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上、下册）

2014-10-11 16:32:19 来源：国家博物馆已浏览次

简介：

本书是一部反映洛阳地区铜镜发现与研究的工具书，内容分为绪论、上编、下编及附录等四个部分。绪论包括两篇综述性研究论文；上编著录自战国至宋金元明时期的铜镜300面；下编对近60年来洛阳铜镜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记述；附录为主要参考文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有关铜镜资料。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史等学科的研究者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序

凡例

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述论

洛阳铜镜发展演变略论

上编洛阳出土铜镜图录

一、战国铜镜

二、两汉铜镜

三、魏晋北朝铜镜

四、隋唐五代铜镜

五、宋金元明铜镜

下编洛阳出土铜镜资料长编

一、战国铜镜

二、两汉铜镜

三、魏晋北朝铜镜

四、隋唐五代铜镜

五、宋金元明铜镜

附录一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二《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有关铜镜资料

后记

序

在我们研究中国古代铜镜伊始，给予最大启迪的当属1959年出版的《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该书整理了225座汉墓中出土的118面铜镜，向读者展示了如何利用考古出土铜镜资料进行类型划分与年代分期、如何将铜镜置于埋藏它的载体—墓葬及其随葬品的体系中加以研究的范式。

洛阳铜镜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时代跨度长。尤其是战国、两汉、隋唐、宋代出土铜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毫无疑义，这里是展示和研究中国古代铜镜最重要的地区之一。1949年以来，除了相关的发掘报告或简报涉及铜镜外，还结集出版了《洛阳出土古镜》（两汉部分）和《洛阳出土铜镜》两本铜镜图录和研究洛阳铜镜的一些论文。

20世纪50至60年代《陕西省出土铜镜》等相继出版，为学者们了解、认识、研究中国古代铜镜做出了重要贡献，也确立了铜镜出版的特定形式，此后全国各地也纷纷出版了类似著作。伴随着考古出土资料的增多和铜镜研究水平的提升，读者对出版物内容与形式的要求越来越高，据我得到的反馈信息，他们特别关注材料的科学性、形式的多样化、铜镜形象的可视性，尤其是著作的创新性。坦率地说，用这些要求审视其中一些著作，不仅没有进步，甚至于是退步。将单位收藏的铜镜略加整理，抽出若干面，照张照片，写个千篇一律式的说明，铜镜“专著”就完成了。书出来固然是好，至少将藏于库房的文物介绍出来，让读者知道此地出土或馆藏的部分铜镜。但著作的质量、出版后的影响或读者的反应却很少考虑。近几年来，一些装帧豪华、藏镜精美的民间藏镜著作陆续问世，无形中使我们文博考古单位出版铜镜著作有了相当大的压力。以考古出土资料为主体的铜镜著作，其优势究竟体现在哪里？无疑成为亟待解决、不可回避的问题。

这么多年，我一直呼吁文博考古界的同仁们，重视铜镜著作出版工作，绝不能使出版图录式的铜镜著作成为体现科研成果的唯一方式。也曾多次推荐《南阳出土铜镜》、《长安汉镜》等著作，其目的是希望铜镜著作、铜镜研究多样化、深入化。最近，看到了霍宏伟、史家珍主编的《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书稿，深切感到此书在学术境界、学术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明显的变化。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实现梦想，所谓实现梦想其实是一种进步、一种超越、一种动力。那么，该书的进步、超越、动力以及给予我们的启迪究竟是些什么呢？

一、内容和架构上的突破

前年夏天，本书主编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霍宏伟博士向我谈到拟出版有关洛阳铜镜研究的著作，这部著作的编写他们已进行了多年。我首先指出，洛阳此前已有两本铜镜著作问世，再编纂此类著作难度不小。我深知在洛阳研究铜镜，出版铜镜著作，没有开阔的视野，没有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很难突破的。为此，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史家珍研究员、霍宏伟等同仁推迟著作出版时间，对本书的体例、内容进行了多次研究、探讨，取得了共识：书中除了增加新出土的铜镜资料外，必须强调高质量和创新力，重视研究理论、概念和方法的创新，重视出土资料的科学性和运用手段，减少不具代表性或特殊性、品相欠佳的传世品，尽可能地收录出土品，特别是墓葬出土的铜镜，从而使一部学术性强、资料丰富、形式新颖的著作展现在读者面前。

