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亲历的考古事件

第一财经日报：夏鼐先生曾经主持了定陵的考古发掘，这是新中国主动挖掘的第一座皇陵。当时，夏鼐是反对开挖的，但之后依然完成了这个巨大工程。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王世民：虽然当时郑振铎身兼考古所所长的职位，但其实从上世纪50年代起，具体工作还是由梁思永与夏鼐主持。定陵当时是吴晗先生倡议挖掘的。但夏鼐与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持反对意见，后来上报到周总理处，最后还是周总理拍板批准挖掘。

但是，定陵挖掘当时有个说法就是“试掘”。因为同时还有计划要挖永乐皇帝的长陵，定陵的挖掘实际上是在为长陵的开挖作准备。

1956年5月开始挖掘之后，夏鼐不是在现场就是在书库查书。当时，因为考古经验缺乏，很多工作人员往往只顾着挖东西而忽视了保留现场。夏鼐就会到现场指导，要求他们一定要把周围环境保护好。

日报：定陵之后，中国就没有主动挖掘皇帝陵墓，包括本来在开掘计划中的长陵也没有开挖。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王世民：当时吴晗先生是想挖长陵。但在定陵挖掘的过程中，挖到了很多丝织品，这些丝织品很难保存。同时，其他文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就定陵来讲，现在看到的辉煌只是一部分，毁掉的东西还是很多。于是，夏鼐就和他的同事一起向中央打了报告，汇报这一情况。当时，也正赶上国家经济困难，没有余裕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中央于是就发了通令，停止了发掘项目。当时，中央就认为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还很差，经济条件也不行，大规模发掘的时机远未成熟。

日报：定陵之后，夏鼐先生参与到了长沙马王堆的考古中，当时他做了哪些工作？

王世民：长沙马王堆女尸（辛追）墓开启时，夏鼐没有到现场，他亲自到发掘现场的是第二、第三号墓。女尸辛追的解剖工作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和湖南医学院等单位都在讨论女尸的解剖该怎样进行。在此之前，中国医学工作者还没有过这种经验，面对这具2000多年前的古尸束手无策。

湖南医学院的彭隆祥大夫当时40多岁，负责具体工作。常常阅读外国专业书籍和杂志的夏鼐就开给彭大夫一张详细的书单，告诉他每本书的所在之处。在夏鼐的帮助下，解剖工作最终顺利完成。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到北京开会遇见彭大夫，他还是很有感触地对我说：“夏鼐为我指明了道理，当时他为我开的书单我还保存着。”现在，彭隆祥已经是世界知名的古代病理学家了。

日报：我们称夏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那在夏鼐之前，中国考古学是什么样的格局？

王世民：真正的考古学就是以科学的方法，以田野考古为基础，这才是现代考古学。考古学是研究“人的活动”的学科。不是对古代的研究就是考古学，玩古董更不是考古学，这个概念需要澄清一下。

中国考古学是从上世纪初开始的，20年代开始有了中国请外国专家来做考古。中国学者从国外留学回来从事考古是从1925年开始的，也就是夏鼐的老师李济那一代。李济被台湾很多学者称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祖师爷”。李济之后，梁思永先生也是从国外留学归国之后从事考古工作的先驱。梁先生曾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持过考古所工作，他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