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玉麟之子盗掘庆陵“哀册”揭秘（组图）

辽宁省博物馆展厅内，陈列着不少辽代庆陵中的“哀册”。这些国宝级文物出自于哪儿，又是如何辗转来到沈阳的？且听这些“哀册”的传奇故事——

辽朝三代帝后同葬庆云山中

皇帝、皇后死后，在“发引日”行遣典礼时，把由继位“嗣皇帝”宣读的最后一篇祭文，刻在玉简上，用金丝、银丝连缀成册，盛于石函之内，埋入陵中，名为 “哀册”。“哀册”的内容，主要是论定死者生前的功绩等。历代“哀册”材质，有玉石、木板等。但是，辽代庆陵“哀册”，则为石质，呈“墓志”形状，但又与 “墓志”形制相区别。辽代庆陵“哀册”，下为仰斗式、上为覆斗式，分别镌刻契丹、汉两种文字。

从916年，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辽代起，到1125年天祚帝逃往西夏途中，为金兵追获为止，辽代在历史上存在了210年，历经9个皇帝。辽代庆陵埋葬的，是辽代第六、第七、第八位皇帝及其后妃。

辽代庆陵，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大阪镇北70公里，白塔子乡北面大兴安岭中，古称“庆云山”。

《辽史·地理志》载：辽代第六位皇帝圣宗耶律隆绪，驻跸庆云山时说：他死后应当埋葬于此。此后，辽代三代皇帝均葬于此：圣宗耶律隆绪及其后妃的墓葬，为 “永庆陵”；第七位皇帝兴宗耶律宗真及其后妃的墓葬，为“永兴陵”；第八位皇帝道宗耶律洪基及其后妃的墓葬，为“永福陵”。三陵各距约0.5公里，统称为 “辽庆陵”。

辽代圣宗皇帝耶律隆绪仁懿皇后“哀册”

辽代庆陵“哀册” 堪称稀世珍宝

据介绍，辽宁省博物馆现存辽庆陵 “哀册”共15石，有圣宗及其仁德皇后、钦爱皇后汉文“哀册”共三合六石；兴宗的仁懿皇后汉文册盖一石；道宗及其宣懿皇后汉文、契丹文“哀册”四合八石。 “哀册”均为汉白玉材质，呈方形，体大而厚重；册盖边长均约130厘米、厚约30厘米。

“哀册”册盖书刻汉文、契丹文，极其工整、遒丽，堪为辽代书法佳品。契丹文字是契丹贵族建国后，陆续创制出的文字，分为大字、小字两种。契丹大字早于契丹小字，直至金代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契丹文字被废除停用。

辽庆陵“哀册”中的契丹文册盖，以小篆玉箸体居多；册石以楷体书刻，略带汉字行草风格。汉文“哀册”则以小篆体镌盖，楷书体镌册石，书体雄劲，凿刻精工，不同于一般的辽代墓志铭。

其中的两合契丹文“哀册”，共有契丹文字1758个。如此众多的契丹文字，为研究辽代历史、文化、契丹文字研究，均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然而，这些国宝又是如何重见天日，又是如何来到沈阳的呢？

庆云山景色

百年未遇干旱 饥民无奈掘陵

1921年，庆陵一带遭遇了百年未遇特大干旱。距庆陵以西30公里的五十家子村，农民们饥饿难耐。这时，一个姓廉的地主说：要想活命，就得挖出庆陵里的宝贝换粮吃。大家饿急了，顾不了许多，便蜂拥而上，开挖庆陵。

当年，庆陵归属内蒙古巴林右旗管辖。巴林右旗王府巡逻马队，发现了农民挖掘庆陵后，立即向巴林右旗王爷报告。然而，五十家子村归属林西县管辖，巴林右旗王爷奈何不得五十家子村的农民，只能向林西县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严办这些挖掘庆陵的农民。

农民挖掘皇陵，事态非同小可。林西县知事立即行动，一方面向热河省政府禀报；一方面责成警察局捉拿要犯，追缴文物。姓廉的地主见大事不妙，连夜溜回老家朝阳。挖掘庆陵的农民们，悉数被押到林西县大牢；文物全部收缴。

教士痴迷汉学 披露契丹“哀册”

庆陵被盗披露之后，林西县立即沸腾，人们争相目睹皇陵出土宝物。人群中，一个身穿黑袍、金发碧眼的西洋人，在辽代道宗陵墓的“哀册”前，几乎呆了一整天。

这个洋人，是林西县大营子天主教堂的传教士，比利时人，名字叫“牟里”。牟里不仅传教，还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十分痴迷。他十分想到中国考察，便趁着“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招募传教士的机会，来到中国内蒙古林西县传教，开始研究辽代历史。

牟里决定，孤身探访庆陵地宫。1922年6月21日，在教友帮助下，他依次进入庆陵的三座皇陵，抄录了地宫内所有“哀册”的原文。看着这些酷似汉字、又绝非汉字的奇怪文字，牟里当时便意识到：这应该是失传已久的契丹文字。

