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一个被敬而远之的古城守望者

2015-03-29 15:30:10 来源：现代快报已浏览次

在一个建筑工地密布、机器轰鸣的时代，有的人注定会成为逆“潮流”而动的人。他迎着潮流而上，浑身湿透，可是巨大的浪潮还是从他身边穿过，向前涌去。

这个人可以是北京城的梁思成，也可以是南京城的蒋赞初、梁白泉，而在镇江，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刘建国。

在镇江的政界、开发界，刘建国都是一个难以绕过的人，虽然他只是一个拿着手铲的考古人。这个人却好像有一种特殊的能量，在这座城市里既赢得了相当广泛的尊敬，但同时又被一些人敬而远之。

在镇江，那些对其敬而远之的人，往往视他为一个“麻烦制造者”。“别人考古什么事都没有，他一参与，什么事都来了。”有人如是说。

他联合南京的专家上书市政府要求保护铁瓮城；他又与镇江数十位学者联名呼吁保护铁瓮城、西津渡及京口港遗址，并建议设置三座遗址公园；他抨击新建的北固楼和云台阁是假古董……

在刚出版的《守望天下第一江山》里，已经75岁的他把这些“麻烦”公之于众，他希望地上的现代文明与地下的文化遗产能够平和地对话、握手共赢。

现代快报记者

倪宁宁文/摄

一本安静的书

一篇檄文背后的建言

和大多数学术书籍一样，《守望天下第一江山》封面素静、寡淡，没有刻意追求“卖相”。这本书的三分之二篇幅，结合镇江的考古实践，介绍了长埋于地下的历代名城遗迹，其中重点突出了古城、京江、南山三大文化宝库。这部分篇幅最大的特点是，每一处文物遗存都有文献和考古做支撑，图文并茂，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具。

这应该是一本安静的书，读者可以通过书中所呈现的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陶冶自己的性情。但是，这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书籍。

首先，这本书的《代序》是作者2014年3月写给时任镇江市委书记的信（节录），信中陈述了名城地下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以及面临破坏的严峻态势，并指出镇江与先进城市相比，最主要的差距是理念。

“人家将文化遗产当个宝，敬畏、热爱、重视。而我们有些人将文化遗产当烫手山芋，讨厌、轻侮、妄为。可是，我们要想一想，老城区的大开挖，虽然有了高楼大厦、地下商城，但随之地下文化宝库也被掏空了，这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文中建议将“古城”、“京江”、“南山”这三座文化宝库分别设为“古城保护区”、“京江风景区”及“南山风景区”，并在其上设立区级建制的“朱方区”予以统辖，从而在根本上改善古城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而书的正文第四章，专以《命运之虞》为题，揭示了自上世纪80年代初到目前为止的镇江城市考古，或者说文物保护的行进脉络。一个“虞”（忧虑）字，把刘建国的心情和盘托出。

“开篇领先”，说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发现花山湾古城到上世纪90年代成立古城考古所，镇江走在全国城市考古前列。在“矛盾深化”中，刘建国以铁瓮城保护为例，叙述了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矛盾的艰巨性，围绕着一条路与铁瓮城的关系，以刘建国为代表的文保人员与政府相关单位“缠斗”了20多年，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噩梦开始”中，刘建国对震动全国的“宋元粮仓事件”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这不仅是镇江文保之路的噩梦，而且是噩梦的开始。

在这部分篇幅中，刘建国的身份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考古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忧虑重重的文保工作者。

全书的最后一部分“附录”，集中展现了刘建国对镇江古城保护的思考和建言，主要内容有他牵头的市人大提案以及给市委市政府的建议、向市地名委员会的问责等等。

考古学者、文保专家、人大代表、镇江市民，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刘建国的多重身份。而这本书所呈现的也是一部“交响乐”：既有严谨的学问，又是一篇檄文，同时也是一份建言书。

