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宣言》打破文物追索的国际壁垒

2014-09-23 13:47:21 来源：光明网已浏览次

近日，“第四届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专家会议”在甘肃闭幕。会议期间，百余位来自联合国相关机构的代表与15个国家政府相关机构负责人和学者齐聚一堂，聚焦“被盗出境的考古类文物的保护与返还”，并研讨通过了《关于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以下简称《敦煌宣言》）。同时，这也是中国首次主导制定文物返还领域国际性规则。当前我国文物追索的现状怎样？此次《敦煌宣言》的出台，又将为长期饱受文物流失之困的中国带来怎样的生机？对此，光明网记者采访到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同时也是该宣言的起草人之一霍政欣教授，请他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为我们对《敦煌宣言》进行详细解读。以下为文字实录。

基于政府层面的外交途径是文物追索中的最重要一环

当前国际通用的文物追索主要外交、司法和民间三种途径，它们所扮演的角色各有特点。从外交途径来看，它主要存在于两国政府之间，是一种政府层面的返还形式。以中国和美国为例，两国都是《1970年公约》缔约国之一，并缔结了双边协议。基于这一关系，若美国政府发现有中国的被盗文物流入美国，违反了两国共同缔结的国际公约和双边协议，这时就需要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将被盗文物返还中国。司法途径适用情况主要是我国文物流入国外，但当前文物的持有人却非国家政府，而是在私人手中，或归属一些私立性质的博物馆所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向所在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实现对流失文物的追索。

而民间途径则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在爱国情怀和保护文物意识的感召下，一些有识之士会将收集到的流失文物无偿捐赠给国家，或通过购买等手段，促使文物回归祖国。另一方面则主要表现为，来自民间的舆论声援，可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强大助推力，对于政府追索流失海外的文物起到道义上的支持作用。

在追索流失文物的过程中，这三种途径的作用各有千秋，缺一不可。其中，外交途径基于高层政府往来，当之无愧居于最重中之重的地位，而司法途径的重要性也同样不可或缺。这是因为，我国流入外国的文物，既有可能被政府所扣押，也有可能落入私人之手。相较之下，民间途径作为对这二者的补充，虽然也可发挥一定辅助作用，但它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同样不可否认。这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中国法律规定，我国文物属于国有，因此，只有国家才可以通过外交、司法途径提出追索文物的主张。而民间并非文物所有人，所以若作为主体提起追索请求，可能在性质上并不十分恰当。其次，中国当事方参与国际拍卖，可能导致国际流失文物的价格被推高，短短几年内飙升数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无疑会给我国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也会在客观上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现象，释放一种信号，即中国对流失海外文物的合法性予以确认。

由于这些负面效果日益凸显，近几年来，对于爱国人士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或参与竞拍国际流失文物的行为，政府开始调整过去采取的支持态度，转变为更鼓励民间在道义、舆论上对追索文物采取积极措施，当涉及具体问题、实际效果时，最终仍需依靠政府层面加以解决。

内外因交困，中国文物追索阻碍重重

长期以来，作为饱受文物流失之困的国家，我国在追索流失文物方面始终不遗余力，然而受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当前追索现状依旧阻碍重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现存国际公约的缺陷依然比较明显。例如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1970年公约。事实上，如今这一公约已拥有127个成员国，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该公约对于文物追索设置的条件却过于苛刻，因而适用范围较为有限，无法在更广泛的层面发挥积极意义。而另一项公约则是由罗马统一司法协会于1995年制定的公约，相比于1970年公约，由于该公约从原则上支持对被盗文物的返还，因而对文物流出国更为有利。但令人惋惜的是，截至今日，该公约的成员国数目也仅有35个，且绝大多数成员国为类似中国、希腊这样的文物流出国，而英、美、法等文物流入国，则均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拒绝加入公约。这就致使该公约虽然具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构想，但最终成为被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除此之外，国际公约中存在的一项基本原则，“公约无溯及力”，也成为我国文物追索道路上的又一屏障。它的解释是，这些国际公约均不适用于历史上我国被盗或被劫掠文物的返还。综合这两点，我们认为现行国际公约仍存在着制约文物追索的有限性。

其二，中国流失文物跨越历史长久，涉猎数量庞大，涵盖情况也纷繁复杂，而我国目前却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对中国文物具体流失情况、以及当前它所处的情况和状态做出权威统计。如果我们对究竟哪些文物流出、又现存于何地何处都无从知晓，那么追索这些文物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其三，我国目前在文物追索领域的理论研究及人才队伍依然较为薄弱，这也导致政府在追索文物的过程中，缺少后方专业的理论支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

《敦煌宣言》凭借三大亮点打破以往文物追索的苛刻要件

此次《敦煌宣言》之所以备受瞩目，主要原因是它具备“三大亮点”，力图打破以往国际公约对文物追索的重重壁垒，探求更趋于科学合理的文物追索原则。

第一，此次《敦煌宣言》宽泛地解释“文物清册”这一术语，希望借此突破现有国际公约对追索文物设置的苛刻要件。现行的国际公约，尤其是1970年由世界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国际公约，对于文物原属国追索文物设置了较高的门槛、较严苛的条件，集中表现在其中的一条规定，即我国若要追索一件原本属于我国的文物，则必须保证该文物已经列入我国的文物清册，只有满足这一条件，对此文物的追索方可进行。