于是，他在阴森冷冰的地宫内，连续工作了10天，终于将契丹文“哀册”全部抄录完毕。考察结束后，牟里将抄录的契丹小字“哀册”加以考释，于1923 年，在北京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加多利克公报》第118号上发表，披露了辽代庆陵契丹文“哀册”发现经过。顿时，“辽代契丹文字重见天日”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巨大轰动。

奉系热河主席 萌发盗宝贼心

然而，令人们奇怪的是：辽代兴宗耶律宗真及其仁懿皇后的“哀册”抄本公布之后，辽代庆陵中的所有“哀册”实物却神秘失踪了，一时间，成为当年的一大悬案。

1926年，在热河省境内，奉系军阀击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顺势占领了热河全境。土匪马贼出身的汤玉麟，先被任命为热河都统，后又任命为热河省主席。在治理热河期间，汤玉麟昏庸残暴、横征暴敛、纵兵殃民、任人唯亲，建立起以家族统治为核心的“汤氏小朝廷”。当年，热河百姓对汤玉麟恨之入骨，称他为“汤扒皮”。

当年，汤玉麟庆祝寿诞时，一名热河文人送他一块《天高三尺》匾额，暗讽他将热河省地皮搜刮掉三尺。对于热河省能够搜刮的任何机会，汤玉麟都决不放过。刚上任不久，他就听说林西县存有一批收缴的庆陵被盗文物。于是，他便立即派儿子汤佐荣前去收缴，并萌动了盗掘庆陵的贼心。

唆使儿子盗墓 挖掘庆陵“哀册”

1930年的一天，庆陵突然开来许多军队，在庆陵附近安营扎寨、设置警戒线，不许任何人靠近，据说要在这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可是，令当地百姓们大惑不解的是，军人们非但不训练、不演习，反而整天扛着锹镐，在山上到处乱挖。

这便是汤玉麟儿子汤佐荣，率领的陆军36师官兵。为防止走漏消息，事先，汤佐荣对庆陵陵区进行了严密封锁管制。汤佐荣亲率工兵营，用炸药炸开了三座皇陵地宫门，挖开了皇陵长达百余米的墓道，动用土石方量达几百立方米。可是，盗挖皇陵的结局却使汤佐荣大失所望：历经多次盗掘，致使皇陵内珍宝大量流失，惟余沉重得难以挪动的帝后“哀册”，以及木结构仿宫殿梓宫建筑。

常言道：“贼不走空”。动用了许多兵力物力，汤佐荣岂能甘心？于是，他命令士兵们将三座皇陵的木护板全部拆掉，动用了几十头黄牛牵引，硬将皇陵宫殿梓宫拉散；将十几方重达几十吨的“哀册”，用滚杠拖了出来。这些皇陵宫殿梓宫木料、“哀册”，装了60多辆牛车运走。木料运到开鲁后，换了小米充作军饷；“哀册”拉到热河省主席官邸。

1931年9月，汤玉麟动用200余辆汽车，将在热河省搜刮的民脂民膏运往天津租界；而将众多粗大笨重的辽代庆陵“哀册”，运抵正在兴建的沈阳“汤公馆”收藏。

汤玉麟逃到天津之后，整天躲在天津租界内惶惶不可终日，终于1937年5月病死天津。

列入“缓迁之列” “哀册”侥幸留下

据刘振鹭《辽永庆陵被掘记录》载：1912年以前，人们并不知道庆云山一带为辽代帝王陵寝。1913年，当时的林西县县长，率人在林东一带勘查垦地，读到陵寝碑文时，才知道此地为辽代圣宗陵寝。

1930年春，有人自称是奉天省专员，派人前来发掘庆陵，并将陵内“哀册”掘出，运至奉天。当时“途间防范严厉。”后来得知，那名“专员”，便是奉系军阀、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儿子汤佐荣。

沈阳的“汤公馆”，坐落在和平区十纬路26号，始建于1930年，1931年停工，1934年续建竣工，为奉系军伐汤玉麟之子汤佐荣的住宅。“汤公馆” 占地面积1.9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众多辽代庆陵“哀册”运抵沈阳后，一直深藏于“汤公馆”深宅大院之内，不为人知。

1931年，“汤公馆”辟为伪“国立博物馆”；1939年，改为伪“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1946年，改称为“国立沈阳博物馆”，后改称“古物馆”。1948年4月，国民党南京政府教育部，成立了“东北文物迁运保管委员会”，将“古物馆”所藏大批珍贵文物，尽数运往北京。由于辽代庆陵众多“哀册”体量过重，不便运输，于是便被列入“缓迁之列”，侥幸留存于“汤公馆”之中。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东北人民政府决定，在“汤公馆”成立“东北博物馆”，于1949年7月7日开馆；1959年，改为“辽宁省博物馆”。这批辽代庆陵“哀册”，便始终珍藏在辽宁省博物馆之中，直至公开展览，终与广大观众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