考古学者：

考古找刘建国就对了

镇江人刘建国，1940年生人，今年75岁。虽然已过古稀之年，但是身体很是硬朗。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他领着记者跑了好几个考古点。在西津渡大码头渡口遗址，他第一个顺着几乎垂直的梯子进入三四米以下的“考古现场”。这可能是早年田野考古带给他的“健康福利”。“田野考古很辛苦，但是也能锻炼人。”他说。

1958年，18岁的刘建国高中毕业，一心想投身北大荒的农垦热潮，便放弃了高考。可是，由于有关方面的干预未能成行，后经介绍进了镇江博物馆，开始只是抱着权宜、临时的态度。在博物馆，他被分配到考古部门，适逢其时，省里在镇江派有文物工作队，队长是梁白泉先生（后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刘建国跟着梁先生学习考古，奔波在大跃进的建设工地上。但他没有想到这一干几乎就是一辈子（虽然中途他下放农村有14年）。1978年，他回到镇江博物馆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刘建国下定决心，一辈子就把考古这件事做好吧。

改革开放改变了考古的路径。在1984年之前，考古主要是做田野考古，而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在市区中山路拓宽工地上，从大市口到中山桥长达数百米、深4米的工程沟壁上，清晰地呈现出唐、宋、元、明、清的历代地层，同时发现了大量文物。按刘建国的话说，这一次让他

大开眼界，原来马路就是文化宝库。另外，在一处小区建设工地发现了花山湾古城遗迹。从这个时候开始，刘建国的考古生涯从田野转向了城市。

1991年，著名考古学家、南京大学教授蒋赞初来到镇江，与刘建国商谈并落实与镇江六朝及唐宋古城的考古合作。不久由南大历史系与镇江博物馆组建的联合考古队开始对铁瓮城进行考古勘探和试掘，并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初步确认了铁瓮城遗址的性质、范围和修筑年代。

1993年，在市人大的支持下，成立了镇江古城考古所，刘建国任所长。一直到他退休的八年中，镇江的城市考古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名列全国前茅。诚如当年国家考古研究所刘庆柱所长的评价：“镇江考古所的同志们在工作条件、自然环境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我国考古学界的学科导向上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推动了城市考古学的健康发展，丰富了其方法和理论。”

从人大代表到普通市民

“心里有话就要说出来”

由考古学家到文保专家，刘建国完成了一次身份转变，“其实考古、保护、利用是三位一体的，这种转变也是很自然的。”

其实，刘建国的文保身份，他的仗义执言，和他的一段经历有关。

从1993年到1998年，他被选为镇江市人大代表，并且是人大常委。“人大代表就是市民代表，就是把自己对现实的看法表达出来。”刘建国说，在这几年里，他提交的三份议案，都成为了镇江市的年度重要议案之一。1998年，届满以后，刘建国并没有闭上嘴巴，遇到事关公众利益的事情，他还会及时发声。有的时候，他是以古城考古所名誉所长的身份说话，更多的时候是以镇江市民的身份亮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2011年6月，一份名为《关于规划建设“京江风景名胜区”的建议》的信件，被送到了镇江市委市政府。该信建议，将金山、西津渡、北固山、焦山、滨江、江心六大景区，合并为京江风景名胜区；设立京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重视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要将铁瓮城、西津渡、京口港建成全国一流的遗址公园和文化景观。这份建议由刘建国牵头，一共有40位镇江当地的知识、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署名。

2014年3月，在给镇江市文物局局长周文娟的一封信中，刘建国建议即将展开的梦溪园二期工程的考古工作，一要全面勘探，二要选择重点考古发掘。“考古不是暗箱操作，而是要对公众负责，因此所有勘探、发掘资料应公开、透明，并欢迎讨论、监督。”

刘建国还通过媒体建议，以大西路为主体，建设一条十里文化长街。“在这条文化长街上，除了绵延不断的近代租借建筑、民国遗迹、百年名店外，沿线地下分布着古代八道城垣、十座城门，长街穿过镇江历史上所有古城。”

