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双年展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嘉宾：黄笃、郭晓彦(微博)、郑国谷、马芝安

　　采编：何金芳、陈 颖 by Julia He Emma Chen

　　如今每两年，世界上就有140多个双年展在全球各个城市举办，今天的双年展难免落入杂乱无章、鱼目混珠的境地，即便是名声显赫、学术先行的双年展，沸沸扬扬过后，却连痕迹也被匆匆抹去。本专题中，著名双年展策展人黄笃、郭晓彦，曾参与多个国内外大型双年展的艺术家郑国谷，以及艺门画廊负责人马芝安，将同台探讨双年展的核心竞争力。

　　《画廊》： “双年展”的实质含义是什么？

　　黄 笃：历史上，双年展只局限于几个国家，像创立于189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后来也是由意大利人创立了圣保罗双年展，他们把双年展文化带到巴西和世界其他地方。双年展文化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就像艺术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检测当代艺术在两年之内的发展情况，或者思想的变化，这是双年展的一个本质。但是90年代以后，双年展在西方以外的很多地方发生，像亚洲，这一方面与经济有关，另一方面与文化的觉醒和反思有关。双年展发展到全球化的阶段，是必然的，虽然双年展今天还叫“Biennial”，是拉丁语，但现在的双年展模式和状况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如今它体现了各个地方本土的文化诉求，既然有诉求，就有文化思考的问题，这是今天的双年展很重要的特点。

　　郭晓彦：(以下简称“郭”)：“双年展”是一个有着比较固定意义的概念，基本上是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大型国际性艺术展事。“双年展”建立的初衷是反映当代国际艺术的当下状况和正在被关注的现象等。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展览，也不是国际上优秀艺术创作的简单集合，而是以一个对于社会和艺术有着双重关注的课题来建立的学术主体下的交流。这里面也有一种文化态度。双年展要显示艺术的当代问题、前瞻性、批判性等意义，对社会中的敏感问题予以回应，是具有意义的展事。

　　《画廊》：郑老师，您是从90年代末就开始参加国外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这十多年来您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郑国谷(以下简称“郑”)：参加双年展多了，有一些有印象，有一些也没什么印象，除非在上面流了很多汗水去完成作品，记忆才会犹新。我第一次参加双年展是1998年在巴黎的影像双年展，那个展览只是作品去，我没去，同年还参加过台北双年展，也没到现场。我亲历的国外双年展是2002年的光州双年展，那时光州双年展还比较新，有一些地方比较混乱。当时因为时间紧迫，我们都琢磨着万一作品来不及完成的话，还有什么替代性的方案。我真正意义上参与过的双年展参展经历是在200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对我而言，那届光州双年展只是前奏，或者说是演练。

　　《画廊》：“真正意义上的参与”指的是什么？

　　郑：很多艺术家在双年展上挂一幅画就等于参加了，但是双年展有很多层面的。威尼斯双年展与城市、各种公共空间、市民生活等等都联系了起来，像一个隆重的节日，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艺术品来刺激一下，大家都挺高兴的。我作为参与其中的艺术家，也获得一些感受。我们的作品很大，用了两个集装箱，当时也没去看过场地，心里比较没谱，有赖于策展人的配合。能在现场实现一个空间作品，必须要在人力、物力各方面都能很好地配合，才能有一个很好的呈现。后来也参加过2009年的法国里昂双年展，那时我们已经很有经验很熟悉了，显得比较容易。

　　《画廊》：在组织方面，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著名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在策展的组织方面有没有让您感到优于其他展览？

　　郑：展览过程也挺紧张，但是不乱。他们处理各种问题的手法非常成熟，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我对各种事物都很好奇，比如他们在对刚运达的作品拆箱时，都有拍照片，我们的作品很复杂，但是结束后他们却能把这些作品都打包回去，而且都安放得很好，不会出现作品的部件丢失这样的情况。他们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有让我们无奈的时候，由于我们当时和组织方说得不清楚，作品只运到了码头，要找别的公司运到河的对岸，他们开价是2万欧元，简直是抢劫。我们从中国运到意大利都不到2万美金。国外的双年展就是砸钱。

