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件原藏故宫的国家一级文物 几经沉浮终现身(图)

朝阳博物馆内存有两件原藏于故宫的珍贵字画，一是《土尔扈特部回归图》、一是乾隆皇帝的“宝典福书”，均属国家一级文物。北京故宫的皇家藏品怎么会流失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阳?这两件珍贵字画的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文物故事呢?

溥仪仓皇出逃国宝散逸四处

朝阳博物馆副馆长韩国祥说，这两件珍贵书画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一位曾服侍过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名叫胡仁的卫士捐赠给博物馆的，捐赠地在朝阳凌源。除这两件故宫字画作品外，胡仁还献出了另两件故宫字画珍品——明代文征明《行草书四季诗》、明代朱一樗《草书千字文》。这四幅皇家收藏的故宫字画均为稀世之宝。那么，这些价值连城的字画怎么会落到一位普通的卫士手中呢?这里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溥仪退位后，图谋复辟帝制东山再起，将大量藏于故宫的极其珍贵的古董字画秘密带出，或赠送或变卖套现，用古董或金钱贿赂拉拢当时活跃在国内政坛的实权派人物，作为自己的策应。后来，溥仪在日本的怂恿扶持下，逃到东北做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这批故宫国宝被他从北京、天津一带转移到了长春。当时执政的民国政府为让清帝退位，制定了清廷优待条件，未将这些国宝划归国家所有，反而认定是清室的私产，导致国宝流失。

日本战败后，溥仪仓皇出逃，只带走了最珍贵的故宫国宝，不易带走的宋、元善本图书等珍贵文物遭到包括溥仪卫士在内的一批伪满洲国军官士兵的偷运乃至哄抢。溥仪逃到吉林通化大栗子沟后，因时局紧迫，又遗失了大量文物，随从人员见势不妙顺手带走了一批珍贵文物作为自己的逃命盘缠及未来安身立户的资财。这样一来，故宫的大量珍贵文物随这些逃亡人员在东北地区到处散失，朝阳博物馆的这四件珍贵字画就是在那个时期落在这位叫胡仁的溥仪卫士手中的。

胡仁回到朝阳老家后隐姓埋名，将得到的珍贵文物秘藏在家中，躲过了后来的动荡岁月。 1982年，胡仁的孩子已长大成人但家徒四壁，吃饭成问题，孩子工作成问题，便拿出珍藏多年的四幅故宫字画献给朝阳博物馆。据朝阳考古界的专家回忆，这不是白献，而是有条件的交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当时博物馆给了胡仁一大笔钱作为酬劳;另一种说法是，作为交换，政府给他的两个儿子在博物馆安排了工作。

不管是哪种说法，总之，这四件珍贵文物终于重见天日回到国家的手中。有知情人透露说，胡仁将乾隆“宝典福书”藏在家中的夹墙里，几十年后重新取出时，“宝典福书”里的一些册页已经朽烂了，字迹模糊了，若再迟隔一段时间，这件国宝也许就自生自灭了。

《土尔扈特部回归图》重现两百多年前的大事件

《土尔扈特部回归图》，早年称为《土尔扈特部归顺图》，鉴于变迁的时代背景，对画卷题名调整一字，以烘托画卷蕴含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大历史意义。

这幅再现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长幅画卷作于乾隆年间，距今两百多年，画卷反映的内容是满清一代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清朝进入全盛时期，印证民族团结的历史画卷。

土尔扈特部是我国西北地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后因不满内部权力纷争，离开故土迁移到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一带狩猎游牧，当时，沙俄势力还未扩张到这一流域，土尔扈特部自给自足，生活还算安宁。

但随着沙俄势力的介入，土尔扈特人的和平生活很快被打破。沙俄高层对土尔扈特部实行极其野蛮残酷的欺凌压迫，土尔扈特部的财富被搜刮，青壮牧民被强征入伍，充当沙俄对外战争的炮灰，不知多少土尔扈特人死在沙俄与土耳其绞杀角逐的战场上，若任由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土尔扈特部将面临灭族之灾!危难时刻，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毅然挑起反抗沙俄暴政的大旗，率领17万族人于1771年1月启程回归祖国，并于当年7月抵达伊犁。

