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全国美展”的启示

　　1949年7月2日，由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主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即新中国“第一届全国美展”在北平艺专开幕，共展出1943-1949年间的画报、窗花、剪纸、洋片、漫画、木刻、年画、连环画、油画、国画、雕塑等作品604件，作品的宽泛性着有民国美展的影子，但漫画、木刻、年画、连环画等具有新中国特色的画种却是此前没有的。建国后的全国美展，形成了一套政府运作和资助的机制。在当下，面对形形色色的国际艺术，全国美展除了培养国民人格和塑造大众的精神世界外，还担任着以艺术塑造“国家形象”并提高国际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角色。

　　新中国的全国美展一路发展下来，初期的宣传性、普及性功能随着社会政治的宽松以及文化的多元发展，还有画展的精英化(一般画家很难入选，而普通百姓出于理解困难等原因对展览的关注度有所下降)，今天的全国美展面临着远离大众文化的小圈子化倾向，因此也面临着转折和调整的可能。怎样办好美展，我认为民国时期的全国美展有些地方值得借鉴，毕竟它是中国现代美术发展过程中官方组织的规模庞大的国家级展览。但必须指出，新中国的全国美展与民国时期的全国美展有着不同的时代语境，并不能简单地进行比较。

　　(一)全国美展的公益性

　　全国美展作为中国的重大公共文化活动，首先应强调社会公益性。蔡元培将美术的发展总结为：“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附属到独立;由个人的进为公共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衣服，宫室、园亭，知道要美观;不注意于都市的美化。知道收藏古物与书画，不肯合力设博物院，这是不合于美术进化公例的。”[10]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活动期间，蔡元培曾计划向各收藏家、古董商借古画陈列展览并供会员观摩。民国三次全国美展的公益性主要体现在：

　　首先，以国家之财力物力组织和宣传。比如，为配合首届美展，出版了由徐志摩等人编辑的《美展汇刊》，在开展前大造舆论。从第五期开始刊载“二徐之争”文章，这是中国西画发展史上第一次公开的不同艺术观点的论争，巨大地活跃了美术界的研究空气，成了该临时刊物的最大亮点。

　　其次，举美展期间举行免费的美术讲演。第二届美展的讲演题目是：徐中舒《铜器艺术》、余绍宋《中国画之气韵问题》)、梁思永《殷墟发掘品》等;第三届美展的讲演题目是：董作宾《殷墟甲骨文字》、秦宣夫《何谓西洋画》、傅抱石《中国山水画之进展》、刘开渠《雕塑艺术》、刘铁华《中国木刻史》等，主讲人的讲演费为象征性的国币100元。可喜的看到，今天的中国美术馆也一直坚持在大展期间举行免费的学术讲座活动。

　　再次，美展的入览券价目在民众可接受的范围。比如，首届美展为普通入览券小洋二角、长期券大洋二元;参考部入览券小洋四角、长期券大洋五元;教育团体入览券小洋一角;参观本会参考品部须另购半价券。[第二届美展期间，国民大会堂公演话剧《镀金》、《自救》，票价为一元、六角、三角，音乐演奏的票价为学生三角、其余为五角到三元不等。第三届美展还订有优待学校及机关团体参观办法，为普及美术教育规定1942年12月15、27日、1943年1月1、3、8不收门票。另外，第三届美展为促进儿童美术的进步，展品中还增添了儿童美术作品。当然，今天的不少美术馆也有类似的活动。按当时的物价，这些价格能够为普通家庭接受。可喜的看到，中国现在已有1100所博物馆、美术馆逐渐实行了免费，也极大地坚持了社会公益性。

　　今天的全国美展无疑也是公益性的，但怎样办好展览并最大地体现出社会公益性，确实需要智慧。应该说，民国时期的三次全国美展面临着资金、交通等诸多问题，条件远不如今天。笔者认为，建国后的全国美展多次调整展览计划，过去将群众喜闻乐见而且对政治宣传有直接功效的连环画、年画和宣传画引进展览，是符合实际的;而现在增加设计、动漫种类，开办专门网站、分画种到各城市办展再集中优秀作品到首都展出等措施，也都是强调社会公益性的与时俱进。民国美展的有些地方是可以借鉴的，如发行专题刊物、免费的学术讲座等。

