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做上海文化精英并不占便宜

　　文：朱其

　　我出生在上海，旅居北京十三年，连续居住过一年以上的城市只有上海和北京。我的人生足迹几乎是在这两个中国最大的城市中转。北京的文化精英鲜有我这般绑定两大都市的人生，我身边的大部分人甚至都来自边远地区，上海出身在大家眼中似乎是一件上帝安排的中彩事件。

　　很多他省精英确实不容易，先得从乡镇杀到县城，再由县城杀到省城，从省城再杀到京城，直至从京城杀向纽约巴黎。理论上，出身于上海的文艺青年只要在本城出名就算走向全国了。但问题是在上海根本出不了名，上海的文艺青年在全国出名是不算数的，家乡父老根本不在乎，只有在国际上得了诺贝尔奖或奥斯卡奖，家乡的官员和市民才会为之震倒。

　　艺术圈朋友不知是出于调侃或羡慕，说你出生在上海就是好啊。我后来想上海出身好在哪里？我乃上海工人阶层子弟之后，青少年时期正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同边缘地区的孩子一样居住简陋、性压抑、物质匮乏，人生被户口和毕业分配控制。那个年代比边远地区的孩子优越之处，无非两条：第一，在民国文化被屏蔽的年代能接触民国遗风，跑到南京路、外滩直观民国建筑，或者从外婆、爷爷和邻居大伯身上感受到民国气息；第二，我等工人子弟缺乏亲人或名师在文化上的言传身教，但上海的福州路等书店街无异于一个可以无师自通的第二课堂，我的文学启蒙是从文庙书摊、福州路书店起步的。

　　除上述两条，上海的文艺青年也没有什么更优越的成长条件了。后来成为京漂，作为上海人在北京，做一个上海人并不占什么便宜。主要现象举数例如下：

　　一，上海人在外得不到老乡帮助。京城是五湖四海精英荟萃之地，政界、经济界、文艺界等都有来自各地的人，老乡网络自成一个天然的派系，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只要是老乡加上彼此仰慕才华，在京的各省老乡遇事一般都会相互扶持，但唯独在京城的上海人是彼此老死不相来往。在京城，我时常参加一些饭局，来自各省的官员招待本地才子，或者在京城相互扶助，让我羡慕不已。

　　二，上海人在京出名家乡不在乎。每个省的人在京城小有名气，回家乡即会受到礼遇或者重用，我身边不少艺术家刚到京混得猪狗不如，参加几个展览或者被书本杂志介绍后，他突然回家受到县政协主席接待，或者家乡以他为学术带头人，为其配备更多的资本或行政资源助其事业更上一层楼。来自家乡的后援，对一个在外的上海人想都不要想的。上海是这样一个城市——自己做不到但对别人要求很高，本城的文艺青年不达到世界级名声，就觉得你没什么了不起。

　　三，上海人在京办事业或开公司，得不到家乡的人力资源。一般说，外省人在京办事业或开公司占有一个家乡的人力资源优势，比如某县城或地级市的精英在京办了一个公司，他可以让老乡来京当下手，公司的司机、财务、秘书、门卫都是老家的，大家组成一个打拼团队，自觉听从那个先在京城混出来的人指挥。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文化混乱的年代，家乡文化还是重要的，一来有足够的乡情和忠诚作为公司文化，二来边远地区的老乡对经济收入要求不高，也减轻了工资成本。但这两条对上海人是做不到的，上海人跑到外地帮老乡，首先工资要求高，其次他会认为自己出来帮朋友，是在给对方面子，而不是对方给自己机会。

　　另外，上海的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和文化精英在本地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没有京城甚至边远地区的高。在京城，知识分子和精英做不成高层幕僚或官员，可以当全国的意见领袖或业界的民间领袖，所以社会地位始终很高；其他省的精英虽少，但当地的党政和资本阶层都很重视精英，看似那儿很艰苦，但由于精英群体拥有向其集中的行政和经济资源，所以在发展条件上并不差。相对而言，上海的大学老师和文化精英在全国省城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是较低的。这可能出乎很多上海人的意外，但却是近些年上海精英文化下滑的主要原因。

　　上述事例，也许上海人可以找出很多理由不屑一顾，比如在北京出名有啥了不起，又不是在纽约出名，啥人要到外地开公司，在外地上海人不跟上海人来往说明有独立人格，等等。不可否认的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上海人在经济、文艺等领域的影响逐渐从全国萎缩，跟这种自视甚高的市民文化有内在关系。

　　任何一个城市的崛起，都要建立在一种能带来人脉支援的乡情文化基础上的，各省人士在京城及在中国的后来居上所借助的文化模式，某种意义上跟上海当年民国时代的崛起很像，但上海人恰恰丢弃了促使早年繁荣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