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考古湘军"现状：如何留下可以触摸的历史

9日，长沙东牌楼工地上，几台挖掘机正在施工。前景是一张2011年上半年文物部门在此处进行现场布方，为发掘工作做准备的照片。图/记者邵骁歆

长沙东牌楼工地上的诸多遗迹，然而当记者重返现场的时候，这一切都消逝了，文物移走、遗址填平，只有手中曾经的照片可以显示出这段历史记忆。图/记者邵骁歆

这块看似普普通通工地，埋着一段尘封的历史。手中的照片是挖掘初期发现的南护城河遗址。图/记者邵骁歆

城市记忆

考古是再现历史的最佳方式。就这一点而言，长沙是幸运的。不是每一座城市都可以2200多年不改城市中心，五一广场做到了，长沙做到了。通过考古发掘，长沙历史的痕迹不断地被发现、展示——北津城遗址、走马楼西汉简牍、风蓬岭汉墓、坡子街宋代排水设施等等，一次次考古发掘的过程，便是对古长沙生活场景的一幕幕再现。

对于考古带来的惊喜，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信手拈来：完全由青花瓷碗堆砌而成的墓葬，做工精细、造型独特的古城墙，规模宏大、功能完备的古遗址……还有东牌楼。长沙东牌楼工地上的诸多遗迹，为长沙市民带来无尽的历史画面：数百古井、宋代街巷、明藩王宫殿、护城河……市民发现，就在长沙城市中心埋藏的祖先的生活痕迹，是那么真实，那么丰富。然而当本报记者昨日重返现场的时候，这一切都消逝了，文物移走、遗址填平，只有记者手中曾经的照片可以显示出这段历史记忆。在考古遗迹不断消亡间，我们却正在与历史作别。在长沙可以触摸的历史或许越来越少，将来或许只能在文字与想象之间，迷茫地向历史接近。我们怎么留住这座城市的记忆?本报记者徐海瑞 长沙报道

求解之道

考古遗产文化园，一个无奈的选择

将不能原址保留的考古遗迹迁移至园区集中保护、免费展示

无湘不成军，湖南“考古湘军”的名号在全国依然响亮，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省考古所”)完成的考古项目中，九个项目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称号。然而，在考古工作取得卓著成就的同时，考古遗迹与遗物的保护，却不尽如人意。省考古所所长郭伟民表示：“城区内发现的遗迹，基本上损毁殆尽。”

如何在推进城市建设的同时，留下更多的考古遗迹?郭伟民坦言，在目前的形势下，让建设为文保让路的可能性很小。为此，他提出建设“湖南考古遗产文化园”的设想，将无奈不能原址保留的重要考古遗迹整体迁移至园区集中保护和展示，并免费向公众开放。园区初步拟定在芙蓉南路暮云镇选址。

现状：多数遗迹消失且无法再生

每年年初，省考古所都会组织省内专家举办年度考古工作会议，盘点上一年度的考古发现。

今年1月8日，新一期会议如期举行。在这次会议上，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黄朴华作了《2011年长沙东牌楼工地考古汇报》，其展示的发掘过程以及出土的战国至明清时期大批古井、建筑基址、城址等古代遗迹和文物，与会专家无不为之赞叹。不过，就在考古发掘工作基本结束之后，工地上的考古作业面便被挖机完全销毁，其中包括极具价值的明代城址等遗迹。

在郭伟民看来，考古遗迹的损毁正在呈加速态势，这也是湖南考古最大的遗憾。“考古遗产是直接通过考古工作产生的，包括遗物和遗迹。特别是遗迹，遗迹本体比遗迹内的遗物更加重要，就像房子比房子内的家具重要一样。”郭伟民告诉记者，在现行的考古工作中，无论是抢救性考古还是主动性考古，遗迹大都无法现场保护下来，最终消失而无法再生。

“比方说我们曾经发现一座完全由青花瓷碗搭建的墓葬，非常精美，但为了给重点工程建设让路，只好把墓葬拆掉，非常可惜。”郭伟民说，伴随着大量的工程建设，有不少位于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的文化遗产为经济建设让路，许多重要的文物都因工程动土而消失。

设想：整体搬迁入园，免费开放展示

如何保护文物、为人类留下更多的历史遗迹，已经成为众多专家关注的话题。

郭伟民提出建设“湖南考古遗产文化园”的设想，可将工程建设中涉及、但建设项目又无法避让的典型文化遗产搬迁至园内保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那些即将和马上要消失的文物集中起来，放入园内异地保护，毕竟比文字、视频保留或拆除了事要好很多。”

目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经形成《湖南考古遗产文化园初步方案》，将该园的基本功能分为考古遗产展示、公众考古推广、科技考古与科技保护、办公与研究、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安全保卫、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共计划用地155亩，按照“一楼、一馆、一园”的思路总体规划、分期建设。

