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搜狐历史观察家，在今年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回答了关于文物保护的提问，他指出文物保护是推动文化的发展，可以培育道德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政府的地位。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著名佛教学者、春江书院院长刘东亮老师，作客搜狐历史观察家，来跟我们聊聊文物保护的话题。刘老师您好。
刘东亮：您好。
主持人：中国每年都会有很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应该说保护历史文物是传承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必然要求。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咱们在这个文物的保护领域最紧迫的事情是什么呢？
刘东亮：一般都认为是法规。法规这个确实很重要，你像破坏文物成本特别低，他就会不害怕，不害怕的话他就任意破坏，任意践踏。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有这么一个文物被破坏了，然后就是罚款，然后罚的款项又是他觉得九牛一毛，没事，不疼不痒的。你这样的话别人知道了，好，这东西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法规上就没有一个对他起到保护的那么一种有力度的办法的话，就不行。你比如说同样是一个文物被破坏了，罚了一天价，罚得你倾家荡产。咱们就说那哪吧，原来华北烈士陵园有一铁狮子后来丢了，那个案子破没破不知道，但是如果这案子特别及时的破了，然后罚他1.5个亿，这文物价值可能不值1.5个亿，可能就值两千万，但是你性质恶劣，你破坏了文物，破坏了祖宗留下的宝贝。狠狠的罚一下。最终从法规上面就让大家对破坏文物这四个字就望而生畏。
主持人：对，有一种警示的作用。
刘东亮：对，为什么那个，你比如说日本社会制度，不是社会制度了，老百姓的那个礼貌啊，好多意识特别好。他早期也挺乱的，但是他狠罚，你随地吐痰，按照现在可能罚两千，你吐口痰罚两千，吓得大伙儿都不敢吐了。我在香港的时候我看香港大马路上，有随地吐痰罚款五千，公共场所抽烟罚款五千，好家伙罚这么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罚的再狠也不如大伙儿意识。法规上可以标一个给文物定价，但是这个定价是破坏了之后的罚款价。你比如说天安门广场那大狮子，如果你要破坏了是什么罪，罚多少钱，法规上面给的极重，大伙儿就怕了，怕是一方面，这还是退二退三的办法。第一个办法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让大家能够把文物保护意识提起来。我们下面讨论的时候有的朋友认为应该是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这个我就觉得群众文物保护意识应该不是太差，最差的是官员。
主持人：官员。
刘东亮：官员的文保意识，我给你讲两个故事你就知道了。他也想保护，第一个故事沧州铁狮子，本来是一个放在泥土上的大件，金属大件，泥堆上，地面是土的，这件文物有学者认为它是佛教的，是佛家的东西。这和大伙儿传统意识不一样，传统意识它就是一个振水兽，老发大水，摆上这么一个就不发大水了。后来有学者考证说，我的一帮朋友，这个狮子背上驼着个莲花宝座。
主持人：莲花宝座。
刘东亮：这莲花宝座就是佛教的一个象征物，代表了纯洁代表了修仙的那种境界。那么狮子背着莲花宝座，那他就应该对应文殊菩萨，而沧州这个地方从纬度线上，跟五台山在一个纬度线上，而且这个平行线还挺近，从这物理的距离上面也不远，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保护五台山文殊菩萨的坐骑。那么你在庙里就看到佛教的寺院释迦牟尼佛，左右两边一边是文殊一边是普贤。文殊菩萨骑的是一个青狮子。普贤菩萨骑的是一个六牙白象。这是他们俩的坐骑。有人说那个是佛教的。后来有一证据说从他身上发现了金刚经的经文，这就可以确认是佛教了。这是我们考证的玩的，这不说。就说这保护这话题，也不知道是哪来这么一官员，就当地的，当然这已经几任之前了，和现任的没关系了。几任之前他要保护，沧州铁狮子全球有名，怎么保护呢，把它作高点，在原来的土地上，要把它抬高，修了一水泥台，水泥台是硬的呀，原来金属在泥土上面这边沉一点那边轻一点已经实现了平衡，好些人弄大吊车放水泥台上了，水泥台是硬的，平衡立刻就打破了，打破了之后一下断了，受力不均匀，从腿上腰上断了，断了怎么办啊，断了再找人焊，再拿大铁杠子支，你说这是保护起来破坏。你保着他原来的样子怎么了，他就在泥巴堆里，你嫌他不够高，不够宏伟，不够壮观。你主观的加了一个高就是好，宏观就是好，壮观就是好，主观加了之后你就把他往台里抬。