东归之路是一条血染之路，尸骨枕藉之路，后有沙俄军队追击，前有哥萨克骑兵截杀，拖家带口的土尔扈特东归人流中不断有人战死、饿死、病死，但无论形势多么险恶，付出多么重大的牺牲，土尔扈特人的回归之心至死不渝，当他们抵达伊犁脱离险境时，出发时的17万人仅剩下7万人，土尔扈特人140多年流落异乡的悲情历史被沉重合掩，迎接他们的是乾隆皇帝派来的劳军使者。

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乾隆皇帝对内处理果断、有情有义，对外有礼有节、不亢不卑，扮演的角色光彩照人!当他获知土尔扈特部脱离沙俄艰难回国的消息，立即决定接纳，并承诺给东归的土尔扈特部予以妥善安置。一些臣属提醒他切莫为此挑起中俄两国纷争，导致疆界不宁，还有臣僚对渥巴锡等土尔扈特部首领的回归意图表示怀疑，建议谨慎行事，让土尔扈特部暂留于边境地带，待调查清楚后再准入境……

对上述种种疑惑，乾隆皇帝均予以驳斥。他认为，土尔扈特部本就是中华子民，如今临难回归故土，天朝怎可坐视不理?如果强令土尔扈特部滞留边境，任由沙俄剿灭，天朝于情何忍?一旦激起民变，边境又岂有宁日?因此，招纳东归的土尔扈特部须速决而非缓办，对东归之人应善待而非冷遇。

乾隆皇帝指令发出，清朝的迎接大军便赶着大批牛羊，携带无数的粮食、衣物、药品、庐帐与归来的土尔扈特部汇合，乾隆皇帝还为专程到避暑山庄觐见的渥巴锡等人封官加爵，将土尔扈特回归部族妥善安置在水草丰美的伊犁河流域放牧，乾隆皇帝还亲自撰写《土尔扈特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二碑，立于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以示永久纪念，又多次于木兰围场、承德避暑山庄接见并赐宴土尔扈特部首领及有功人员。土尔扈特人对乾隆帝的恩情感激涕零，从此扎根故土、保卫边疆，誓言未来宁死不离祖国半步!

土尔扈特部的成功回归与清朝的热忱接纳，让沙俄恼羞成怒，于是派出使节威胁乾隆皇帝，无礼要求将土尔扈特部族交由沙俄处理，扬言若不应允，将对清朝施加武力，乾隆皇帝不为所动，警告沙俄勿要妄动，若胆敢侵犯天朝封疆，必遭天朝坚决回击!顿挫沙俄嚣张气焰，大扬天朝凛然国威!

这一历史故事如今已被拍成影视作品广泛传颂，电影《东归英雄传》、歌剧《苍原》和中央台播放的《东归英雄》，就是以这一故事为题材而创作的文艺作品。

这幅《土尔扈特部回归图》所表现的，正是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等土尔扈特首领的历史性一刻。此图为纸本，设色，纵25厘米，宽170厘米，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等印迹，并有收藏印12方，著录于《石渠宝笈》。画卷中丘陵蜿蜒，林木葱郁，帐篷星罗棋布，骑手弯弓射雕，清军将士威武雄壮，皇帝行幄王气堂皇。乾隆皇帝身着黄袍，在百官簇拥下立于行幄之外，接见跪拜的渥巴锡等人，一派盛世图景。正如画卷题跋所说：“试看稽首列万帐，尽隶臣仆归大清。西陲全局此始结，更无别种防芽萌。”

这幅回归图出自清代宫廷画家之手，是一部写实主义作品，是“时当秋狝驻清跸，诏许入觐瞻龙旌”的真实写照。画卷注重布局章法，构图严谨，主从照应，近景、中景、远景层次清晰，虚实结合;帐篷、人物疏密合理，错落有致;敷色浓淡结合，色调柔和而鲜明。作者借景寄情，满怀激情地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用平远法描绘了近处的小丘、树木和远处连绵无际的山峦林壑，令后世的参观者倍感祖国的幅员辽阔。而那四周旌旗飘舞、于天地融为一体的驻跸大营，到处洋溢着轻松欢快的气氛，又让人心中平添各族和乐，普天同庆的由衷欣喜。

此画卷题跋中有这样一句话，而今重读依然令人心潮澎湃：“提携襁褓及妇子，不似昨日饥寒并，脱离罗刹入乐土，自此畜牧安升平。”

