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鉴定专家毛晓沪被告案宣判

　　截止到12月12日，陶瓷鉴定专家毛晓沪被告案风波已过去半年多，法院终于有了结果，原告败诉。此时，关注案件内幕固然重要，但案件当中展现的一种黑色幽默，也吸引了笔者的注意：鉴定不仅是众多收藏者的“大惑”，甚至还有可能成为专家的“大祸”。  按理说，专家是靠鉴定吃饭的，特别是像毛晓沪这样在民间呼声很高的专家，为何也因鉴定而陷入风波？要是再联系今年发生的众多有关鉴定的事件，是不是更能印证鉴定界的混乱。

　　既然鉴定风波都已经上了法庭，那么各位也不妨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艺术品鉴定。根据法律常识，在现代法治国家中，能被法庭采纳的证据，一定是在客观上最能接近事实真相的证据，而不是那些与事实相去甚远的东西。

　　为了最接近事实真相，所有的鉴定证书内容就必须有鉴定根据，不能只有鉴定结论。而这一点，恰恰是许多所谓权威“专家”和“机构”的致命伤。他们往往动不动就抛出结论，却往往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也无法展示符合科学和常识的鉴定程序。就像毛晓沪被告案中一样，原告出具的证书只有结论，并没有判断，和毛晓沪出具的详细鉴定报告完全不一样，原告却依此起诉毛晓沪，并引起一场风波。

　　在法律上，证据分为三个层面：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和概然性证据，法律效益依次递减。其中，直接证据也就像把“小偷”活捉一样，最具法律效益。但是，古陶瓷的真伪鉴定，不同于一般鉴定。鉴定专家都不是古人，也不是直接造假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基本不可能拿出具有最高法律效益的直接证据。

　　其次，拿出间接证据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除非像“法门寺秘色瓷事件”，算是特例。在法门寺文物发掘之前，中国陶瓷史一直认为史书记载而又失传已久的“秘色瓷”始于五代时期，而唐代诗人皮日休《秘色越器》中写到的“千峰翠色”，正是因为没有可被确认的实物，而从宋代以来就被研究者们有意识地遗忘，秘色瓷成了一个千古悬案。直到法门寺出土了有明确记载的这13件秘色瓷器，从此中国陶瓷史才有了可以断代的标准器。

　　既然基本没有法律效益较高的间接证据，鉴定专家能够拥有的只能是概然性证据。谁出具的证据最具有高度概然性，谁的法律效益就高，就应被法庭采纳。

　　此时，如果想得到高度概然性证据，就需要有科学的手段和规范的程序。拿陶瓷鉴定来说，仪器检测当然必不可少，要有胎质、釉质的检测，和同时期物品进行对比分析；工艺特征则要多观察，如成型工艺、装饰工艺、装烧工艺等，都需要一再反复比较……鉴定工序应是一步步进行的，缺一个环节都不行，最后形成一个完备的鉴定报告书，而不只是鉴定的结论。

　　无论是哪位权威的专家或是机构出示的证书，如果只是对被鉴物品做出简单的赝品结论，并没有详细阐述所做结论的根据，从中根本看不出它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其鉴定方法也仅凭专家经验，那其实基本没有说服力。除此之外，所谓的“研讨会”就更不靠谱了。“权威”常常是要面子的，往往是一人发表意见，众人随声附和，这种鉴定程序本身就存在明显瑕疵，合理的鉴定其实应当是专家背靠背进行。

　　实际上，不只是毛晓沪案风波如此，今年还有一件“金缕玉衣”案，也是因为鉴定程序的不严谨，直接导致最后的结果失真。按照常规，玉石鉴定程序有大约30个步骤，如称重、收样、手摸、仪器检测等。要确定玉石的材质、成分和工艺，需要仪器检测，包括X光机、红外光谱、电子探针等大型仪器。但几位专家甚至没有打开玻璃柜，就隔着玻璃看了看，竟然就判断这“金缕玉衣”是真的，其结论自然不能让人信服。

　　如今，艺术品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的关注，成为其投资资金得以回报的保险箱。但艺术品作为投资产品的前提必须是真品，于是鉴定便是整个艺术品市场流通的关键环节，鉴定专家们也就成为了投资者眼中的“香饽饽”。然而，如今的现实是：同样的藏品，10个专家可以出具9个截然不同的鉴定结论，让许多收藏爱好者一头雾水，也让鉴定专家深陷漩涡中。

　　通过今年这些有关鉴定的事件，收藏者其实可以看出：收藏艺术品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对鉴定的程序拥有起码的认知与判断。不然过分依赖某些专家的鉴定结果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鉴定专家都已经为鉴定而招“祸”，普通的收藏者岂能不防“引火烧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