不难看出，作者们集思广益，严格要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书分为绪论、上编、下编及附录等四个部分，绪论包括《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述论》、《洛阳铜镜发展演变略论》两篇综述性论文，上编为《洛阳出土铜镜图录》，下编为《洛阳出土铜镜资料长编》，附录包括主要参考文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有关铜镜资料。这种架构不再拘泥于固有的经典模式，全局与局部巧妙结合，重点与一般互为照顾，形象展示与文字描述编织出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是洛阳铜镜研究质的变化，更为中国古代铜镜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

二、对洛阳出土铜镜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总结

当前，中国古代铜镜的研究呈现积极发展的态势，在镜鉴学科建设、出土与传世铜镜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成果等方面，都取得良好的进展。据我所知，包括此书在内，共有四部书稿已交付出版社，其中两本是文博考古专业人员的著作，两本为民间藏镜家的作品。当然，一定会有我尚不知晓的不同层面、不同题材的论文和著作或已发表，或在撰写之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表明铜镜研究在学界的学术地位日渐凸显，各方面都在重视铜镜及其研究工作。

应该指出的是，铜镜研究成果虽由少至多，学科建设由弱渐强，但文博考古学界的铜镜研究工作仍相对滞后于考古发掘的成果。全国各地究竟发掘出土了多少铜镜？目前是没有办法予以回答的，数量肯定不少。如《六安出土铜镜》（2008年出版）说，在清理发掘的数百座楚墓中，据不完全统计共出土铜镜100余面，六安地区“截止到目前，全区共出土两汉时期铜镜1080面”。《鉴耀齐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铜镜研究》（2009年出版）提到“根据初步统计，山东出土战国和两汉时期铜镜2000面左右”。《南阳出土铜镜》（2010年出版）仅对部分区域内发掘的4000余座墓葬中的铜镜进行研究，就有500面之多。本书也提到：“据专家估计，20世纪50年代迄今，仅洛阳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铜镜就有2000余面”。数量如此之多的铜镜，如何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在我看来，目前关键的问题还是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去年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资料集成与学术创新》，强调了资料的形态和使用方式影响着研究的结果。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出土铜镜，揭示其应有的学术价值。

令人欣喜的是，本书绪论中的《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述论》和下编《洛阳出土铜镜资料长编》，从不同角度对洛阳铜镜的发现史、研究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在洛阳铜镜资料的收集、整合方面尤为突出。资料涉及地域广泛，丰富翔实，出土资料为主，兼及传世精品。《洛阳出土铜镜资料长编》形式新颖，以词条的形式进行记述，随文注出资料来源，提纲挈领，一目了然。绪论、附录部分收录20世纪20至30年代洛阳金村被盗战国墓葬出土和《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记述的有关铜镜资料，可谓别具一格，于是一幅洛阳铜镜资料的全貌清晰地映入读者眼帘。此书作者能以新的思维和新的方式有效利用出土和传世铜镜资料，显示出他们具备开展研究的综合能力和水平。

三、突出学术性是形成本书特色的基础

一本著作要确立其学术地位，离不开内容策划、思考水平和创新能力。阅读本书最强烈的感受是其学术导向、学术价值。从绪论到附录，研究规范，结构严谨，表述清晰，论证充分。试举几例：

本书《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述论》，是我看到有关地域性铜镜发现史研究最好的论文之一，而《洛阳出土铜镜资料长编》的撰写造就了这篇高质量的论文。作者将洛阳出土铜镜地点划分为“三城一山”四个区域，一是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区（含汉晋河南县城遗址），二是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三是隋唐洛阳城遗址，四是邙山墓区。每个区域内又列出铜镜出土地点及其特点，层层细化，脉络清晰，既有一定的时空涵盖面，又有重点。

上编《洛阳出土铜镜图录》当为本书的重点所在，收录铜镜300面。尽管不少铜镜在过去已经发表，此书能将它们重新集结是非常必要的。除了全面展示洛阳铜镜的精华和典型代表外，更重要的是突出了资料的翔实性和准确性。稍微注意此书收录铜镜的说明，就可发现书中有意识地加强了铜镜的科学性和可利用性的描述，如铜镜的出土时间、地点、墓葬年代、收藏单位、发表的著作以及对其研究的情况。

本书是中国古代铜镜研究的新成果，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其新的思路、新的模式再次告诉我们：要提高中国铜镜研究水平，必须深化前人的研究成果，既彰显此前的成绩，也不囿于过去的看法，才能提高和创新。要有扎实的学术基础知识和研究根底，才能为学科发展和读者需要提供有价值的著作。

孔祥星

2013年7月于北京安贞里寓所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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