主持人：其实是破坏了原本的。
刘东亮：而且大家也看不到原汁原味的老样子了。你说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判断，咱们一般认为的是法规原因还是资金原因，还是人员技能原因还是群众保护意识原因，这关群众的事吗？这里面还花很多钱，资金很到位。这就是在法规上怎么说，他是爱国还是不爱国。本来又是官员，还是出于一种好心办坏事了，没有问责，这个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就焊的差不多了，拿大钢管支着。我们现在还去现场看保留着，几个大铁棍子支着那么一沧州铁狮子。腰腿地方都有断裂，这断裂后来你把这笔帐记到谁头上，记到群众保护意识不强，记到资金不到位？记到人员没技能？这实际上就愚昧，是谁愚昧，官员愚昧，脑瓜一热就做这种决定的官员没人控制。这就很要命的一个事。在英国许多大马路上至今用着三百年前两百年前的那种路灯。为什么？因为要换路灯的时候大家投票，市民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市民说了我们不喜欢新灯，我们就喜欢老英国灯，这种老的味道在这呢，现在还烧煤油呢，那种煤油灯兹兹冒着多少年英国的街道上都不变，人们重新走在这个路上一看还是当前的路灯，还是那昏黄的影子，在那溜达是我童年的味道，甚至七老八十的人都是我童年的味道。还有谈恋爱的多少年回来还是老样子。有的看。然后大家都投票反对换新灯，就不换了。这么多年就保护住了，那些灯都成文物了，马路上的灯都成文物了。那个老味道在那呢。
主持人：那您看针对您刚才谈到的可能部分官员对于文物保护方面，像您说的好心办了坏事，他的意识没有到那层面上，主观上强加了一些措施导致了文物破坏，这些方面应该从哪些层面上去改善呢。
刘东亮：你得学学成功了保护了文物的地区的人们是怎么做的，打个比方，在日本的京都有一条河，这条河是界限桥这边现代化大楼，企业各种洋车，各种高架桥，河的这边就保持着明治维新以前的那个状态，老京都还在那，甚至人们还穿着过去旧的衣服。日本的那种。
主持人：和服。
刘东亮：唐朝的衣服，穿着木屐在街上走，你穿着近代服装你进去都觉得不格调，我也来一个那种时代的帽子，我也穿一个那个时代的大褂照一下，那边完全是旧的街道，旧的小摊，旧的车水马龙。车马什么交通工具都是旧的，大家见面还行着旧的礼，他这种保护就保护得非常好。当年梁思成先生要保护北京，其实也是这个思路。往西边来老城区划出来，划出来之后以后这就是宝贝，但是后来那政府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后来好象是去年梁思成自个儿的故居也给拆了，那严格的说那是一个精神象征的建筑。他的老家故居象征着有一拨中国文化人保护着一种标志一样的建筑。好了，连他的老窝都给端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城市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因为我们要走向现代化。代价太大了；你看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这故事还是真事，还是中国官员干的好事。呼和浩特市，原来有一片老城区，这个老城区是明清建筑群，明清建筑群上百年的门板，古色古香的那些建筑特别好看，那个地方而且商业上面还有一定的繁荣，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一位市长，我也不说他名了，因为也好几届之前了，脑瓜一热他就盖新的，给拆了。拆了大伙儿说这地方过去是个文化区，文化区我们也得盖，花了好多的钱又盖了一套假的，拆了真的盖假的，这种事在中国罕见吗？不罕见。这是谁说的算，官员说的算。官员的文保意识他不强吗？他想保护，他名正言顺的写的报告，打了报告打上去批了，谁批的？这事谁问责，咱们损失的明清建筑群，最后盖成一个仿名清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变成商业街，马路牙子都是方方正正的石头。然后租那些房子又租不出去，现在成了像死城一样，一个死的商业区在那。这就是呼和浩特市，这是几届前干的活。你这种事情我们从今天李总理开会之后，往后会不会还发生？能不能做到不发生？那么这个里面老百姓或者是文保部门说话的权利在哪？你不能说大众的文保意识不强，你也不能说文保的意识不强，可是领导脑瓜一热，领导就说了拆，拆了盖，那中间劳民伤财你说是资金问题吗？不是资金问题吧。
刘东亮：就是群众是否对一个文物是否存在于这个城市里有发言权这个才重要。这就是我总结的，如果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就不是群众的文保意识不行，有可能是官员的文保意识不行。但是你全社会是得听官员的，就是在文物保护层面上的民主，就是群众的发言权，或者是文保部门的发言权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有更重要的开拓空间。在法规上也是，是否能够对这些无视文物的官员有一种监控。或者至少你能拦他一下。