“宝典福书”集乾隆数十年墨宝所得

朝阳博物馆内与《土尔扈特部回归图》并列的一幅清代字画珍品为“宝典福书”。珍藏“宝典福书”玻璃柜外立有一注释标牌，标牌内写有这样几行文字：

“清乾隆五十五年，朝阳博物馆藏。此图原为清宫旧藏，后被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东北，散落于民间，1982年征集，横499厘米，纵28厘米。”

“宝典福书”是乾隆皇帝80寿辰时，吏部尚书金简搜集乾隆皇帝带“福”字的章句120条，每条刻印章一方，拓印成谱，献给弘历皇帝的贺寿礼品。因各方均有“福”字，故名。卷内印谱分为十五组，每组八方，并加框边，每组内八方印谱分上下两排，错落有致。印文清晰，朱、白文相间，刻工精细，笔法圆润，刚柔相济，各具风格。有些印章还刻有二龙戏珠等纹样，可谓图文并茂，是不可多得的篆刻艺术佳品。

这120个福字当是乾隆皇帝数十年墨宝的积累所得，“宝典福书”堪称乾隆皇帝一生的书法浓缩集成。不过，就算作为臣子的金简有意讨好皇帝，但收集皇帝墨宝几十年不辍，并最终集结成册，若无相应的职务便利予以帮助，殊非易事。

查阅资料可知，金简，朝鲜族，是清代印刷家，时任清内府四库全书副总裁，管理武英殿刻书事务。乾隆三十八年，清高宗弘历命将《永乐大典》内辑出的佚书刊印流传，金简拟就办法进呈奏折，建议制作省时省力的枣木活字版一份，印刷各种书籍，并于次年5月，共刻成大小枣木活字25万余枚，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并总结印书经验，著有《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书中将造木子、刻字、字柜、槽板、夹条、顶木、中心木、类盘、套格、摆书、垫板、校对、刷印、归类、逐日轮转办法等各项分列条目，一一绘图，并作出简要说明。此书是继宋沈括《梦溪笔谈》、元王桢《造活字印书法》之后的第三部关于活字印刷方法的著述，且为三者之中唯一的独立专著，所叙更为详细、具体。刊行后，各地纷纷仿效，推动了清代刻书事业的发展，堪称中国活字印刷技术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此书先后被译成德、英、日等文字，得以广泛流传。

“宝典福书”能够流传于世，正是身为印刷家的金简以他工作的方便条件，独具匠心地制作了这份珍贵寿礼，这才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部奇书也是清代宫廷印刷业高度发达的形象印证。

在朝阳博物馆内细看乾隆“宝典福书”，可见黄色锦裱封签上有“乾隆御制宝典福书”题字，展开的长卷内飞动着乾隆皇帝留下的清新秀美的篆刻作品。卷内印谱分为十五组，每组八方，四周加象征“福寿吉祥”的框边，每组内八方印谱分上下两排，上排为白文，下排朱文，印章上方有楷书注释。印章形状有圆形、椭圆形、方形、长方形，还有的印章特意制成葫芦形、叶形等精巧的植物形状，而二龙戏珠纹样的印章则彰显着印章主人的身世高贵、与众不同。

长卷的末框有“万寿八旬大庆乾隆庚戌元旦”、“臣金简恭集”“御制句敬篆”字样，足见金简对乾隆皇帝的一片恭敬之心。史载，金简与满清皇室沾亲带故，以文采自居的乾隆皇帝之所以对此人器重提拔，与金简的出身背景不无关系。

东北地区散失的溥仪从故宫带走的国宝不少。仅以辽宁地区一些博物馆的收藏珍品为例，除朝阳博物馆收藏的这四件故宫字画外，庄河青堆镇早年也有两件故宫国宝：苏东坡《阳羡贴》和“明四家”之一的沈周的《青园图》，也是与胡仁同样身份的另一名溥仪卫士私自带出的。这两件国宝在青堆古镇存放了近20年，后被藏主交给国家，成为如今旅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溥仪从故宫带出的不少国宝都因战乱遗失或毁坏了，对文物界而言，无异于一场中华文化的浩劫!如今，我们能在博物馆内看到这些失而复得的国宝，了解这些国宝的传世价值与背后的故事，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