刘建国说这些建议大多没有得到反馈，但是，“心里有话，我就要说出来。”

[人物档案]

刘建国（1940年—），镇江市人，镇江博物馆研究员、镇江古城考古所所长、名誉所长。数十年间，致力于城市考古与名城文化遗产保护。曾在《考古学报》《东南文化》等学刊发表文章数十篇，另著有《古城三部曲》《名城地下的名城—镇江城市考古纪实》以及《守望天下第一江山—古城京江南山》等专著。

在镇江，那些对刘建国敬而远之的人，往往视他为一个“麻烦制造者”。“别人考古什么事都没有，他一参与，什么事都来了。”

22年的死磕

只是为了一个完整的铁瓮城

1993年，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城市总体规划。笔者在参加审议中发现大西路的东延规划路线要横穿铁瓮城，这将对古城造成严重的破坏。规划部门提出理由：“文物部门依据近两年考古成果，所划定的保护范围是城的北部。因此，规划的路线合理合法，除非考古能提供新的证据。”考古人必须做出回答。

1994年春，考古人发现了六朝至唐宋的城垣夯土，残高3到5米。铁瓮城南垣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古城遗迹保存的完整性。但是建设部门并未理会这一发现，依旧开始实施筑路工程。新建的道路从东西两侧分头向铁瓮城逼近。路临城下，形势严峻。

1995年春，笔者及十多位代表在人代会上联名提出《保护、规划、开发铁瓮城》的议案。镇江由此成立了由市人大、市政府领导以及文博、建设、规划等方面专家组成的“铁瓮城保护规划课题组”。课题组内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两年后，这一问题被暂时性地搁置起来。

其时，建设部门仍然在紧锣密鼓，准备按原方案筑路。此事传到当年铁瓮城考古队领队、南京大学蒋赞初教授那里，他认为事态紧急，随即联系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东南大学教授潘谷西、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许辉等六位知名专家学者，联名写信给镇江市领导，呼吁完整保护铁瓮城，绝不能让道路穿城而过，“否则将是对铁瓮城的毁灭性破坏。”

2000年，江苏省政府将铁瓮城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

2003年春，新任市委书记史和平提出“路要筑，城要保”。8月15日，专家咨询组会议上，大多数成员支持绕城筑路。通过三个月的考古勘探探明了铁瓮城南垣走向，并在城垣与门墩的交接处挖掘出一小型探方（3米×4米）。

11月，史和平在考古现场调研，做出指示：“依照考古确定的南垣走向线的外侧设计绕城道路；在铁瓮城城垣遗迹的外侧砌造仿古保护墙；对新发现城门遗迹要扩大考古，今后要实施保护性展示，建铁瓮城博物馆。”

2004年1-10月，铁瓮城南门遗址西南部分实施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不久，史和平调离镇江。

时间又过去了十年。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绕城而过的道路迄今未见动工，而全面揭示南门遗址的考古也未能继续。

（节选自《守望天下第一江山》）

[对话刘建国]

“宋元粮仓事件”

只是噩梦的开始

如果不是自报家门，很难想象刘建国已经75岁了。他的身子很硬朗，他的思想和观念也很“硬朗”。在接受采访时，他并不回避所谓的敏感问题，他宁愿再当一回“麻烦制造者”，也不愿乐呵呵地像同龄人那样颐养天年。他是一个固执的守望者，老而弥坚。他又是一个理想者，他守着他的地上地下的古城，只为一份责任，一份爱。

柒周刊：谈镇江的文保，不能不提到“宋元粮仓事件”，你在书中说，它是镇江的一个噩梦。

刘建国：它就像一颗震撼弹，将镇江人从梦中惊醒。事件发生后，在全国上下成为热议的话题，其矛头的焦点又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年，但这一事件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柒周刊：这件事过去好多年了，现在你怎么看待它的发生，谁该为此负责？