主持人：像您提到的比如说我们制度上或者法规上依然是需要完善的，可以说是。那么从另外一方让您提到的这一些大型的地面古建筑，如果是抛开这个制度不谈，如果单从专业角度，从文保的专业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判断他需要修缮呢，或者我们应该怎么去修缮更合适一些呢？
刘东亮：最好的修缮我认为就是那种修旧如旧。对修旧如旧还要分开一个情况，假设我现在坐这沙发现在是一个文物，比如说随便吧，定个朝代，咱们说明代的吧，掉了色，我修的时候我是做旧呢，我还是要显露出来，我认为是要显露出来。就是我现在这个沙发有背，有这个橙，有腿，就这个橙坏了，我修的时候我用一个不同颜色的木头，比如这是深褐色的，我这个地方用亮白色的。
主持人：明显区分出来。
刘东亮：区分出来我后修的部分。然后这个地方是原来的，什么地方是老东西，原滋原味的老东西告诉大家，然后修的部分也告诉大家，大伙儿区分出来，哦，这是修补过的。不然你要混到一块了，你新修的这部分做了旧，做的可像这边了，你这就骗人，你骗大伙儿。当然这个也是我一家之言，个人之见。不是所有的东西你都按这个法修，你按这个法修一部分，某些文物可以这些。你重盖了一个你做旧，那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你说这部分我重盖了，重盖了什么样，我仿的原来那样，原来的老部分就是这样，好了，真正的学者也好或者感兴趣德人也好拿着放大镜研究老的那一部分，然后参考着你新的做的这一部分，哦，原来好的时候是这个样，这都是我们复原的，这一小点还是原来最早最早几千年老样子。让大家看明白，你提这个问题我提这个建议。
主持人：像刚才咱们也聊到了北京的老城的问题，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当初梁思成先生是保留我们老城区。往西开发西城，目前来看可以说是没有实现，而且目前可能变化比较多，像故宫长城颐和园古老的大型古建筑，它的知名度可能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其他的朋友来北京，可能都会带着来这些名胜古迹来转一转，那么在保护的过程中他们有哪些优势呢？
刘东亮：肯定的，显而易见的优势，知名度太高了，国际有名，大伙儿就都关心他，领导目光、游客目光都会集中。实际上是一种危险，在我看来一个老东西越没人搭理越容易被保护好。大家都关注他的时候，就有点会像医院的那种事过渡医疗，过渡医疗往往会对他造成破坏大于保护。当然有许多你像故宫进行一些保护性修缮，他的柱子都朽了，你必须得换下来，他的瓦都碎了，年久失修，年久就会失修，这时候就应该去修修。可是修的时候吧，最好是在方案的这种制订上面严谨一些，能保留的尽量保留，保留不了换新的最好标出来。因为这个东西肯定会越来越少，肯定会越久远越消耗。为什么越远的越稀罕，就是因为时间会把他带走，早晚就有一个走，可是在走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去挽留他的存在，让后世的人能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一眼。
你刚才提问里面有这么一个相反的有一些犄角旮旯，他是缺乏保护，这个现象在国内其实很普遍。然后大家都在说资金，没钱没钱没钱，向上级要钱，上级好不容易补给你钱，脑瓜一热领导就干了那个。最让我恨，啼笑皆非的就是敦煌。咱们知道敦煌是王道长，王道长把敦煌的好些画都卖到海外去了。当时他想干嘛？他自己心里面想干嘛，他想用那些钱发财吗？他想用那钱吃喝玩乐吗？不是，那个王道长当时的发心特别好，是怎么个好法，他觉得敦煌这地方壁画如此之破烂，我一定要把它修好。然后他发现外国人买那些经卷就卖了，卖了挣了点钱，他就把其中某一部分给重新修了一下。他修的那种，就是特别民间的那种捏的难看极了，我们说太难看了，难看的形也不准。但是他觉得很荣耀，我重塑金身了，我给老佛爷重塑金身了。他不知道这个重塑金身是对那个文物巨大的破坏，他整个把那个最值钱的拆了，卖了，然后他又塑一个。让你看的啼笑皆非，大红大绿描眉大眼的，文物专家过去看哭的心都有了。为什么。好多人他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我要重塑金身。就咱们刚才聊那话题，现在是某些官员，某些有权利的人他有这个心态。他这个心态对文物的破坏太大了，可是这种东西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找出那种有利的监督方案，你控制住这些加引号的好心。
主持人：这些所谓的好心。
刘东亮：这些所谓的好心，你有什么办法能控制住一些党政要员的好心。升了官有权利的人的好心。还有一个话题我想讲就是什么呢，就是文物部门的执法手段是什么？你这个没法说啊。比如他要破坏这个文物，你文物部门不许动，说完人家不理你，不理怎么办，他能上去把人抓起来吗？他没这权利，他只能说找公安局再找派出所起诉那破坏文物的人。然后再说抓，他得走一趟法律程序，他自个儿无权，那是得等他破坏完了我才能去。
