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后的文化霸权

      4月3日，韩国东国大学教授任敦姬在北京师范大学做了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的讲座，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主题，探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如何理解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质含义等议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诞生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随后一些成员国便开始呼吁成立一个保护民俗和传统文化的体系。到了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最终通过了《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建议书》，建议各成员国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实施培训计划，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其他等有效措施。然而，该建议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启动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每个成员国每两年就可以提交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国际委员会评审将对其进行评估，并决定其是否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1年，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共批准生成了19项，2003年达到28项，2005年达到43项，因此到2005年共有90项被宣布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在较短的时间内，这项关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明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兴趣和热情。正是这种持续上涨的关注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生成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2003年10月1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全体大会上，这项新公约高票通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法律效力。如今，随着公约的通过，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维护可以通过各成员国间的亲密合作以及公约对成员国的监督得以实现。

      2006年4月20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正式生效，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曾表示，之所以世界各国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极大的兴趣，是因为世界性的现代化以及全球化进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威胁。在短时间内，很多国家都通过了这一公约，说明许多国家都已经认识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国际性的保护措施是急需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文化”

      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等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食物、手工艺品、文化场所等。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中，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地被再次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从而增强人们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按照上述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社会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传统手工艺等。

      物质文化遗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构成了人类历史的资产，后者则是活着的传统文化，承载了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经验。前者看起来是固定不变的，后者是动态的，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变化；因此保护这两种遗产的公约内容也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在于其多样性和平等性，对于不同项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估它们的重要性是不恰当的。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谈到要编制一个详细目录，包括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最佳保护实践名册三部分，不再强调遗产间重要性的对比。

      遗产保护背后的“文化霸权”

      认定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是世界文化遗产主要是根据历史遗迹本身所具有的普遍价值，例如金字塔、万里长城等，如果一个国家有几个这样具有突出价值的历史遗迹就会被视作是文明国家，而没有这些历史遗迹的国家则成了相对“下等”的国家。常常可以看到在认定物质文化遗产时，欧洲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其他国家则产生了一种“相对下等”的感觉。当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的时候，人们发现这类遗产大多集中于西方国家，导致很多人认为历史上，西方国家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好、更文明，这种逻辑为那些拥有较多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创造了“优越感”，并且为物质文化遗产较少的国家贴上了“落后”的标签。加上各国在物质文化遗产认定过程中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物质文化遗产评估等系列政策也加强了西方社会在文化上的霸权。

      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是，在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非西方社会则在数量上保持着领先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民族身份的象征，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下，西方文化正迅速蔓延整个世界，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都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因此保护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重要。尽管西方国家的许多传统文化也在消失，但对这些国家而言，这种消失只不过是由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对非西方国家而言，却将这种“昔日的、正在消失的西方传统文化”视作是自己的文化。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系列政策却认为，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对人类而言二者都是同样重要的资产，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是人类遗产的主要形式。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潜在价值在于，在全球化时代，它有能力对抗来自某一特定区域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在现代，西方化的力量早已显现，那些来自西方国家的文化被传播，并在世界各地所消费，如每个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消费美国的音乐，人们总是在吃着同样的食物、看着同样的舞蹈，听同样的歌曲，令人感到悲哀。正如生物学家所说的那样，只有当多个物种同时存在，才能使地球保持健康的状态，如果一种物种存在的代价是消灭另一个物种，那么世界末日可能会快就会到来。面临西方文化这种“压倒性”的影响，只有保护非西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才能保存，这对全人类的生存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在政策保护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方向与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有根本性的区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必须采用一个全新的思考范式，摆脱固定的思维模式——经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未经认定的文化遗产更有价值，评判遗产的价值必须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而不是从价值等级或竞争的角度判断遗产本身，因为任何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其自身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待遇。另外，目前各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所投入的政策与资金支持也都不充分，各国还需要在这个领域加大人力和物力投入。政府、研究机构、专家团等应该齐心协力，共同努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简介：

      任敦姬，韩国东国大学终身杰出教授，著名女性人类学家与民俗学家，长期从事韩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曾任韩国文化人类学会主席、韩国民俗学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评审委员会委员。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遗保护国际信息与网络中心副主席、韩国文化遗产委员会主席、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