来宝贝热水瓶破胆了，“这可是一件天大的灾难……每晚读书、做工作、写作，总不能不喝一口热水吧？”“天无绝人之路，凭着我的一双笨手，居然找到开水。我买了一只小油灯……用竹枝搭了一个小竹架，搁在油灯上面，竹架上安一把小茶壶。不要说油灯的火力小，有时居然把茶壶里的水烧开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喝上一口热茶，读书和工作浑身是劲。”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了一幅动人的图画……而我对热水瓶的感情，也终于在这些故纸堆里找到了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