主持人：有这破坏事实了。
刘东亮：对，等他破坏完了我再去找公安局，他在破坏中或者他要破坏的时候我找公安局没用，我到派出所没用，我不能报案，这个要命，这个立法上得说清楚，你有这个意图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去制止，有什么有效的法律手段，你不能老是说文物过来我们再亡羊补牢，到时候你那羊已经亡了，亡不起啊，就那么一点，你亡了以后彻底就没了。
主持人：是，这个损失是不可逆转的。
刘东亮：一个是惩罚力度不够，造成成本太低，破坏文物的成本太低，一个就是实际上文保部门是没有执法权的。这很要命。
主持人：那咱们刚才也聊了比如说故宫的修缮问题，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如说长城，在我们直观概念里长城的造型相对简洁一些，是不是保护难度也低一些呢，比如说长城的保护和古代宫殿的保护有什么不同。
刘东亮：这是一技术问题，你得问特别专业的那种技术方面的专家。我们从文案层面来讲长城好多地方都修成了一段一段的假长城。好长城修成了假长城，如果你能够做到这种修旧如旧，真的假分开我觉得更有意义。
主持人：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也说靠文化事业来滋润道德的力量，各类文物显然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面对世界观和咱们的行为都会定型的未成年人，这种滋润道德咱们具体应该怎么进行呢？
刘东亮：这个问题两头我都要讨论一下。第一个是文物滋养文化道德，还是文化道德滋养文物。文物保护。这个可能是互相的。李总理说到了他的作用，文物的作用滋养道德，人通过见到文物思想起我们的当年，曾经有过的文明辉煌，这个滋养道德让你研究当年那件事，去探讨当年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这个非常好。但实际上从文物保护的层面上更需要道德的滋养。是人心，大家为什么去破坏这个文物的时候你去想想他的动机，有的时候他是这么一个情况。他不觉得这是自己的，他不知道这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走到那个地方写着王小虎到此一游，张翠花我爱你，是吧，他在文物上刻这些玩意儿的时候他不觉得这些东西是自己家的宝贝。这种意识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心态问题。佛教里有一个词汇叫同体大悲，这同体大悲是一种境界。就是打个比方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助人为乐的时候你自我的意识特别强的话，佛教认为在助人上面境界不高，境界高的是他会忘掉，忘掉那个被帮助的人，忘掉所帮助的事，忘掉所帮助的人。在完全那种忘我的状态下去助人，这个境界高，然后打了一比喻，管他叫同体大悲，就是比如说你左边那耳朵上长了一疮，你用右手去给左边耳朵上药，上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是用我的右手在给我的左耳朵做布施呢？你肯定不会去想。
刘东亮：这就叫做同体大悲。我拿起药来给我耳朵上药的时候我根本不想这是右耳朵，这是左耳朵这是右手，这个手给这做布施，没这想法，连布施的概念都没有。同体之间的救和帮助，就是自然产生的。
主持人：对，因为都是个体的。
刘东亮：当那种个体意识过强的时候集体意识就没了。
刘东亮：实际上是改革开放这么些年以来，社会上他这种强调个体的这种状况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不太好控制的这么一状态了。应该往回走了，应该强调群体，强调集体意识这个状态了。所以包括保护文物这件事上我觉得也是，保护文物只是众多事件当中的一个，包括很都社会公德方面的事情，比如慈善方面的事情，都是一种私有心和公有心之间的对抗。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考虑走点回头路。人的心别那么太私。
刘东亮：那么这时候传统文化就特别有力度了，为什么国外许多学者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实际强调这种公有心上面，尤其是在孔孟老庄时代是超强的，包括王阳明，包括禅宗，包括佛教，一旦把这个东西彰显出来之后，它可以救世界。
主持人：那您刚才也谈到了我们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聊，那应该说滋润道德在孩子在未成年人身上。