之所以这一规定会对追索文物构成极大障碍，究其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流失的文物绝大多数属埋藏于地下的考古类文物，而非陈列博物馆的馆藏类文物。由于地下考古类文物大多地处偏远，处于有待发掘甚至尚未发现的状态，根本不可能被收录进文物清册当中。而保藏于博物馆中的文物，又凭借严谨的安保和缜密的看护，遗失被盗的现象鲜少发生。也就是说，占据当前我国遗失文物中大部分的考古类文物，却因无法满足国际公约对考古类文物所设置的，必须纳入考古清册的要件，在被追索的环节中面临极为不利的法律障碍。因此，此次《敦煌宣言》呼吁各国通过分类法，借助一些客观的考古类参考标准对“文物清册”进行宽泛解读，从而扩大国际公约的适用范围。这样一来，我国今后便可实现对某一类文物，如秦时期文物，所具备的共性和特有属性进行类别化描述，进而纳入文物清册。一旦某一国家出现的被盗文物，完全符合我国对此类文物的描述，则可主张此类文物已存在于我国文物清册之中，要求该国依据国际条约予以返还。

第二，《敦煌宣言》鼓励各国采纳文物专家及科学鉴定报告，支持文物原属国的追索请求。我国当前在追索文物，尤其是考古类文物的过程中，对许多文物失窃的细节并不清楚。比方说，如果在国际市场上发现一件文物，根据文物考古相关知识，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断定，它便出自我国的某一时代、某个地区，但关于它何时失窃、以何种方式流失海外等信息却无从知晓，而各国民事诉讼法又存在一项基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而这也就为我国追索该文物构成证据上的障碍。而《敦煌宣言》的突破之处就在于，即便原属国无法掌握考古类文物被盗或流失的直接证据，但如果权威专家可以出具相关文件，证明某一文物只有在中国某地才可能出土，则鼓励各国法院将此类权威专家报告或科学鉴定报告采纳为证据，从而支持文物原属国的追索请求，突破各国民事诉讼法设置的举证障碍。

第三，对于具有突出历史、考古或文化价值的文物，《敦煌宣言》还提出，即使超过文物返还的诉讼时效，各国也应当对文物原属国的追索请求予以支持。要理解这项内容，首先需要知晓，当前在实践中，中国流失文物的追索工作还面临一项法律障碍，即各国法律中普遍存在的诉讼时效制度。尽管诉讼时效的具体年限各国规定不尽相同，但总之时间不会很长。这就造成一些情况下，我们分明可以认定某些文物是中国的被盗文物，并且能够提出确凿直接的证据，证明它们于何时何地被盗，以及如何出境，然而我们提出的请求却超过了所在国规定的诉讼时效，那么，即便文物贸易国同样也认定文物源自中国，但仍会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拒绝我们的追索请求。而此次《敦煌宣言》则创造性地提出倡议，针对一些举足轻重的、于文物流出国而言意义非凡的珍贵文物，各文物流失的目的国能够突破其国内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以支持对此类文物的追索请求。

《敦煌宣言》有利于“一体两翼”的文物追索与保护

文物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对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而言，中国何以被称之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如何产生和崛起，璀璨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在历史的沉淀和淬炼后大放异彩，华夏儿女的民族身份又是如何在千锤百炼中寻求发展之路，这些最终都将取决于对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在跳动历史脉搏、镌刻文明印记的宝贵文物中找到答案。特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民族，由于我国近代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屈辱史和不屈不饶的抗争历程，大量珍贵的文物惨遭洗劫，因此时至今日，当我国已然摆脱了曾经的压迫和屈辱，向世界诠释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强国的崭新形象时，那些曾经被劫掠文物的命运，就更牵动着饱经风雨的中国人深厚的归属意识和民族情怀。我想，文物对一个民族而言，是认知自己历史的一种符号，更是支撑这个民族自立于当代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全人类来看，文物则是认识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一笔重要物质财富，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拉克所言，“文物是一面巨镜，以之为鉴，人类方可窥见自身之堂奥。”因此可以说，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而言，文物都在回溯历史轨迹，把握当前脉络，同时展望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次《敦煌宣言》的出台，对中国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中国首次主导该领域国际文件的制定，势必会对中国未来追索文物提供强有力的法令及舆论支持。而在文物传承方面，文物追索和文物保护的关系可以用“一体两翼”来形容。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所有流失的文物均可如数追回，必将有效遏制文物盗窃者的嚣张气焰，文物犯罪的冲动也会大大减少。所以，《敦煌宣言》的出台，在直接造福于文物追索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对文物保护产生积极影响，最终，会对中国普通民众了解历史、认知文化、营造自觉保护文化的思想风气、提升全民族的文物保护意识产生重要的推进作用。

责任编辑：小明

扫描此二维码，分享到微信

中国文物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中国文物网”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中国文物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中国文物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中国文物网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信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后30日内联系邮箱：chief_editor@wenwuchina.com

关闭

《敦煌宣言》打破文物追索的国际壁垒

月度排行

新闻速递

专题视点MORE

原创推荐MORE

精彩图片MORE

精彩视频MORE

论站新帖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