刘建国：我觉得事情不像当年媒体上说的那样简单。究其前因后果，造成此事的发生和演变有着多方面、深层次的复杂因素。围绕此事存在多重错误方，若是以时间顺序来看，大致有国家文物局、镇江市政府及规划部门、工程建设方、省市文物部门以及中央工作组等。其中，国家文物局早在2006年就将大运河列为国保单位，并且制定了保护规划，但是没有将宋元粮仓列入其中，未能起到预防、预警的作用；而镇江市政府和规划部门，明知道这个项目要深挖10米多建“地下城”，还让这个项目落户到古运河文化的“白金地带“，这就已经预判了该区域文化遗产的死刑；在“宋元粮仓事件”的后期，中央派驻了工作组。但给人的印象是雷声大，雨点小。对事件未能做深入地调查研究，也就难以总结出全面、深刻的教训，最后还是大事化小，敷衍了事。

柒周刊：你在书中说，镇江方面在文保上并没有就此真正吸取教训。

刘建国：是的。“宋元粮仓事件”之后，从表面上看镇江有关方面吸取了教训，重视了地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且好像再也没有听到破坏文化遗产的事件发生。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有不少人从“宋元粮仓事件”中总结了反面经验：视考古为建设的“绊脚石”，但又要做好“表面文章”。他们想方设法限制考古，就在建筑垃圾堆积如山的时候要求考古人员进场，提出时间限制、场地限制，最好考古做做样子、走过场。而在送走考古人员以后，连忙将工地砌上围墙，不让外人出入，关起门来大开挖。甚至，还有更恶劣者，无视《文物保护法》，瞒天过海，根本不履行法定考古程序，恣意妄为，破坏文化遗产。

柒周刊：这方面有没有典型的例子。

刘建国：最典型的如近期在北固山公园新建的北固楼。有关单位无视《文物保护法》，不履行法定考古程序，开工时将整个山封闭起来，在山顶上大肆开挖基坑，致使地下历代北固楼（多景楼）遗存毁于一旦。

柒周刊：这样说，新造的北固楼完全是一个假古董了。

刘建国：是啊。有时真让人想不通，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如果换一种做法不就是功莫大焉？若是在开工前，通过认真考古发掘，揭示出历代叠压的北固楼遗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造一个仿古的保护楼，楼上用来陈列发掘出的文物，楼下参观真的考古遗迹。本来完全能够办成的好事，却变成破坏文化遗产的恶行。这些人藐视法规，亵渎文物，恣意妄为，无法无天，必须将他们的劣迹钉上耻辱柱。

柒周刊：城市建设和文保始终是一对矛盾，该怎么解决呢？

刘建国：首先官员们的观念要改变，别总是把GDP当政绩，对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它的文化传承比经济效益更重要，历史文化是城市的根。

柒周刊：听说最近铁瓮城正在请专业机构制定保护规划，你认为难点在哪里？

刘建国：现在难点还是与拟修道路的矛盾，原来规划的道路绕道时为了减小弯度，就要挖掉与城连体的六朝万岁楼遗址及其坐落的月华山。其实，如果将这条路的性质定为观光道、慢行道，矛盾就能够解决了。

柒周刊：从长远来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解决镇江文保的难题？

刘建国：这是战略上的大事，还是要向苏州学习，设立以保护文化遗产为首要任务的行政区，将古城“松绑“，方能从根本上破题、创新。

柒周刊：你在镇江有被敬而远之的感觉，你怎么看待文保遭遇的这种困局？

刘建国：对一件事情来说，做就有可能改变，不做就没有改变的希望。而不久前，新华社发表了习近平同志关心、保护文化遗产的长篇报道，我相信我们国家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会像环境生态保护一样，逐步得到重视和落实。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思想的转变，大家“要像爱惜眼睛一样保护文化遗产”，古城保护一定会有希望！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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