刘东亮：对，这是第二个问题，刚才提到了你教孩子和教成年人是一样的，而且你教成年人更好一点，他上午学了下午就能用。我不是在河北搞的那个书院嘛，讲传统文化讲国学，南怀瑾先生在太湖搞了一个太湖大学堂，他在全国各地搞那个少年儿童读经班，那个少年儿童读经班我们就不太认同，我在河北我们就搞成年人读经班，成年人读经班好出就是现学就能现用，现买就能现卖，他经过几个月的训练，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他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了，他直接可以在自己的企业当中下手。孩子们学是学了，是打了个好底子，但是它启用的时间是二三十年之后，到二三十年之后一大半可能就就饭吃了，学到了国学的东西是不少，但是就饭吃的也不少。你可以费了好大的劲，最后收效太遥远，而现实生活这种国学文化传统文化又亟待使用，这种时候我更觉得最好是大人孩子一块教，教大人还可以教多点，教多点他会了还可以教孩子。
主持人：可能我们一般概念里觉得这个要从孩子来抓起，毕竟孩子世界观人生观还没有形成，我们早一点教他们这个东西可能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是有一个帮助的，或者在这方面起到作用，应该说您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刘东亮：大人极需补课，为什么你没考上大学逼着我考。凭什么把你们那一代没实现的愿望非逼着我实现，你都没有做到凭什么让我做到。所以你应该要大人先会。大人他的理解能力领悟能力都强，他有几十年的生活积淀，有的时候传统文化国学的东西你真不到这个岁数你教不明白他。所以你教大人还好教，三言两语就能把这地方掰吃明白。理顺了之后他会用一百句话，一千句话去教儿童，所以我更提倡成年人，尤其是大学本科硕士博士都拿下来之后的这些朋友们，赶紧补国学的课。不补你出去到国外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哎呀，你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给我谈一下中国文化吧。都卡那了，我们那教学都是学的西方，从小到达没学点国学的东西。这是老外出了名的了。
主持人：所以说文化事业和文物保护这方面的意识应该说是大人孩子都得抓。
刘东亮：尤其得抓大人。
主持人：尤其得抓大人，那我们了解到刘老师对咱们这个佛教和易经这方面是颇有研究。
刘东亮：不敢，略知一点点。
主持人：应该说您也是在推动文化的一个传承和发扬。那么应该说易经文化是咱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古人用他来预测未来，然后预测大事，可以说上测天，下测地，那么中测人世，刘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易经文化对现代社会怎么发展？
刘东亮：八十年代以后有大量的出版物出来了，有一些古籍被重视起来了，然后大家开始搞这方面的研究，最早说实话不开玩笑，最早大伙儿还都没有意识到易经这个东西多么的特别好伟大。好多书里都是那么写的，大伙儿刚开始都是被算卦的，能知道明天怎么回事就好了，我要能知道我们家孩子考上考不上大学就好了，我要是能知道谁什么时候升官发财就好了。我什么时候升官发财最好了。知道了还不算，还得把它提前，提前了还不算还要把它弄高弄大，这种心思勾着很多人变成了易经爱好者。变成易经爱好者这事没关系，但是也别忘了，易经实际上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的哲学。这庞大体系哲学可以用到好多领域，比如军事上有分支，医学上有分支，音乐上有分支，艺术上有分支，甚至在外交上都有这种易经文化大智慧在里面。虽然大伙儿当初都是被一些小技巧，学个六爻，四柱，推个八字，弄个奇门遁甲测个字，被这些勾进来了。但是这是一个好现象，我觉得这是叫挂羊头卖龙肉，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是卖了龙肉，这些小东西勾着你进了门，进了门以后你会发现里面更好玩，除了算卦之外你的收获更巨大，你获得了一种东方的那种世界观，就是宇宙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我觉得还说得不彻底，我后来自个儿发明了一句话叫天人本一。你和环境你和自然本来就是一，不用那个合，还合什么合，本来就是一。在我学习易经的过程当中我就最后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跟宇宙，我跟世界我跟自然我跟环境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一元化的，统一化的。
主持人：本来就是一体。
刘东亮：本一的。所以我把这个天人合一我改一个字叫天人本一，自鸣得意了好些日子，后来翻古著，发现王阳明早在三百年前说过。但是也不赖，算是自己推出来的。他在全国风起云涌的二三十年，有一批青年是慢慢成长起来了，搞得比较专。你像山东的刘大军老师，他们都搞的不错。包括北大，他们现在就分到应用上了，比如我分到风水那一块，个人随着个人的兴趣吧，有人去研究音乐了，音乐和易经的关系，有人研究医，医易同源嘛，有人研究绘画艺术和易经的关系，现在发展到现在是2016年的时候，现在已经比二十年前不一样了，二十年前我们那一拨那时候都是奔着算卦去的，现在开始在各自领域里面细化，越研究越精致，甚至在设计上，在工业设计上，在农业推广上。易经文化现在都到应用上面挺好的，这种发展事态我认为很不错。实际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易经是每一个人都要学的。
