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双年展主席保罗·巴拉特专访

　　作为威尼斯双年展的主席，保罗-巴拉特(Paolo Baratta)在他的任职期间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威尼斯双年展参观人数破纪录，预算平衡，保证双年展90%的经费自给自足，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申请参展等等。巴拉特的任期将于下月18日结束，在经历了此前戏剧化的“双年展主席任命事件”之后，有报道称巴拉特很有可能再次被任命为威尼斯双年展的主席，甚至还有可能被任命为意大利新政府的文化部部长。近日，来自《艺术报》的记者Franco Fanelli对巴拉特进行了专访。

　　Franco Fanelli：你怎么总结你在两次任职威尼斯双年展主席期间(译者注：分别为1988-2000年，2007至今)获得的成就？

　　Paolo Baratta：我第一次被任命为主席时是在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尽管当时存在一些巨大的能量，但在1968年以后双年展就没有真正地恢复过来。在我任职的第一年，我们可以使用的资源除了威尼斯电影节以外什么都没有，几乎就是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举办的。我们没有地方来展示戏剧、舞蹈和音乐。甚至连指挥总部的地板都是不安全的，我们还收到了让我们离开的通知。由于雨水的渗透，我们也无法在绿园城堡的意大利馆中举办建筑双年展。但同时颁布的一份改革法案给了双年展基金会一个更有效力、更私人化的地位。这样的重大转变是双年展运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Franco Fanelli：你能大概讲述一下恢复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吗？

　　Paolo Baratta：我们以艺术展开始，但其以国家馆为基础的事实也让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比如意大利馆的策展人通常以意大利艺术为焦点，在某些情况下则会推出一些主题更加国际化的展览。后者有时候会形成一些非常棒的展览，但总的来说总是处于一个带有永久冲突的状态下，以至于几年之后就不再举办艺术展了。1998年时，我们决定艺术双年展(包括建筑部分)应当有两个支柱：一方面是国家馆的展览，另一方面则是委托给策展人按照某个特定主题进行策划的国际性展览(即主题展)。我当时想到的结构是将卡塞尔文献展与威尼斯双年展结合起来。首届全新风格的主题展亮相于1999年，当时的策展人是Harald Szeemann。意大利馆最初也并不是用来举办本国的展览的，直到后来某位特别的策展人复兴了这一传统。

　　我们的第二个任务便是为主题展找到一个合适的举办地点。我们选择了绿园城堡以及军械库里的一些场馆，并且花了很多钱来修缮和翻新它们。因此主题展就开始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场地进行：带有白色墙面的前意大利馆以及军械库里的大型空间，再加上Corderie、Artiglierie等等。伴随而来的就是一幢全新的意大利馆。最后我们获得了额外的4.08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其中有2.1万平方米的场地较为隐蔽。今年，我们已经开始装修其它的一些场馆，因为许多国家都开始要求有属于自己的永久展览空间。全新且清晰的布局再加上主题展的成功吸引了更多的国家来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并且投入到了国家馆展览的“活化”之中。

　　Franco Fanelli：威尼斯双年展的重整旗鼓在什么时候受到了同类型活动大量出现的干扰？

　　Paolo Baratta：比如日益繁荣的大型艺博会就是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拿巴塞尔艺博会来说，它在时间安排上就战略性地选择在了双年展举办期间。考虑到其它双年展与艺博会，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我们自己。我们会尽可能地在不让成功充满我们头脑的情况下去保持成功，忠实于我们并不是一场艺博会的身份。我将艺术展定义为“风力机”而不是赚钱工具。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屈服于市场力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作为一块能够吸引公众、艺术家、国家首领以及学生等的磁铁的地位。

　　Franco Fanelli：你为什么如此肯定双年展的策展人独立于市场力量？

　　Paolo Baratta：我们都认识到参加双年展对于任何一位艺术家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她的作品价格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大幅上升；这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很美妙的一件事，对我们来说则意味着我们肩负的责任更大了。至关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精神：在其中，艺术表现为一种持续进行的创作过程。因此我们努力地去发现和证明那些产生于艺术家手中、在观众的情感生活中持续存在的复杂的价值。一位策展人明白，他/她“创造”一场展览、从指导原则中汲取灵感的能力是会受到人们评价的。而保证展览“透明度”的正确方式在于让策展人充分意识到他/她的责任。一场艺博会由参展画廊的画廊主经营，最多只会持续几天的时间；而威尼斯双年展的举办时间长达6个月，远非某些预展能够比拟的。我们预计今年参观双年展的游客会有40多万，我们的任务在于传播知识、情感以及一种批判的精神。