　　《画廊》：国际上，双年展逐渐走向衰退，包括名声显赫的威尼斯双年展，口碑每况愈下，主要原因是什么？

　　黄 笃：不光威尼斯，其他地方的双年展口碑也不是特别好，双年展走向下坡的状况，原因比较复杂。一是西方主义稳定的价值系统被边缘化艺术的崛起所替代和解构，这可能导致双年展本身圣坛一样的方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全球化带动了区域文化不断崛起，人们看世界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大家都盯着双年展，现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再一方面，根本的原因在于当今缺乏思想，21世纪进入了高度信息化时代，缺乏像不久以前的福柯、德里达等这种大师的思想，去影响我们看待和分析世界的基础。

　　郭：当然，原因很复杂。艺术世界问题的变化，其中的思想危机与已经出现的经济危机都是原因。这些国际大展承担的文化思考与现实批判力量的式微，与时代性问题交织在一起。

　　郑：双年展没能保持高层次质量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国外的情况，但在双年展受官方控制的中国是没办法的，突然换了领导，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些人没有这样的能力，却又戴了这么一顶帽子，也是挺难的。

　　双年展策展人根据主题选作品，让艺术家进入他的策划情景里，这需要研究作品和主题的关系。今天的双年展太匆忙了，一会儿就到了，也没有人来得及看完，人们看到的都是零零碎碎的。看完一个威尼斯双年展需要很长的时间，真正看完了再来研究的人又有多少？庞大的双年展有时挺臃肿的，小型的双年展操作起来则更加顺手和有方向感。

　　《画廊》：作为双年展的策展人，您如何把握当代艺术(或建筑艺术)的发展趋势和社会关注的议题，从而凸显这个时代的思想？

　　郭：我愿意思考的是，在当前的政治、文化繁复的语境中，我们怎样厘清和理解在今天的环境下为什么做艺术及怎么做艺术？我们的行动和思考的位置在哪里？艺术家如何真正调动自己的身体的感知，将全球语境下的当代问题当作自己思考的现场去汲取能量，去审视当前的存在。

　　《画廊》：在国内双年展方面，您参与最多的是广州三年展，今年有什么不同的情况？

　　郑：我算是三年展的“门外汉”，包括今年的作品在内，我的作品都在户外，从没进过馆里面。每一届三年展的策展人都不一样，所呈现的都不同。今年在离展览开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问我能不能用一天时间想出方案来，我先答应了，然后去看场地和了解主题，贴近“拆和建”的主题而创作了现在的作品。过程挺仓促的，因为还要涉及到制作。开幕的前一天我们还开会到晚上12点多，最后还是完成不了作品，到现在也没有全部完成。反正这次三年展也是很神秘的，我们就索性顺着这种神秘感再来个“望文生义”。

　　《画廊》：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艺术家不断想走出去，参与国外双年展的机会对中国艺术家有什么意义？

　　郑：对新人来说，可以因此获得一种参加大展的经验，哪怕不用很成功。老一辈的艺术家就会选择一些有意思的展览，比较冷静。如今媒介这么多，参加展览可能也只是一个录像、摄影，很容易操作。双年展是个平台而已，作为一个城市的展览，很自然就会把你的作品放在一个景点上，也就成为景点的一部分而已。

　　《画廊》：最近国内外都发生了很多的双年展，相对国外双年展而言，国内双年展的发展有哪些特点？

　　黄 笃：我们的双年展还像婴儿一样，在一个简单的初始阶段，需要一个过程。借用双年展的名字很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还不够专业，真正做出有双年展品质的不多，所谓的专业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还要有高度，能把握住当代艺术发展的趋势，能思考艺术的深刻性。国内的双年展更多像搞人海战术，不需要思想，什么东西拿过来往里面一放就是双年展。没有思考，也缺乏高度、深度和前瞻性，更谈不上实验性和前卫性。

　　国内的优势就是人多，艺术家多，艺术形式也多，并且可以让市场消化，但是很多组织双年展的机构对双年展的认识还存在问题，必须清楚双年展是什么，要干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否则目前这种嘉年华式的情况无法避免，嘉年华很简单，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马芝安(以下简称“马”)：