主持人：每一个人都要学。
刘东亮：四书五经嘛，易经排前面的，在我看来是中国古代数学课。
主持人：为什么是数学课。
刘东亮：理科的嘛，运算嘛，你比如古代咱们说浑天仪、地动仪，这些的发明都和易经有关系，π，3.1415926535897932我还能背好多呢，时间关系不给你背了。这个咱们中国早就研究出来了，这个就是搞易经研究的人推的。靠皇历、农历，二十四节气，这是用于农业的。这些在古代的应用是极广的，它作用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后来有一个断代，文化的断代。从五四以后一切老东西都是狗屁。连孩子带盆一块都摔了。文化的大坑到现在还没爬出坑沿呢，严格的说，就从五四造成的文化断代。一切学西方，一切都是洋鬼子的好，一切与国际接轨，接什么轨，接妖魔鬼怪的鬼。就是跟国际接轨，那个鬼，不好。但是西方得有些东西我们学来也有用，比方说我们现在拿的手机，听音乐看电影是吧，开着车乱跑。这个时候你就要东方那些东西了，开车污染严重，手机辐射严重，伤眼睛。你得按东方的整体思维去考虑，社会发展进步快，带来的是环境恶劣到处雾霾。那你怎么能把这事往回掰呢，我觉得易经研究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好好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的话我觉得未来能够救这个世界。
主持人：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应该说最初不同德人进入到这易经门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出发点不一样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和推动，现在我们发现，应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其实它的内涵非常丰富，而且是非常非常值得研究的。然后像您也谈到了现在的时间和应用已经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么咱们说易经文化对于咱们文物保护和咱们现在文化事业的发展又有哪些作用呢？您跟我们聊聊这个，就是从东方哲学来看呢？
刘东亮：就是这个整体思维。就是这个古今易如，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同体大悲，你研究以后发现整个世界是你的，你和整个世界不二，那种私心就会减弱。传说是毛主席那句话我心系宇宙，宇宙系我心嘛。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心知力》，传说是毛泽东24岁写的。那个里面有这么一个我心系宇宙，宇宙系我心，这种宏观的观念，他把国与国的概念淡化了，他站在一个大人类的角度，甚至更庞大的一个角度，一个大爱的角度，在那个角度上你对待世界上文化的遗迹，从文物上，一旦这种情怀产生了，自然就不会去破坏他。这种观念能不能为更多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接受这很重要。
易经文化有一种整体的世界观，这种整体的世界观你看看在医学里面尤其是中医里面用的特别好，医易同源嘛，好多大夫不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他发现这一头低了，翘翘板就翘起来了，保持平衡。不会在这个地方老在这琢磨，是西医的态度，他不会到那头按翘翘板的另一头，这样平衡的观念就是易经文化带给我们的。你包括国际政治外交上习大大讲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布局，这个政治布局会让你立于不败之地，他不是就问题解决问题，他是到别处你那边撤你那火，这边翘不动来回翘，整体世界观这是易经文化。这个不但可以运用于文物，还可以应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主持人：应该说今天和刘老师聊得非常开心。也通过刘老师的介绍对于文物保护包括易经文化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作客咱们搜狐历史观察家，跟我们聊这么精彩的内容。
刘东亮：谢谢，我得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机会。
主持人：那么我们持续会为大家带来文物保护的相关话题，请您继续关注搜狐历史。
