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申遗：文化观念的现代嬗变

      带着有关大运河申遗的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江苏历史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曾任明孝陵申报世界遗产专家组组长的贺云翱。

　　带着有关大运河申遗的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江苏历史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曾任明孝陵申报世界遗产专家组组长的贺云翱。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运河与长城齐名，但其申遗步伐却晚了20多年，这是为什么？

　　贺云翱：人们在评判历史时，往往首先承认那些已经“死亡的”物质形态，即文物。古代的长城作为一道军事防御线，今天已失去原有的功能，成为“死亡的”历史创造，而大运河仍然“活着”，发挥着其原有的部分功能。随着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的深入，传统的文化观念逐步发生改变，人们发现今天仍然在使用的活态历史创造也是一种文化遗产。现有的文化遗产理念认为，过去的创造不是现代化的包袱或者障碍，而是积极参与现代化甚至有着非凡价值的文化成就。

　　大运河申遗张扬了开放、共享的价值。东西走向的长城和南北走向的大运河构成了两个反差巨大的文化遗产类型，前者是防御的、静止的，后者是开放的、流动的。与走向封闭与隔离的长城不同，大运河把多种地域文明形态串联起来，增强了文明的流动性和文化的共享性。它发挥的作用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纽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推进人类发展的是流动开放的文明形态，固守防御的创造只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起作用。

　　大运河申遗改变了我们对古代文化的审美观念。以往的遗产申报重视宫殿、都城、帝陵等所谓精英层面的文化形态，而忽视了那些由普通人创造、供普通人使用、服务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遗产形态。虽说大运河的出现跟隋炀帝的个人意志紧密相关，但它主要是地方政府和普通劳动人民建造起来的，是用于生活而非为特定政治行为服务的水利和交通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运河申遗之路遇到哪些困难？

　　贺云翱：大运河申遗涉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八个省市，覆盖点多，这使得申遗工作成为一项巨大的协调工程。为全面协调各方力量，调动大运河申遗工作积极性，国家文物局多次召开沿大运河城市会议和相关负责人会议，在江苏扬州成立了申遗办公室。

　　此外，大运河的长远保护之路更为漫长。大运河沿岸有着多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形态，既有城镇、乡村、集市和码头，也有商业、工业、交通和水利设施。可以说，大运河在文化遗产形态上的整合性、复杂性和利益的多边凝聚性，把历史与现在乃至未来有机结合起来的交融性，超越了我国其他所有的文化遗产类型。大运河的保护与发展必然涉及运河两岸的土地使用和环境保护等问题，牵涉到水利、交通和文化等诸多部门，更与沿岸地区的人民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体系这种历史创造的认知度息息相关。

　　如果我们能够以申遗为机遇，推动大运河沿岸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让大运河每一个段落、沿岸每一处建筑物甚至是每一棵树木都展现出文化的风采和尊严，那么无论申遗的结果如何，这个过程本身都是成功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运河的修复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山东以北河段再次复航的计划已经提上日程，您对此如何看待？

　　贺云翱：大运河是一个活态的遗产，是一个活着的生命机体，我们应该允许在对其保护的前提下进行修复。据我所知，很多工程主要是出于安全起见而修复两岸的舶岸和码头，并且在修复的时候，尊重它原有的结构、机理和材料。

　　重新开掘山东以北的大运河河段，恢复通航，这是大运河的复兴，是值得赞赏的。因为南北大运河本来就是连通的，后来因为公路、铁路和航空等现代交通方式的兴起，传统运河的使用价值渐渐衰退，造成北河段的废弃。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发现水运其实是一种环保且成本低廉的交通方式，而且大运河的复兴对于北方在用水、排水、绿化和生态方面的价值也逐渐凸显。所以，我们复兴大运河，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复活，也是对古代创造的古典价值的重新认识与利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肩负保护大运河文化价值的责任，如航线的选择及运河的形态，都要尽量尊重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