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五千年》

      随着书法文化、书法批评等相关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书法史写作理当建立新方法、新思维，逐步取得突破。何学森先生的《书法五千年》显示了突破意识，表现出一种“大书法史”观。

      《书法五千年》勾画了中国书法发展脉络，分析了现象背后的原因。在具体问题的阐释上，秉承了“先因后创”的原则，冷静而稳健地概括书法史的关键问题以及基本结论或者基本主张，没有哗众取宠的“颠覆”。而在“结体”的定义、各种字体的典型特征等问题上，作者作出了必要的、严谨而富有意义的拓展或者开创。《书法五千年》每一部分首先进行纲领性的概括，然后作出丰满的铺展，纲举目张。秦至唐代一千二百年的大量作品尤其诠释得透彻、全面，这种培本浚源的铺垫积聚了“势能”，使后面的内容如风行水泻，无需过多笔墨就能使读者清晰解领其因果本末。划分发展段落是书法史最为重要的问题，该书利用夏商周系年研究的最新成果将各阶段尽可能地科学量化，而且，与既有的著述相比，对唐、宋、明、清书法史的分期更为细致准确。

      何学森《书法五千年》具备了一部书法史所必需的基本元素，而最为可贵之处在于，它力图呈现文化、思想、学术史背景下的、生动立体的书法史，表现出作者的一种“大书法史”意识。

      “大文学史”、“大历史”这样的理念，在谢无量、黄仁宇等学者的著述中已经有所尝试。《书法五千年》作者认为，“五千年文明是中国书法的内涵”，“中国书法的表现对象、发抒方式、追求境界、鉴赏视角、诠释思路，乃至传承与新创的精神本质，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第4页）。这样，该书不仅涉及了驻马观碑、雁塔题名、家鸡野鹜，而且还多有旁及，比如简帛制度造成的“学富五车”“韦编三绝”“贫不及素”。它不仅探讨“书画同源”，而且揭示“道法自然”的思想渊源，解析“天雨粟，鬼夜哭”和“绝地天通”反映的文化心态。在尺牍书法问题上，除了根据书法的标准进行分类，也利用尺牍制度的标准，这样，阡陌纵横，格局俨然，为读者破除了纷乱感。《书法五千年》凸现书法家的主体作用，不是简单罗列履迹，而是写照性灵，它分析了杨凝式书法作品背后的道家思想根源，介绍米芾、薛绍彭贪恋书画文玩到了吝啬绝情的地步，解读徐渭书法时，以其谋略、戏剧、绘画等方面的成就为参照背景，读者可以由此设身处地、感同身受。该书尤其重视书法家的社会舞台，将政治军事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书法的穿插，不仅展示了“历史造就的书法”，而且努力呈现“书法贯穿的历史”。《书法五千年》重视文化地理，与书法名迹密切相关的三畤原、褒斜道、邹山、缑山、兰渚山、北邙山，书中描述了其地势地貌，使人如临其境，而且可以按图索骥，前去凭吊与怀想。除了主脉，书中还有《唐代书画鉴藏》、《宋代笔纸墨》这样的章节。正是这样，《书法五千年》把文房用具发展史、书法鉴藏史、理论批评史、中国艺术发展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当作与书法史关系十分密切的部分，当作深入研究书法史所必不可少的步骤、环节和途径，充分注意每个时代的文化思潮、艺术思潮与书法创作的依存关系，将各个相关方面打通融合，“展示华夏民族五千年的风雨”、“呈现中国文化五千年的脉络”（第8页）。

      《书法五千年》强调书法的文化地位，比如书中介绍说，冀隽曾经凭书法造诣帮助北周太祖宇文泰建立奇功，后来为宇文毓（北周明帝）、宇文震教授书法，冀隽提出，不必按照当时常俗拜师，改为释奠仓颉、孔子。对冀隽大书特书，或许寄托了作者的某种书法理想。该书重视书法的文化作用，它由书法的简单表现形式，说明中国文化“化繁为简、以简驭繁”的典型特征，这显然试图利用书法来解决中国文化研究的某些难题。

      中国书法有着突出的文化属性，书法史的关键问题几乎无一不涉及到广泛的文化问题，离开了文化视角就无法深入，这正是《书法五千年》重要的学术立意。当然，书中也难免还有粗糙之处，而筚路蓝缕，不可苛求，大辂椎轮，其功不泯。总体来说，作者以流畅的运笔，避免了庞杂与晦涩，以独特的视角，深入浅出，凭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驭繁整杂，归纳综合，高屋建瓴地构建这部“大书法史”，对于今后的书法史著一定有所启发。

      （何学森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定价9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