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而复得的孙中山题词匾额

臧增嘉先生是大世界的创始人黄楚九的大女婿臧伯庸先生的孙子。在他家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孙中山先生题写的“博爱”匾额。我起先以为是一幅印刷品，经臧先生介绍，始知这是一幅“货真价实”的孙中山先生手迹。说起这幅题词，臧先生向我讲述了一个“‘失’而复得”的故事。

1905年，臧伯庸(祖籍浙江)由成都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认识了在日本东京东斌学堂学习军事的“四川老乡”熊克武。熊克武是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入会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1906年(即“同盟会”成立的第二年)，熊克武把臧伯庸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身在日本学医的臧伯庸与其他一些学医的“同盟会”会员，积极组织“红十字救护团”，准备回国赶往武汉，参与救护伤员，支持起义。等到他们回国，民国已经成立。孙先生就热情邀其在总统府任礼宾工作。后来，熊克武力邀臧伯庸去四川，在督军熊克武领导的蜀军任军医处处长。

经商精明的黄楚九，看人也有专长。他认定臧伯庸既非从政之才，也无经商所长，于是尽管臧伯庸结婚不久，而且刚添新丁，还是毅然决定，让臧伯庸携妻带子重回日本继续没有完成的学业，直到1916年毕业于名古屋医科大学，成为一代名医。

臧伯庸学成回来，就在南京西路吴江路开设私人诊所，孙中山先生欣然为之挥毫，题写“博爱”相赠，落款为“伯庸医院属，孙文”。

上个世纪60年代，时任全国人大常委、民革副主席的熊克武先生，从北京给臧伯庸写信，请臧伯庸把中山先生的题词，借给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供他们作展出之用。臧伯庸先生没有任何犹豫，便把中山先生的题词交给了熊先生安排的人员带到北京。

然而，说是“借用”的孙中山墨宝，就此没有了音讯。臧伯庸先生曾多次给熊克武先生写信追问此事，熊先生也是“爱莫能助”。到了“文革”初期，臧先生接到“革博”一封来函，说已将孙中山先生的题词“收归国有”。臧先生无法理解，熊先生也是十分尴尬，来信劝慰说，现时不便催讨，待时间合适，我一定让其“完璧归赵”云云。

直到“文革”结束，臧伯庸先生已经西归，他的后人想起了失去多年的“传家宝”尚未回归，便以臧增嘉先生母亲的名义，给当时的“国博”领导去信，催问孙中山先生题词的下落。“泥牛入海无消息”，于是，第二封信以“挂号”形式寄出，以防收信人说“没有收到”。这一招果然见效，“革博”回信了;不过，比不回信还要让人“胸闷”，说，经查，没有此事;你们有收据吗?到了此时，臧家感到只能“死心”了。

后来，臧增嘉先生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把前因后果一一诉说清楚。没想到，不过两个礼拜，收到了“革博”的回信，不仅“找”到了臧伯庸先生“出借”的孙中山先生的题词原件，还在信中向臧家表示了歉意。

如今，孙中山先生题写的“博爱”，被臧家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供来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