按照规划，“一楼”包含办公综合楼、后勤楼、科研楼等5栋建筑，“一馆”为考古标本专题馆，用来保存和展示考古出土的各种文物，比如一座古代墓葬和所有的随葬品、墓葬的填土;一座灰坑内的所有堆积物等。“一园”包括民居、古道、古城墙、凉亭、宗祠、桥梁、窑址、墓葬、重要建筑基址、城墙的墙体、独木舟、沉船等。

亮点：重点展示文物“环境”

郭伟民表示，湖南考古遗产文化园的所有文物均为通过考古手段获得，且入园的大量文物就是文物所在的“环境”。如出土随葬品的砖室墓、出土瓷器的窑址、古代稻田的牛蹄印、古代房内的火塘等、古代驿道上的凉亭。甚至可以将文物和文物所在的相关环境一起打包入藏，如将一个古代的灶以及灶上面的陶罐一起展示。

“博物馆主要强调文物个体、强调单件遗物。考古遗产文化园与一般性博物馆相比的主要特色在于：实景、参与。”郭伟民解释说，实景是指考古遗产文化园更多展示的是文物所依托的载体;参与是指考古遗产文化园更多强调公众的参与。如公众通过参与模拟考古工作了解认定和获得文物的过程;如公众站到重建的凉亭里去实际感受历史的气息，所以考古遗产文化园和博物馆都是以文物为基础，只是展示和吸引公众的重点不一样。它们是各有特色、互相无法替代的。

[考古湘军]

湖南99.9%的历史由考古构建

按照人类诞生距今300万年算起，湖南99.9%的历史是由考古来构建的。在湖南考古与历史学界，上述论断已成共识。考古为人们再现了上万年前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湖南考古就是不同时代湖南人文风情的一次次再现的过程。”郭伟民这样说。

他介绍，作为长江流域最具实力的“考古湘军”，省考古所的考古项目先后九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称号，获项总数居长江流域各省之首。玉蟾岩洞穴遗址和澧县城头山遗址还获得“中国二十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殊荣。

专业发声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那些即将和马上要消失的文物集中起来，放入园内异地保护，毕竟比文字、视频保留或拆除了事要好很多。

——省考古所所长郭伟民

“城市的发展，考古的无奈”

作为湖南考古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多年的考古工作中，郭伟民不断在新发现中获得惊喜，而与之相伴的，还有众多遗迹损毁带来的遗憾。在他看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本报：在你看来，各种工程建设、城市开发与文物保护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郭伟民：一个事实是，我们国家正处在城镇化的过程之中，每天都有大量重点工程开工。在湖南，高速公路、城市基础设施等项目也很多，我们的很多考古发掘都是为了配合这些项目进行的。

2010年7到9月，省考古所组织株洲市、县文物部门对醴茶高速公路沿线文物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清理一批汉晋、宋代墓葬和一处宋代窑址。其中燕子岭窑址考古成果极为丰富，窑址不仅保存完好，还出土了大量瓷器。但就是这样一个难得的古窑址，最终还是为了配合公路建设毁掉了。

所以，工程建设、城市开发与文物保护的确是一对矛盾体，有时候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我们的考古工作有时很无奈。

本报：有人说，强调保护文物其实是“看堆守破烂”，而保护维修古迹、古建筑、历史街道，往往需要注入可观的资金，在一段时间内，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与多年来盛行的“经营城市”理念相悖，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郭伟民：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地方政府的父母官，特别是一把手和主管领导对文物价值的认识不到位，认识不到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就会造成千城一面，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长沙是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可以统计一下，自从1982年定名后，长沙原来的文化内涵还剩下了多少?很多时候，文物保护不得不为建设工程让路，但是有些时候，文物保护和建设工程的矛盾也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开发商做一个小区开发，这里有一个保护单位，应该能够保护下来，给开发商利用，作为活动室、展览室等等，有效利用起来，还可以在高楼林立的小区，形成一道风景，不是很好吗?其实很多地方都靠文物来使产品升值的，比如南京，有的项目在城墙边上，开发商宁愿出钱修城墙，来提升自己的房产价位，让文物保护和城市开发之间形成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

本报：湖南考古遗产文化园提出遗迹整体搬迁、集中展示的理念，这会不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异地保护”，使文物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郭伟民：我愿意将考古遗产文化园看作湖湘文化基因库，它将浓缩湖南数十万年的历史，为湖南保留一批可以触摸的历史，是一部用考古实物材料来说话的湖南通史，也将用实物材料回答湖南在中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湖南考古遗产文化园可将工程建设中涉及、但建设项目又无法避让的典型文化遗产搬迁至园内保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那些即将和马上要消失的文物集中起来，放入园内异地重建，毕竟比仅仅摄像或拆除了事要好很多。考古遗迹的异地重建在国内外均有成功事例，被实践证明是保护和保存文物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具有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规划、勘察设计、施工的全资质，有责任和能力完成类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