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造假产业化 监管跟不上

近日，一份涉及中国文物的《地下作旧产业调查》公布。该调查对中国庞大的文物造假体系产业链进行了分析，并对文物造假按照类型进行分区。如陶瓷造假分布全国，重灾区在景德镇等地。

文物假造何以能如此“繁荣”？从经济角度来看，一言以蔽之，无非还是一个“利”字。对于从业者来说，造假意味着可观的利润，甚至是暴利。那些造假文物的中介掮客，还有一些所谓的文物鉴定机构、鉴定专家，显然更是“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

但是，如果因此便将文物造假泛滥都推给 、归咎于个中的利益以及直接置身其中的参与者，又并不完全客观和公允。毕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趋利”并非什么可耻现象，而恰恰是一种人之常情。更重要的是，从市场秩序构建的角度看，文物造假现象之所以泛滥，根本责任其实在于市场监管能力以及相应法律制度的严重缺失。

比如，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对于普遍存在的文物流通交易，文物部门实际上并无明确监管权，而拥有监管权的工商部门，对于文物的真假又缺乏鉴别能力和资格。再如，对于仿制文物，尤其是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高仿文物，现行法律并无明确充分的规范界定，相应地，仿制文物和造假文物的界限在哪里，应该怎样分别进行管理，同样也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应当意识到，从市场角度看，仿制文物交易，并非完全没有正当合理的成分，但前提是“在交易时必须标明(仿制身份)”。问题是，目前我们的法律制度对于“什么是仿制文物”，“应遵循怎样的交易规则”，并没有明确说法。这种规则严重缺失的制度背景下，文物市场上，以假充真、欺诈盛行，显然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文物造假地图”背后所见证的，其实也是一幅“监管缺失地图”，既包括文物市场监管本身的缺失，更包括更深层法律制度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