　　今年参展的83位艺术家中有32位艺术家不到35岁，其中64位(或者74.7%)是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一旦艺术家与他/她的某件作品被选中，那么其作品的创作和运输费用就不需要他/她再担心了。策展人明白艺术家与画廊及藏家之间的关系，更不必说作品出售给第三方的利益。而双年展基金会则会为每位选中的参展艺术家提供资金保障，以确保第三方提供的财政资助不会影响到策展人的选择。

　　Franco Fanelli：双年展会资助参展的年轻艺术家有创造性的创作吗？

　　Paolo Baratta：每届双年展都会包含一定比例由那些被策展人“挖掘出来的”艺术家的作品。这也许巧妙地利用了分配给新作品创作的预算。

　　Franco Fanelli：那么以这种方式创作的作品最后会归双年展基金会吗？

　　Paolo Baratta：它们通常都是一些特定场域的临时作品，例如拉腊·费芙丽托(Lara Favaretto)2009年在军械库里构建的那个“沼泽”。无论怎么说，我们并不是拥有一间博物馆，投资一件仓库用来储放作品也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创造了许多空间用来展示作品，它们对于作品本身来说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补充手段。当然，我们会以影像和照片的形式记录下这些作品，但是收购它们的麻烦在于这会产生其它的问题，比如为作品估价。在我看来，双年展最好能够避开这样的事。

　　Franco Fanelli：你早些时候就双年展与威尼斯当代艺术扩散之间的联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是否是对弗朗西斯科·波纳米(Francesco Bonami，Palazzo Grassi博物馆馆长)观点(“威尼斯双年展是一场被各种‘活动’吞没了的展览，尤其是最近迅速出现的各种私人基金会，例如Pinaul和Prada”)的回应？

　　Paolo Baratta：自威尼斯双年展“重生”以来，不仅仅是参展国家的数量迅速增加，观展的私人藏家的数量也是突飞猛进，他们同时为双年展带来了文化以及铺张奢华的氛围，同时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一些复兴项目。但是双年展与其它的艺术活动不太一样。它的威望声誉来自于它的独立，来自于主题展策展人的独立及国家馆被授权者的独立；它的丰富内涵则在于它的多元化。

　　Franco Fanelli：但是在这种多元化中，仍然有一些强力的政治力量在操控…

　　Paolo Baratta：政治是历史的一部分，而艺术从未与历史分离过。双年展对于这个事实很骄傲，历史当然也如此，它相当于是解救盲目崇拜的良方。只要双年展能够维护艺术界正持续需要的那种东西——即一个艺术家能够自由会面的地方——那么它就可以一直存在下去。

　　Franco Fanelli：在你的那些成就中，你经常会提到双年展的财政自足能力…

　　Paolo Baratta：就艺术展这方面来说，我们成功地解决了90%的经费，当然大部分是通过入场费获得的。

　　Franco Fanelli：你们的收入有一定比例来自于平行展的主办机构。这样一来会不会让平行展的数量过多？

　　Paolo Baratta：不会。而且我今年再三要求总策展人Bice Curiger对提交上来的项目进行严格地评定：只有40%的项目能被选中。在这个当代艺术变得流行时髦的世界中，对某些作品说“不”是保证质量、信息以及独立的一个重要武器。

　　Franco Fanelli：你自己收藏当代艺术品吗？

　　Paolo Baratta：自从我被任命为双年展基金会的主席以来，我就没有再买过当代艺术作品了。我和我妻子收藏了一些小规模的作品，只是为了好玩。我收藏过Felice Giani的画作，他是一位新古典主义画家，而我收藏其作品的部分原因是他是我的一位祖先。

　　Franco Fanelli：威尼斯双年展的主席究竟都有些什么权利？

　　Paolo Baratta：主席在整个双年展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他议员都信任他，允许他引导事情的发展，提前制定提案和计划。我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向董事会提关于各部门主管任命的建议是我的任务。我会督促那些需要完成的事务的发展，因此我有点像是一名承包人或是有创造力的管理员。但是在我行使权利的过程中，我会尽力确保我没有越过某些界限，因为各部门主管的独立性是要保持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