　　(二)参展作品的多风格

　　民国时期的三次美展，展品的宽泛性如前文已述。而单就绘画来看，内容包罗万象，风格则是五花八门，这种堪称混乱的展览在今天不太可能出现了。中国画方面，陈小蝶梳理了首届美展中的国画派别，将展出国画分为六类：复古派、新进派、折衷派、美专派、南画派与文人派。而油画则更为复杂，已经不能用“多样”来形容了，而宜用“多元”和“混乱”来形容。颂尧在“西洋画派系统与美展西画评述”中，将354件西画作品以风格分为六类，倾向写实主义，倾向式样主义，近浪漫画派，近印象派，后期印象派，近未来派。徐悲鸿因看见展品中有类似马蒂斯的“无耻之作”，出于自己的艺术理想愤然拒绝参展，以至于爆发了著名的“二徐之争”。

　　建国后的历次全国美展，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作品程式和艺术价值判断机制，作品的风格则是一拨一拨的流行风。因有的展览太过求稳，以至于2008年的“第三届青年美展”，不少学者都批评画家“太乖了”，这说明美展的作品评选的包容性和多样化还有些问题。当然，作为国家举办的展览，当然要坚持“国家形象”，不能接受各种“妖魔化”中国的作品。但同时评选标准也不能太过单一，强调哪些作品的风格才符合“国家”标准，因为，“文革”时期的美展已有不少的极端例子。

　　(三)作品主题的多样性

　　民国时期的三次全国美展览，作品主题是相当多样的，几乎找不到一个流行的大主题，即便是“抗战高于一切”的时期。第三届全国美展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在出台征集展品办法时，与抗战有关的作品在数量和尺寸上都有优先权。但在讨论时，审查委员郎鲁逊说：“战时种种关系，不易获得对象材料，若仅凭想象，闭门造车，决无好作品产生。故为展览会素质起见，应兼顾战事有关与一般作品。”汪日章认为“……在此时际，抗战画应极力提倡。”而秦宣夫则认为：“应注重出品的质的方面吾人因甚欢迎与抗战有关之作品但亦不能因与抗战有关之作品毫无限制。”委婉地表达了艺术家既要看到时事因素也应关注艺术本身的质量吕斯百赞同秦宣夫的意见：“可只视出品素质，不问其是否与抗战有关。”筹委会主任张道藩说：“……但在目前第三次全国美展适举行于战时，似应保持其战时特色，本人以为在数量面积上，对于与战时有关之出品，应从宽视之。”有意思的是，吕凤子未直接表现抗战而且有讽刺当局寓意的中国画《四阿罗汉》，获得了唯一的绘画一等奖。参展的油画作品除了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唐一禾的《女战士》等少数作品与抗战有关，其他都未直接表现抗战。看来，当时对艺术标准还是挺看重，表现抗战还没成为参展艺术家的共识，以至于那种“丹青不知寇将至，救国于我如浮云”的传统优游创作方式遭到了进步美术家的严厉批评，该段美术史最闪亮的根本不是官方的全国美展，而是地下和半地下的抗战宣传画展。

　　建国后的历届全国美展，可能因为各时代的主题作品能够强烈引发大家的共鸣，不少作品获得了广泛认同而成为著名作品，如杨之光的《一辈子第一回》、黄胄的《洪荒风雪》、王盛烈的《八女投江》、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等。但是，这些偏向于主题人物画的作品会带来一个示范效应，即某些重要或代表性的人物往往成为绘画主题，一些本来可以让位于新闻报道的重大社会事件、灾害事件成为艺术的重大题材被大量创作出来，即便技法如何差，内容如何没有深度也可以入选。敏锐地注意到作品的时代性、新闻性是可贵的，新中国的艺术家也有这样的传统，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注意艺术规律并关注艺术家熟悉的生活，否则作品的题材会越来越窄。那种宁可牺牲艺术质量，一味追求“方向正确”和“重大题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好现象，如第九届美展的版画金奖作品《黑白祭》，是直接在被盗伐的千年巨杉的截面拓印而完成的，严格地讲并不是一张版画，但我认为评其金奖是需要勇气也是值得肯定的，该作品有一定的实验性质，内容已经大于了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