　　国内外双年展之间没有多大关系，没法比较。双年展在国外是很有历史背景的，像威尼斯双年展有上百年历史，里昂双年展也有20多年的背景，历史太长了，反而很难有热点。现在在国内到处都有双年展，这是经济发达的结果，也是政府的文化政策，和国外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常常误会了，老比较国内外的情况，但这实际上是国内自己根据情况做的双年展。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模仿国外，我们要有自信。就像保利拍卖行，我觉得他们非常成功，因为他们不是模仿苏富比(微博)或佳士得，他们有很聪明的做法，几年前就开始在国内很多城市做拍卖预展(同时也在亚洲及国外做)，这不是苏富比或佳士得的办法，这是满足国内艺术市场要求的办法。

　　《画廊》：像威尼斯双年展，它刺激到的不仅仅是世界范围内的当代艺术，更重要的是刺激到威尼斯甚至是整个意大利的旅游、经济等方面，而在国内，双年展的效应更多只局限于当代艺术圈，当中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个层面上，国内双年展有哪些可能性？

　　郭：其实，艺术双(三)年展具有的城市推广意义是它的重要价值。很多的城市都是靠艺术双年展这样的大型文化活动带来的活力和开放性而被世人关注，增加了这个城市在旅游文化上的价值。并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了这个城市的场馆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居民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兴趣及交流对城市风气的改变等。中国的“双年展”由于并没有比较长久的历史(上海双年展的时间也不到20年)，在很多的推广思考上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当然，这主要是城市政府的领导们对文化带动城市发展，或者说对文化、艺术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思考高度不够等等导致的。国内双年展因为并没有仔细分析和思考，当然从普遍意义上看，双年展中的很多因素都会为一个城市带来很多益处，包括经济的和文化的，这取决于政府对文化的开放态度和对这件事情的仔细构想。

　　《画廊》：依今年9月在国内发生的3个三双年展(广州三年展、中央美院“超有机”双年展、成都双年展)看来，学术先行的双年展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资本和权力的牵制，这种牵制甚至直接影响到参展艺术家和作品，以您的经验，策展方应该如何在两者间取得平衡？

　　黄 笃：美术馆也有自己的考虑，这跟中国目前的状态很像，权力到处都有，很正常。策展方需要有把握，作为美术馆，学术的确高于一切，这主要是看策展方选择什么立场和态度，有没有独立的精神去思考这些问题。作为赞助人，也不应该干预美术馆的选择。但在中国经常出现资本和权力大于学术的现象。

　　郭：在学术上一定要有独立性。艺术赞助方需要宣传，但也仅仅限于这个方面，不能有任何对艺术项目选择和课题的干预。

　　马：这很正常，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一定要有底线，质量还是最重要的。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大家都很努力想办法，当然不能满足100%的人的要求，现在在微博上谁都可以批评你，做事的人肯定遇到这种问题。作为主办方，各种情况越透明越好，比如让纳税人知道费用的使用情况，国外对费用方面是比较透明的，但是这样和国外比较没有用，中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且每一个地区的具体做法不一样。

　　《画廊》：能谈谈您对国内双年展的未来发展的建议吗？

　　郭：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个人觉得要仔细规划，目前的中国主要的几个双(三)年展，如上海双年展和广州三年展，其实都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危机。需要好好地规划和思考它们的未来走向和发展问题。

　　马：坚持，坚持，继续做，继续做，不管做得好不好，因为这是一个经验。

　　我估计在中国的未来，每一个地方都会做一个双年展或同样类型的大规模的所谓国际性的艺术展览或活动，像一个地区的文化品牌，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命令，你们说是政策。如今的双年展影响大，宣传大，可是双年展应该更本地化，我希望他们能关注他们本地的观众，应该看地方观众有什么要求，提高本地人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欣赏能力。目前而言，双年展不是满足老百姓的要求，而是满足政府的要求。

　　《画廊》：最后能谈谈这些年来作为多个双年展的策展人，您获得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吗？

　　郭：作为我个人，从中当然获益很多。主要是学到很多新的知识、对当代问题思考的路径以及具体的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