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置藏书应有多种版本

　　前不久在温州召开的全国第九届民间读书年会，我有事未能参加，但十分留心会议讨论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都是当代读书人普遍关注的问题。例如，现在藏书家多了，家庭藏书量大了，那么，不再需要的藏书应该怎样处置？藏书家身后其藏书应该怎样处置？这样的问题，就很值得讨论。

　　在这次民间读书年会上，与会者对藏书的处置各抒己见。阿滢先生说，上海一位老学者中风后，只好由朋友帮助家人处理藏书，实是无奈之事；谭宗远先生说，北京一位老作家把藏书都处理了，有些送了人，有些送给了有关单位，一些信札则撕掉了，朋友们觉得很可惜。与会的萧金鉴先生当了半辈子编辑，藏书颇丰，很多书垛在专门租来的房子里。他曾嘱咐孩子，将来把书留给孙子，而他的孙子现在才刚一岁半。藏书家都面临身后藏书去向问题，很多爱书人的子女却不爱书，藏书家一生辛苦淘来的书最终被子女当作废纸卖掉的事屡见不鲜。

　　对待这个问题，与会的李传新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书贵在流通。他从网上花高价买了很多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出版的初版书，随即请书的作者签名，再经过自己的研究、考证后写成书话，然后在网上高价卖掉这些书。他的理由是，书已经用过了，没必要再存了，这样可以转让给更需要它们的人。这种做法是网络时代出现的新生事物，看上去是“重用轻藏”或“以用代藏”，藏书界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评判，但这毕竟也是读书人主观能动地处置书籍的一个路子。

　　日前，在中国嘉德(微博)2011秋季拍卖会“季羡林先生藏书”专场中，季羡林先生旧藏165种中文古籍成交额超过1620万元人民币，成交比率高达98%。生前作为学术大师的季羡林先生，其藏书受到藏家热捧，最终成交额为估价的三倍左右，表明文化名人的藏书确实具有特殊的文化附加值。嘉德古籍善本部专家说：“藏家对于季羡林先生的藏书及其家人的这种处理方式均为认同。季先生从民间集藏的书籍回到民间，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于“从民间回到民间”这样的说法，藏书界同样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评判，但这次季羡林藏书拍卖专场对名人藏书可观的文化附加值的彰显，也是通过其他处置方式所难以体现的。

　　1983年秋，我和几位同学曾帮助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乐黛云夫妇整理过藏书，当时他们的家庭藏书在北大是最多的，令我们大开眼界，好生羡慕。最近得知，汤一介、乐黛云两位老师向北大捐赠了藏书，包括图书五万册、杂志约两万册，以及他们个人的手稿、文献和照片。汤一介先生的父亲、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留下的全部书刊、手稿和照片，也一并捐赠给了北大。此次捐赠，将丰富北大在古代哲学、宗教和文学等方面的文献收藏。在捐赠仪式上，汤一介先生说，母校北大是他最喜欢和最尊敬的地方，自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但最珍爱的是蔡元培先生留给我们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他认为“这才是北大的真精神”。向图书馆或有关单位捐赠藏书，是名人处置藏书的传统方式，但这次汤、乐两位老师的捐赠行为无疑具有一定的新意：除了物质的托付，还有精神的寄存。

　　天津民俗学者、老广告收藏与研究专家由国庆先生最近自费购买百余部新著《老广告里的岁月往事》，无偿赠送给各地图书收藏机构。北京大学图书馆、台北市图书馆等数十家图书馆纷纷响应与支持，给他寄来收藏证书。由国庆希望此举“能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中国历史与民俗文化的魅力”。虽然他赠送的是新著而非藏书，但他这种“书传善缘，播种温暖”的文化理念可以为藏书家们处置藏书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人活一生，或绚烂，或静美，或豪放，或婉约，会有多种“版本”；处置藏书，是读书人生活中的大事，亦应有多种“版本”。

　　罗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